费县羵羊之争：孔子命名“土之怪”至今难有定论

（一）

　　费县上冶镇古城村，春秋时期鲁国鄪邑。史料记载，费县历史上最早的统治者是春秋时期鲁桓公的第四个儿子季友。因其聪慧过人且善谋略，曾协助鲁国第十六任君主鲁庄公登上王位，平定鲁国内乱有功，于是被拜为上相，鲁国第十八任君主鲁僖公把“费地和汶阳之田”赐给了季友作为其世代居有的封地，他的后代称季孙氏。古城村也就是鄪邑古城，南临浚河，北依蒙山，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咸阳”之地。

　　古城村北，日东高速公路连线路西的一片杨树林里，竖立着两通石碑。石碑一通为乾隆年间费县知县骆大俊所立，上面雕刻有“季桓子井”四个楷书大字。另外一通则是嘉庆年间督粮道孙星衍同知县郭志清所立，刻有钱永隶书“季桓子得羵羊之井”八个大字。

　　13日，初冬的古城村北这片杨树林，遍地满是泛黄的落叶，暖阳通过头顶密密麻麻交叉的树枝斜射入大地，耀得落叶金灿灿亮人眼。若是初来此地很难意识到杨树林间的这处石墩上竖立的两通碑竟记述着有关季桓子井和羵羊的历史故事。

嘉庆年间所立石碑：季恒子得羵羊之井。

1、挖土得怪：季桓子持怪孔子辨识

　　季孙氏生活在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其始终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封地内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也为稳固封建地主阶级势力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原费县政协副主席魏宝玉说：“兴盛时期，这一家族拥有大量的私有农田和大批依附在其家族左右的农奴，一度拥有7000多人的私家武装力量。这一封建地主力量完全可和当时的鲁国国君相比。”

　　由古城遗址规模完全可以想象出当年富丽堂皇的宫殿、宏伟壮观的城郭、鳞次栉比的店堂和车水马龙的市井繁华景象。

　　季桓子，即季孙斯，季友的五世孙，季平子的儿子，春秋时鲁国卿大夫。值得说明的是季孙斯之“孙”为尊称，“季孙”并不是氏称，“季孙某”仅限于对宗主的称谓，宗族一般成员只能称“季某”。所以季桓子为季氏，而并非是季孙氏。

（二）

　　季桓子井是大口井，挖井的初衷就是为了农田的灌溉，据说这是中国最早用于自流灌溉的水井。古城村的地势是北高南低，挖井时也考虑到这一点。

　　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费人挖井时挖出了一个肚大口小的瓦器，内有一个怪物，羊不像羊，狗不像狗，附近乡民都不能辨别这到底是啥东西。于是，费人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季桓子。当然，季桓子也没有见过挖出的这一怪物，于是就找来了当时的大学者孔子。

　　坊间有传说，当时季桓子问：“我家挖井得到一个怪物，是什么呀？”孔子说：“这是羊啊！古人说：‘山之怪叫夔、蝄蜽；水之怪叫龙、罔象；土中之怪叫羵羊。’今得之土中，必定是羊。”季桓子又问：“什么叫羵羊？”孔子说：“非雌非雄，徒有其形”。季恒子把费地人叫来一问，果然分不出雌雄，于是大惊说：“仲尼之学，果不可及！”

　　孔子辨羵羊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史料不惜浓墨加以记述。

　　古代典籍关于羵羊的最早记载当属《国语·鲁语下》，其文：“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对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羵羊。’”文中，司马迁将此事的发声时间定于公元前505年。

　　羵羊的出现是一种吉祥的征兆。季桓子大为高兴，于是就让孔子做了中都宰，这也是孔老夫子走上鲁国政治舞台的开始。

　　由孔子辨羊得管可知，其虽然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但是却不像后来的儒生那么迂腐。尽管他对季孙氏把持朝政非常不满，经常抨击他们，但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学以致用，用礼乐教化鲁国人，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做官，孔子甚至想接受在费邑叛乱的公山拂扰的邀请，到费邑做官，只不过子路坚决反对才没有成行。在鲁国做官离开了季氏家族的支持是做不到的，所以，季氏让他为官，他就去了。孔子也支持动员他的弟子们到各地参政，仅到季氏私邑做费宰的先后就有5个人，他的弟子闵子骞不想做费宰，孔子还亲自做他的工作让他赴任。儒家文化的传播，季孙氏也是有力的推动者。

2、羵羊之争：“土之怪”至今难有定论

魏宝玉介绍羵羊情况。

　　费人挖井得怪，季桓子找孔子辨识，得出“羵羊”的说法。至于羵羊具体指什么？至今仍存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羵羊为地下生长的精怪，乃活体菌类物质；一种认为羵羊具体指费人挖出的陶器。

（三）

　　1.粘菌复合体？

　　孔子给出的权威解释是“土之怪”，也就是“土中的精怪”。虽然孔子不说怪异、勇力、叛乱、鬼神之类的事情，但是面对井下的怪物这一活生生存在的事实，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用“怪”来解释。

　　支持羵羊乃菌类物质这一观点自有其史料可考证。

　　三国魏人张揖《广雅·释天》说：“土神谓之羵羊。”他把“羵羊”说成是“土神”，此说有可能是“土之怪”的翻版。古人对“羵羊”的认识始终没有超出“精怪”、“神怪”、“妖怪”等迷信之说的范畴。

　　既然孔子称它是“怪”，推测其应该是一个蠕动的活体。三国吴人韦昭《国语注》说：“羊，生羊也，故谓之怪。”他认定是一只活羊。如果是死羊，也就谈不上“怪”了。

　　形如胎肉。三国吴人唐固《国语注》：“羵羊，雌雄未成者也。”所谓“雌雄未成”，是说它好像是未足月的胎儿，尚未成形。《国语》和《史记》一会儿说是狗，一会儿又说是羊，也是因为它虽然具备动物的雏形，但是形态未真，狗羊难辨。

　　体量不大。既然能够装在土罐里，体量应该不会太大。以狗或羊来推论，重量约为几公斤。如此看来，这个神秘的不速之客分明就是一块鲜活的“地下怪肉”。

　　古籍中记载了很多与之类似的“怪肉”，不过名字不叫“羵羊”，而是称为“视肉”、“聚肉”、“肉芝”、“肉块”等。

　　《山海经图赞·视肉》有载：“聚肉有眼，而无肠胃。与彼马勃，颇相仿佛。”又说：“聚肉形如牛肝，有两目也。食之无尽，寻复更生如故。”

　　《神仙感遇传》有载：“兰陵萧静之掘地得物，类人肉，肥润而红。烹而食之，逾月发生，力壮貌少。”五代《敦煌新录》说：“乙巳春，怀州一花门生，率仆掘地，得肉块一枚，大三四斛许。以刀割之，内如肉，有肤膜。”

　　近年来在甘肃、陕西、河北、江苏等省份也陆续发现了很多“地下怪肉”，并称之为“太岁”。这些“地下怪肉”的共同特点是：生长在地下，多为活体，外观似肉，颜色不一以白色居多。这些特点与“羵羊”的外观特征基本吻合。按此说法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羵羊”就是这种“地下怪肉”。

　　《本草纲目》记载：“肉芝，状如肉，乃生物也。白者如截肪，黄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彻如坚冰也。”他直接把“肉芝”列入“菜部”，与木耳、香蕈、土菌等并列，指称其“乃生物也”此认识远远超越了“太岁”等迷信的说法，接近于科学解释。

　　就此，从科学的角度分析可以推断羵羊是一种菌类物质，称“粘菌复合体”，这种生物叫做原生质生物，是生命的原始状态。原生质生物生活在水中能够游动，它既可以像动物一样通过吞噬其他的生物生活，也可以像植物一样通过光合作用生活。

（四）

　　2.兽形的陶器？

　　称羵羊为陶器也有其现实可推敲的依据。

　　蒙山地区文明古老，早在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烧制使用土缶。最早记载这一地区土缶的史书是春秋时期史官所写的《国语》。季桓子等人挖井挖出上古陶器，其中下边一件像土缶，上边一件形状像羊，人们都不认识。季桓子派人去请教孔子，派去的人又说像狗。孔子说是羊，并解释说据他所知，“山之怪叫夔、蝄蜽；水之怪叫龙、罔象；土中之怪叫羵羊。”

　　《康熙字典》：“羵，音汾，土中之怪。亦作坟。”羊是象形字，本义是一种家畜。后来人们把它作为牺牲，宰杀后放在礼器中祭祀祖先祈求吉祥，羊的原义引申，增加了吉祥的意思。所以，《说文解字》释“羊，祥也”。《辞海》“羊，通祥。古器物铭文‘吉祥’多作‘吉羊’”。

　　平邑县史志办原主任、编审李常松认为，孔子称“羵羊”者是将其视为地下出土的上古时人们祈求吉祥的礼器，但这件礼器具体叫陶鼎？陶鬲？陶罐？陶壶？孔子当时并没有说明。孔子学识渊博，熟悉商周之礼。他对费人挖出之物虽感陌生，称之为“土中之怪”，但从丰富的知识中推断该器物应与上古时期的随葬、祭祀礼仪有关。所以一开始便称其为“羊”，进而又将其和其他所有地下出土的奇怪的叫不出名字来的器物统称为“羵羊”。

　　支持这一说法的也有其科考依据。现代考古证明，山东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确曾出土过个别器型特殊的仿兽形、鸟形样式的陶器。如1959年泰安县大汶口遗址出土过一件少见的酷似猪形的陶壶。此器是夹砂红陶，拱鼻、张口、四足，短尾上翘，耳穿小孔，背装提手，尾根一筒形口、可盛水，嘴可注水，体肥壮、近似猪形。这件器物不仅造型夸张，生动优美，而且实用方便，可谓匠心独具。

　　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生产已较之以前大为进步，人们开始大量饲养猪、狗、羊等家畜。制陶业相当繁荣，陶器种类、数量众多。陶工们在正常制作大量一般陶器的同时，往往能够根据某些常见动物的突出特征和关键部位造型，烧制少量特殊用途的仿生造型陶器。这种仿生陶器与一般陶器相比较，形状特殊，工艺水平较高。

　　大汶口遗址出土过酷似猪形的陶壶，在季桓子穿井之地鄪城出土形状似羊、似狗，孔子称之为“羵羊”的兽形陶器，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记者车少远

来源：琅琊网编辑：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