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漫步王羲之故居，亭台楼榭、潺潺流水、淡淡墨香，一处精心怡情之地。然而，就是这处幽静庭院，地下却掩埋着鲜为人知的秘密，搅动着今人的猜想。
　　2003年4月30日，王羲之故居公园扩建工程施工时，挖掘机的铁铲竟将地下戳出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一座掩埋千年的地下墓葬呈现于世。随即，考古专家对这座较大的砖石墓葬（一号墓）进行抢救性发掘。6月7日，一号墓西侧30余米处，施工中再次发现一座规模更大的墓葬（二号墓）。
　　石制墓门、砖筑墓身、龟背墓底……独特的墓葬建筑反映出怎样的历史背景和地域人文？
　　一号墓东室内两具人骨，通过骨骼判断一具为1岁左右的幼儿，另一具为2至3个月大的婴儿；西室内发现有一具人骨，墓主年龄大概在6至7岁。墓室内随葬有铜器、瓷器、陶器、漆器、铁器、金器及其他质料的随葬品250余件（套），品种繁多。如此年幼的墓主、奢侈的随葬品，无不透露出墓主人的显贵，这位权贵墓主到底是谁？墓葬建于王羲之故居内，墓主是否与王氏家族有着密切关系？
　　考古专家介入，解密墓葬规格、器物神韵、骨骸特征，逐渐揭开墓葬的神秘面纱！

 

出土的金饰器物

墓葬建构：
地质变故或致龟背墓底

　　墓葬所在地原为一处高地，是临沂城老城区内的最高点。通过墓葬覆土的清理情况可以看出，墓上的高地堆积实际为残存的封土。一号墓封土直径约40米，残存高度近2米。墓葬的封土在接近墓顶部分由堆筑而成，上部夯筑。墓室四周的填土也为夯筑而成，并在夯层中添加石灰层。
　　墓室砌筑在夯筑形成的墓圹以内，墓葬经过精心处理，采用石灰和土层层层夯筑。墓顶用石灰封护，石灰之上的封土经过人工夯筑，夯筑厚度达到1米以上。地面为一层坚硬的石灰面。以此建构能有效避免紧挨墓顶处杂草生长、封闭性强。
　　一号墓分左右两个墓室，墓向南。两墓室平面皆为长方形、券顶，楔形砖单层起券；砖墙采用“二顺一丁”的砌筑方式。两个墓室各有石制墓门，墓门外侧砌筑封土砖墙，封门砖上放置有与祭祀有关的青瓷罐、釉陶兽形水注、五铢钱等物品，或与封墓祭祀活动有关。门前东西两侧各砌筑一道南北向挡土砖墙。
　　墓门前有一个规整的方形庭院，其南壁中间有向南延伸的墓道。
　　墓室内墓底由青砖铺设，呈龟背形凸起，部分墓底严重变形，青砖翘起，随葬器物多散落在龟背状墓底四周。仔细瞧，墓底所铺块状青砖与青砖之间有明显间隙。墓门前堆积有不少器物，有些器物被细如粉的沙子填充，此外还发现有田螺贝壳。墓内壁发现有积水的痕迹，且有斑块状似红褐色铁锈的附着物，部分青砖外层酥软有脱层，部分内壁清晰可见麦穰掺杂物。墓底、墓内壁缘何出现如此现象？东室大块青石门楣断裂，到底是怎样的外力导致青石断裂？
　　此外，考古专家用勘探铲在墓室外打了2个探孔，准备探测墓室地质构造，结果深半米处便有细沙出现，逢雨季，地下水顺着2个探孔不停地往外涌动。无奈，施工队搬来抽水泵连续抽水这才抑制住墓道内积水。
　　根据上述现象分析，龟背状墓底或许并非原始砌筑的棺床，很大程度在地质变化下，外力作用下引起原本承重的墓壁四周下沉，墓底地下又系河床，下沉后的四壁致使墓底隆起，原本平整的墓底隆起也导致墓底青砖间出现间隙。这才出现发掘时呈现的龟背状墓底。
　　古墓距离涑河、沂河较近，地下河床相连，地下水旺盛时便会夹杂着细沙、田螺贝壳上涌，水量充足时几乎能灌满整个墓室，由此便可以理解墓壁、墓顶发现的积水痕迹。
　　由墓室内壁观察，青砖内壁、麦穰泥层、石灰覆盖。灌水后的墓室，囤积的地下水形成一个微循环，地下河床水位下降后积水便会顺着墓门缝隙往外流动。墓室内随葬器物、细沙、棺漆等则顺着积水泄流的推力飘到墓门处。如此反复积水、泄水，内壁上的石灰经过浸泡、氧化，保存下来的便会呈红褐色，似铁锈。
　　此外，墓顶、墙皮浸泡酥软后，外层的脱落砸中随葬品，这也是一号墓未曾被盗却出现部分随葬品破碎的一个原因。
　　当然，对于墓底龟背另有一种观点，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墓葬地面处理方式，建墓者把墓底做成四周落下、中间凸起的龟背状，再把棺椁和陪葬品放置凸面顶端，避免墓室渗水受影响。

 

胡人骑兽青瓷烛台

年代考究：
西晋末年或至东晋初年

　　一号墓由于未被盗挖，随葬出土的物品十分丰富，其中出土的漆器底部有清晰的朱书文字，记载的年号内容有“大康七年”、“大康八年”和“十年”等三个年号以及“王女”、“李平”、“李次”、“官”等文字。
　　古代“大”和“太”可以通用，大康即是太康，太康（280年-289年）是西晋皇帝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三个年号。此墓应该是西晋晚期所建墓葬，纵观西晋历史，司马炎在位的26年为前期，后面的惠帝、怀帝、愍帝属晚期。根据墓中器物纪年，此墓是西晋晚期，不会是早期。漆器的纪年：七年、八年、十年只能表示生产时间，也可能是墓主买了存在家里，死时又随葬，器物与人死相差一二十年是可能存在的现象。
　　由此可断，墓葬上限是太康十年即公元289年，大致是西晋晚期。
　　太康元年也就是公元280年，西晋皇帝司马炎分封他的叔叔司马伷为琅邪王，之后王位传给其儿子司马觐，司马觐又将王位传于其子司马睿。晋室祸结兵连之时，琅邪王司马睿为了保全自己，带着家眷从中原逃回封地琅邪国。
　　西晋时期，临沂地属琅邪国。从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驾崩，到建兴四年（公元316年）晋愍帝司马邺投降前赵，西晋灭亡，短短的26年江河日下，王朝迅速走向衰亡。中原地区由膏腴之地变为血雨腥风的战场，生灵涂炭，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北方士民纷纷南迁，逃避战时祸乱。
　　《资治通鉴》第87卷有载：“曹嶷自大梁引兵而东，所至皆下，遂克东平，进攻琅邪”。“初，帝以王弥、石勒侵逼京畿，诏苟督帅州郡讨之。会曹嶷破琅邪，北收齐地，兵势甚盛，苟纯闭城自守。还救青州，与嶷连战，破之 。”
　　由此可见，此后司马睿由琅邪地南渡不久，琅邪就被曹嶷占领了。曹嶷虽然先后听命于前赵和后赵的胡人政权，但曹嶷向来心怀故国，西晋灭亡后，他一直想归顺建都建业城的东晋政权。后来，石勒为了笼络曹嶷，特别晋封他为征东大将军、青州牧，封琅邪公。
　　这一时期，石勒政权和司马政权以淮河为分界点对弈，琅邪古地已经不合适居住，所以出现了历史上的西晋琅邪王南迁。当时整个徐州、包括河南大部都在石勒政权统治范围内。可见，琅邪国人假如不随司马睿南渡，免不得遭受兵燹之苦。
　　公元316年，西晋彻底灭亡后琅邪王司马睿南迁建康（今南京）建都，建立了东晋政权。司马睿当了东晋皇帝后便把“琅邪王”封号传给其子司马裒。但是，这个时候原属封地琅邪已经在石勒政权管辖范围内，出现汉人权贵埋葬琅邪故地的情况不大。
　　此外，南京地区晋墓较多，从洗砚池晋墓出土的青瓷器特征看，与南京东晋墓的还是有差别。如此看来，根据墓中出土的纪年和其他标型器物，考究历史，墓葬下限可能在311年曹嶷破琅邪之时。此外，墓葬时期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墓葬下限为东晋初年。

 

鐎斗

墓葬主人：
三具幼骨外露权贵之气

1　一号墓

　　一号墓两个墓室内的棺木已经腐朽，散乱。从墓室内发现的保存基本完整的棺木漆皮判断，西墓室内有一具木棺，棺内有人骨一具，保存较好，头东脚西，身材矮小纤细，右门齿乳牙长了一半，左侧门齿乳牙、恒牙尚未完全长出。显然，幼儿正处于换牙阶段，年龄在五六岁左右。东墓室，发现有两处木棺漆皮，由此判断墓室内有两具木棺，墓室内发现的骨骼因细小，加之千余年来腐化严重，东墓室里的两具幼儿骸骨只能隐约看出人形。年龄大概为一具一岁多，另外一具几个月大。
　　西墓室骸骨四周散落有大大小小多种随葬品，其中有2枚金簪和2枚金钗，应为骨骸发丝装饰物。此外，墓室内清理出散落的金珠子43颗，串起来后的金珠子为幼儿颈上佩戴的金项链。2对金手镯，手镯附近散落有金铃铛。骨骸交叉双手旁另发现有11枚金指环。
　　由于西墓室出土有金簪、金项链等物品，有专家认为这具骨骸性别为女孩。但是，从西墓室内发现的随葬品中有3把铁刀、1个弩机和几枚骨镞，其中最长的铁刀和死者身高相当，显然小女孩随葬品中不可能随葬有武器。
　　用随葬品来判定死者性别是比较准确，如果墓主是男性，古有男孩贱养的习俗，极有可能长辈为幼儿长命而故作女孩养活，死后随葬金钗、金簪等器物，也是可以理解。随葬物品既有项链又有武器，因为幼儿年幼，骨骼钙化程度低发育不完全，医学专家无法从骨骼判断三名幼儿的性别。目前，对于墓葬主人男女有待进一步考究。
　　因为一号墓未被盗挖，墓葬出土随葬品十分丰富，经清理有铜器、瓷器、陶器、漆器、铁器、金器及其他质料的随葬品250余件（套）。
　　奢华墓葬和大批随葬品，埋葬的却是三名幼童，显然说明孩子夭折后得到了非同一般的厚爱，这远非普通家庭能操办的葬礼。
　　此外，中国古代，死者不满8岁被称为无服之殇，死后只以瓦棺装敛，埋在园内了事，不能按成人礼仪埋葬。但是1号墓夭折的3个孩子，不但有规模如此巨大的墓葬，而且有丰富精美的随葬品，更证实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
　　此外，考古专家在发掘过程中发现古墓中没有二次下葬的痕迹，专家推测三个孩子当中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墓主人，而其他两个则是给这位权贵墓主人陪葬。单从随葬品来看，西室明显多于东室，而且更为精致贵重。另外，西室死者身上佩戴的黄金制品远高于东室两名死者所佩总数。由此分析，西墓室中的这名幼儿应该是一号墓的核心人物。那么，这个核心人物到底是谁？
　　史料记载，当时的琅邪国实力强大者除皇族司马氏外，另有王氏、诸葛氏、颜氏等各大家族。王氏权利地域集中在今临沂城一带，诸葛氏集中在今沂南一带，颜氏则跨今费县、沂南等地，各大家族盘踞一地，当属地方名门望族。
　　查阅王氏族谱可知，王祥、王览的众多儿子中，除早亡者外其他的都为西晋高官。太康年间，王祥族孙王戎、王衍已经为朝中名臣，聚敛了巨额财富，王敦也已尚公主，其他王氏子弟相继入仕，无论是政治势力还是经济实力，王氏首屈一指。
　　此外，西晋各琅邪王为了维护封国秩序，与王氏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们世代与王氏家族交好联姻，形成了稳固的地域性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王氏家族在临沂广有庄园，经济实力雄厚，而且在政治上地位显赫，势力强大，完全有条件营建大规模墓葬。
　　至于诸葛氏，其中晋武帝司马炎的叔叔司马伷的妻子诸葛氏，是诸葛亮的族孙女。显然，司马氏和诸葛氏早在司马炎之前便有通婚，当属权贵之族。
　　另外，西晋王朝的建立、皇权的统治一定程度上依附地方权贵，这显示出地方权贵在经济、权势等方面的实力。
　　显然，当时司马氏、王氏、诸葛氏、颜氏家族都有实力为夭折的孩子举行盛大葬礼。至于墓主人的身份，能界定的应该属于王侯、名门望族或高级官吏一类的家族成员。

2 二号墓

　　一号墓西侧30余米的二号墓，该墓葬也是砖室券顶墓，但墓葬结构与一号墓葬不同，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几部分组成。建筑主体部分南北通长13米、东西宽7米、高4.42米，规格比一号墓大。这座墓葬是夫妻合葬墓，墓室内有人骨两具，从遗骨判断，男子年龄50岁左右；依据腐朽的棺痕测量，棺长大概在2.9米。
　　因为这座墓葬早年曾被盗挖，随葬品所剩不多，从发现的金钉、玛瑙珠、青铜虎子等推断，这座墓葬原来应该也有十分丰富珍贵的随葬品。该墓是夫妻合葬墓，从墓道扰乱迹象看，两位死者埋葬的时间有明显间隔。
　　从二号墓的结构特点及出土物的特征推断，其时代与一号墓的时代相去不远，但从二号墓封土叠压一号墓封土的情况看，二号墓晚于一号墓，或者说至少第二次开启墓道合葬时要晚于一号墓。结合相同的历史背景分析，二号墓的下限也不过公元311年左右，二号墓也属于西晋晚期墓葬。
　　二号墓和一号墓埋葬时代一致，且空间位置相距不远，可以推断墓主应是同一家族成员。亦或者，除一号墓、二号墓外，附近地下另有墓葬未被发掘，这些都有可能存在。但就已发掘的两墓葬，规模较大，建筑独具风格，随葬品丰富，这都反映了墓主人家族的政治、经济实力非同一般。
　　西晋琅邪国共历四王：武王司马伷、恭王司马觐、元帝司马睿、孝王司马裒。晋书记载，司马伷死后葬在洛阳，公元317年，司马裒18岁死后应该葬在江南，至于司马睿则明确记载葬于今天的南京建平陵。唯有司马觐死后有可能葬在封国，也就是在今天的临沂。但是就二号墓而言，墓中的男子从遗骨来看，年龄在50岁左右，这与司马觐的年龄不合。
　　史料记载，司马觐死于290年，时年35岁，与二号墓男子的年龄相差很大，可以排除二号墓为司马氏四王墓葬。
　　此外，琅邪国作为晋代政治地位最重要的一个诸候国，其谱系记载是很明确的，司马觐并无夭亡幼子。是不是其三王的子嗣，亦或者是王氏、诸葛氏、颜氏家族？仍需考究。

 

墓室内，未发掘前貌

墓葬延伸：
见微知著彰显文化背景

1 冥婚

　　一号墓三名幼童合葬的现象实属罕见。在中国古代殡葬习俗中，只有夫妻才能合葬。汉晋时期，大约16岁女孩子就可以结婚，但这三个人加在一起都不够16岁。专家由此推断，这可能就是古老的殡葬习俗——冥婚。
　　冥婚也叫阴婚，是给死去的人找配偶。有的少男少女在定婚后，未等到迎娶过门就因故双亡。族中长辈认为如果不替他（她）们完婚，他（她）们的鬼魂就会作怪，使得家宅不安。因此，一定要为他（她）们举行一个阴婚仪式，最后将他（她）们埋在一起，成为夫妻，并骨合葬，免得男女两家的茔地里出现孤坟。　　
　　《周礼》云：“禁迁葬与嫁殇者。”《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第20卷记载，曹冲“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亲为请命。及亡，哀甚。文帝宽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言则流涕，为聘甄氏亡女与合葬”。曹冲的冥婚，史料均有记载。
　　古时，因医疗条件、生活饮食、战乱祸事等多重原因，即便是皇子死亡率也很高，官宦子嗣夭折实属常见。因此，皇子、贵族子嗣夭折后，长辈们找位门当户对同期夭折的异性孩子，并非难事。此外，为夭折的子嗣举行冥婚，同样能拉近不同权贵家族的关系，达到巩固利益联盟的作用。
　　阴婚在汉朝以前就有。由于阴婚耗费社会上大量人力、物力，且毫无意义，曾予禁止。
　　一号墓，三具骨骸合葬，冥婚的推论自有其现实依据。

2 文物

　　珍贵的晋墓随葬器物，打开墓门，胡人骑兽青瓷烛台，豆青色如玉般晶莹，烛台上的附着物遮掩着器物的精美造型，依稀可见胡人凝神远视、神兽昂首体硕姿态。就是这个烛台，无声地诉说着千年前的地域人文。
　　胡汉矛盾在汉代时就有，匈奴经常寇边，掠夺人口、牲畜。到三国时期，曹操和匈奴联合建立匈奴新政权体系，汉化南匈奴。再到后来少数民族开始进入中原，学习中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此时，有一部分少数民族开始放弃游牧生活，过上了定居的日子。渗透到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从事仆役、兵役等比较低级的工作。在汉人的生活中对此就有一些表现，拿胡人造型当烛台即是其中一项种族歧视情绪的外在表现。这也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冲突。
　　此外，墓室内出土的鸡首壶、碗、罐、盂等众多精美的南方青瓷器不仅展示了当时瓷器制作的水平，而且反映了当时南北经济交往的发达；丹药瓶、棋子、砚台等则透出魏晋士人崇尚养生服食、追求玄远高雅的影子；众多的黄金饰品和其他珍贵用品，展示了西晋时期豪门大族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奢靡相尚”的腐朽，很好地印证了史书中关于晋人“竞豪奢”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