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纣王失国
上文提到，自从雄才大略的“中兴之君”、第二十三任商王武丁帝（姓子名昭，庙号商高宗，在位59年）去世后，又历经第二十四任商王祖庚帝（姓子名曜，武丁之子，庙号商后平王，在位11年）；到第二十五任商王祖甲帝（武丁帝之子，祖庚帝之弟，姓子名载，庙号商世宗，在位21年）晚期，商朝开始呈现出盛极而衰的景象。史书上说：“帝甲（即祖甲帝）淫乱，殷复衰”。又说“帝武乙（即第二十八任商王武乙帝，姓子名瞿，庙号商烈王），慢神而震死”。就是说：从祖甲帝晚期开始，商殷王朝开始走向衰落。到武乙帝时，他因怠慢上天神灵而又不按时祭祀祖先，当他到黄河与渭河之间游猎时，竟被打雷劈死。
武乙帝是第二十七任商王庚丁帝（又名康丁，姓子名嚣，庙号商安王）的儿子，武丁帝的孙子。庚丁帝死后，武乙帝于公元前1147年继位，在位35年，于公元前1113年去世。他是商殷王朝后期一位非常重要的帝王。不仅在位时间长，而且他在平定四夷，巩固疆土等方面，很有作为，使商殷王朝又呈现出短暂的复兴之像。
相传武乙帝在位期间，周边的诸侯方国部落势力逐渐强大，尤其东夷和淮夷的势力，更是达到了商朝统治中心的中原东部腹地。而且当时商殷王族内部巫教盛行，其势力已经发展的非常强大，他们经常假借天意，发号施令，到了随意钳制和影响商殷帝王的地步。
武乙帝为了削弱巫教势力，挣脱巫权束缚。相传有一次，他命工匠雕刻了一个木偶，状貌威严，冠服华丽，称作“天神”。他让一个巫臣代表木偶，作为天神来与他赌博，最后巫臣以大输告终。武乙帝借机讥讽巫臣，并当众痛打木偶。
又有一次，武乙帝命人制作了一只皮囊，盛满兽血，挂在大树上，他亲自挽弓射箭，射破皮囊，兽血喷出，名曰“射天”。并以此打击巫教，比喻“人定胜天”。经过种种斗争，终于使巫教权势大大降低，王权势力得以上升。
但《史记·殷本纪》记载这两件事时说：“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后猎于河渭之间，暴雷震死”。从而把后来武乙帝的死（传说被雷震死），看成与这两件事具有因果关系。
史书同时记载：武乙帝摆脱巫教束缚后，开始大伸拳脚。为了改变东西方腹背受敌的困境，武乙帝决定首先集中兵力征伐西部敌对势力。经过几年征战，先后打败氐方（古代居住在甘肃、陕西、四川一带的氏族部落）、以及相邻的旨方等部落方国，最后击溃了他们的联合军队，并俘虏了二千余人，充当奴隶。此后，武乙帝又连续征伐南部归方（在今湖北秭归县境），最终驱逐了归方势力，将其疆土置于统治之下。
武乙帝在位期间，西方的周族首领古公亶父开始向商朝纳贡，史书上说武乙帝将岐邑赐予古公亶父。到武乙帝三十四年，古公亶父的儿子季历又前来朝见，武乙又赏赐给季历土地三十里，美玉十双、良马十匹等物品。次年，季历讨伐鬼方，俘虏二十狄王。从而使商朝西部边境开始趋于安宁。
史书上说，由于武乙帝晚年贪于享乐，喜欢游猎，当他到黄河与渭河之间游猎时，竟被打雷劈死。但也有史书说他是死于战事。由于他在位期间镇压巫教，巫师们后来编造出遭雷劈死的典故，意在证明“天神报应”，并对他加以诋毁。
武乙帝去世后，他的儿子文丁（姓子名托，庙号商匡王；公元前1112年至前1102年在位）继位，是为第二十九任商王。他就是后来的宋国公、也是宋姓始祖宋微子以及帝辛（商纣王）的爷爷。
文丁帝在位期间，为了稳定西部边境，继续对西部周族方国采取怀柔政策。鼓励周族部落首领季历征伐西部戎狄部落。季历首先打败了北部强敌义渠（在今宁夏固原），并生擒义渠首领。此后，又发动对燕京戎、余无戎、始呼戎、翳（读意yi）徒戎等多次战争，并获得胜利。季历向太丁报捷，并献上俘虏和战利品，被太丁帝封为“牧师”，并封季历为伯爵，赐国号“周”。授予季历拥有征伐西方戎族的权力。同时将自己的女儿太妊公主，下嫁给季历为正妃，所生长子，就是后来被追封为西周文王的姬昌。
史书上说：由于西周季历后来屡屡乘商朝连年征伐东夷部落、无暇西顾之机，先后起兵吞并了商朝所封诸侯程国、饥国、以及西部众多弱小方国部落，以扩张疆域，清除障碍，扩张势力。季历的所作所为，已严重侵犯了商殷王朝的权威和利益。后来被商王文丁帝寻找借口，将季历软禁起来，结果季历绝食而死（也有史书说是被杀死）。从此西周与商朝结怨。
文丁帝做的另一件轰动历史的事，就是为他的母亲王后戊（读务wu），铸造了巨型青铜方鼎“司母戊”。 1939年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墓出土。因鼎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而被称为“司母戊鼎”。其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8厘米、重832.84千克。是中国、也是世界古代最大的铜鼎；证明在商殷晚期，我国青铜器铸造技术，就已达到了顶峰时期。出土后，被考古界评为“十大发现”之一。
文丁帝在位十一年去世后，他的儿子帝乙（姓子名羡，公元前1101至1076年在位26年；庙号商德王）继位，是商朝第三十任商王。由于帝乙在位期间，平定东方夷族部落，使中原华夏文化得以传播到东海之滨等广大疆域；加之他的儿子宋微子（微子启）后来建立了传国750余年、曾一度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宋国，并成为中华望族宋氏等众多姓氏的始祖；所以，帝乙被后人尊称为“帝乙大帝”。
史书记载：在帝乙大帝继位之前，由于文丁帝后期，中原地区连年遭遇自然灾害，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暴雨后的水患，竟造成都城王畿地区内的洹水河“一日三绝”，即一天发生数次决堤水淹；从而严重影响了商朝的社会经济，使国力日渐衰弱。
同时，由于东夷、淮夷诸部落，势力日益强大，经常侵扰商朝边境。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自武乙帝时，“东夷寖盛大，分迁淮岱（淮河和泰山），渐居中土”。即部分东夷、淮夷部落已经西迁到淮河流域和泰山一带，逐渐占据中原疆土，使商朝面临严重局面。
相传帝乙大帝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帝王，他继位后，为了稳住西方边境的安宁，并力图缓和与周族方国的关系，以解除后顾之忧；不仅封季历的儿子姬昌为伯爵，还将自己的小女儿太姒公主许配与他。自此，姬昌又被尊称为“西伯”，并获得商殷王朝的看重和信任。
据高凡先生所著《易之秘密的科学揭示》等考证：《周易.八卦》中的“泰”卦和“归妹”卦，爻辞里都曾提到“帝乙归妹”这一卦辞。看来这在商周时期是一件大事。古文中的“归”意为女子出嫁，“妹”为少女。帝乙大帝作为商朝帝王，他将自己的女儿下嫁西伯姬昌，相传生下了武王姬发、周公姬旦等八个儿子（一说生育十子）。如此，帝乙大帝就成了西伯姬昌的岳父，武王姬发和周公姬旦的姥爷。
为此，在古《周易.八卦》中，演绎出了“帝乙归妹”这一卦辞，并衍生出了“天作之合”这一古成语。“帝乙归妹”就有了两层意思：一是说帝乙大帝曾亲自陪送自己的妹妹太妊公主到西周去举行隆重的婚礼（嫁给季历）；一是说他将自己的小女儿（古时少女称妹）太姒公主下嫁（归）西伯姬昌。“天作之合”是说太妊公主和太姒公主先后诞生了西周天子文王姬昌和武王姬发，应是上天的旨意。
史书还记载，西周始终将商王文丁帝和帝乙大帝的宗庙，与周王族的历代祖先一并祭祀。这大概与古时候受母系氏族社会影响，曾一度遗留下同时祭祀外祖父和母舅等习俗有关。同时，根据近代出土的甲骨文考古证实，商朝时商王室的父、叔、舅皆称“父”；子、甥、侄皆称“子”；亲堂表兄弟皆称“兄弟”。所谓“父死子继”，实际上也存在“舅死甥继”的可能。因此，母系亲属与父系亲属之间，就会出现姓氏交叉；而且在后来淡化母为姓、父为氏，进而“姓氏混一 ”的过程中，也就会存在父系与母系“姓氏混一”的现象。
相传帝乙大帝解除了西部后顾之忧后，开始集中力量，重点对付当时东方强敌东夷、淮夷（东夷的一支）等部落联盟势力。
史书上说，这些夷族方国，历史上对商朝时附时叛（有时依附归顺，有时叛乱侵扰），帝乙大帝继位之初，他们又多次侵犯商殷疆界，进行突袭掳掠。
帝乙大帝征伐诸夷中，见诸于史书记载的有：
（1）帝乙三年，昆夷(古时西北诸戎部落之一)攻打商朝，帝乙派遣将领南仲率军击溃昆夷，并修筑朔方城镇守（此时的朔方约在今河北西北部，后来朔方城移至今内蒙古河套地区）。见《竹书纪年》载：“（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
（2）帝乙九年，帝乙出兵征伐岛夷和淮夷，途中受到盂方（今河南睢县境内）的截击。帝乙遂率领诸侯联军讨伐盂方，得胜而回。
（3）帝乙十年二月，帝乙率军击败盂方。同年九月，商军进至淮水流域的攸国（今安徽宿州境内），帝乙和攸国国君攸侯喜合兵攻伐夷族，大败夷方。帝乙十一年五月得胜而回，返回商都时，前后费时达260天。说明这次东征已深入敌人纵深区域。
（4）帝乙十年，征伐人方（位于今黄、泗、淮流域，今山东、江苏、安徽一带），亦称尸方、夷方，是生活在商朝东部地区的一个夷人方国。人方发展迅速，经常进入商境攻掠，成为商朝劲敌。武乙在位时，曾攻打过人方。帝乙在位时，双方矛盾更为尖锐。帝乙十年，征调各诸侯属国军队，由帝乙大帝亲自率领，并命东部属国攸国国君攸侯喜，率领本国军队协同进攻人方。商军从东部重镇大邑商（今河南商丘）东进，到达攸国东部边境永邑，并以此为前进基地，与人方军队交战。帝乙指挥商军列阵向前推进，同时命令两翼实施夹击，一举打败人方。
史书记载：以上两次东征，都擒获敌首，取得巨大胜利。
（5）帝乙十五年，帝乙再次率领诸侯联军远征夷方，这次到达雇方（即顾方，今山东鄄城东北）、齐方（今山东淄博东北）等地，至帝乙十六年三月，胜利班师。
（6）《吕氏春秋·古乐》载：“商人服象，为虐（摧残的意思）于东夷“。相传帝乙大帝连年对夷族部落用兵，所率商军曾组织训练大象，组成象队参战，经多次激烈战斗，给予敌人以极大杀伤，并俘虏众多夷人，充作奴隶和补充兵员。
帝乙大帝通过东征诸夷部落，北征诸戎部落，既维护了边境安宁，开拓了疆土；同时也将华夏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得以传播到东部沿海以及北方广大疆域，尤其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起着积极的作用。
史书上没有具体记载帝乙大帝时期的统治疆域。但据《淮南子· 泰族训》记载：“纣之地（指帝乙的儿子商纣王统治时期的疆域），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东海，即东部滨海地区；流沙，泛指甘肃、内蒙等地的沙漠地带；交趾，即五岭以南；幽都，大致包括今河北北部、燕山南北及辽宁部分地区。说明其国土疆域，已十分广大。
据《括地志》引《帝王世纪》载：“帝乙复济河北，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焉”。意思是说：帝乙大帝在结束东征后，为了巩固东部边防，加强对东部地区的管理和监督，又在东方的沫水北岸，朝歌山旁，修建了一座陪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朝歌城（在今河南淇县朝歌镇）。并在晚年经常住在那里。后来他的儿子帝辛（纣王），也仍然以这里为都城。
根据《史记.殷本纪》等史籍记载：商朝第三十一任（末任）商王帝辛（？―公元前1046年），姓子名受，又名受德；帝号“辛”（商朝帝号是按天干中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命名），谥号“纣”，世称“殷纣王”或“商纣王”，帝乙大帝少子，商朝最后一位帝王。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帝辛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075年―公元前1046年，在位约三十年。
史书记载：帝乙大帝有二个妃子，正妃莫氏，生三子，元子（即长子）宋微子（又名微子启），宋国君主；次子宋微仲（又名微仲衍），继宋微子为宋国第二任君主；少子即帝辛，为商朝末代商王。
另有次妃生子名子期。据《通志·氏族略》及《名贤氏族言行类稿》所载：子期被帝乙大帝封于太原郝乡（今山西太原境内），其后世子孙以封地名为姓氏，称郝氏。子期成为郝姓得姓始祖。
如《吕氏春秋·当务》记载：“纣（王）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纣王）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仲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天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纣故为后（继位）。用法若此，不若无法。”
《史记·殷本纪》载：“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史记索隐》载：“依《吕氏春秋》，言母当生启时犹未正立，及生纣时始正为妃，故启大而庶，纣小而嫡”。《太平御览·八十三》引《帝王世纪》载：“初，（微子）启母之生启（微子启）及衍（微仲衍）也，尚为妾。及立为后，乃生辛（帝辛）。帝乙以启（微子启）贤且长，欲以启（微子启）为太子。太史据法争之，帝乙乃立辛（帝辛）为太子”。
从上述古籍文献所记载的内容看，微子启虽为长子，而且父母本意也想册立他为太子；但由于出生时其母还没有册立为正妃，按当时宗法制度不能视为“嫡子”；而其弟“辛”（又名受德，即殷纣王）出生时，其母已成正妃，虽是少子，但被视为“嫡子”。按照“立嫡不立长”的古时继承制度，并且在太史的一再坚持下，所以最后由“辛”（纣王）继位，是为“帝辛”（纣王）。
相传纣王帝辛天资聪颖，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有倒曳九牛之威，具抚梁易柱之力（即有倒拖九头牛和能扛起梁来更换支柱的力量。见于《帝王世纪》）。《荀子》说：纣王“长巨蛟美（身材魁梧俊美），天下之豪杰也；筋力超群，百人之敌也。”史书还说：帝辛继位后，重视农桑，因此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国力强盛之余，便大兴拓土开疆之事；他先后十数次发兵、甚至常年亲自带兵攻打东夷、淮夷诸部落，把商朝疆域势力扩展到整个江淮领域，国土则扩大到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东的沿海广大地区。
但史书上也说：帝辛晚年侍功自傲，刚愎自用，容不下不同意见，而且嗜好饮酒，沉迷作乐，尤其宠爱美女妲己；并大兴土木，在东都朝歌修建了宏伟壮丽的“鹿台”，劳民伤财等等。这些可能也是大多数帝王晚年的通病。
另据史书记载：帝辛其他的所谓“罪恶”，可谓罄竹难书。如：为清除异己，设计杀死了当时势力最大，也是他最不放心的九侯、鄂侯，还说将他们剁成肉醢（读海hai，即肉酱），让不听话的臣僚品尝，以示惩戒。
又如：帝辛还先后杀害了反对他的梅伯和太史元铣等朝廷老臣，并重用善于拍马、而且贪财的奸臣费仲，主持朝政；还任用善于说人坏话、谗害忠良的恶来，作为近侍大臣。尤其是对他的叔叔少师、亚相（相当于副宰相；也有史籍称他为“亚父”）王子比干，因当朝直谏，批评帝辛。帝辛竟恼羞成怒，将王子比干残忍的剖心而死，还说要看看比干的心脏到底有几个孔窍。
为此，帝辛的另一个叔叔、太师箕子（姓子，名胥余；太师，又称“父师”，商周时期掌管太子或幼主的教养监护，并辅弼国君，属朝廷重臣），为避免遭受迫害，假装“疯癫”。但帝辛仍不放过他，竟将他囚禁起来，并与奴隶关在一起。
这时，西伯姬昌已经去世，由他的儿子姬发（即周武王；约公元前1087年―前1043年在世）继位。姬发继位后，对内重用贤良，继续以姜太公（即姜子牙）为军师，并以弟弟周公姬旦为太宰，召公、毕公、康叔等为辅臣；对外积极争取联合更多诸侯部落，以结盟形式不断壮大阵营力量。为推翻帝辛、灭商复仇 ，统治中原做好准备。
到姬发继位第九年（约前1048年），为作试探和预演，姬发在盟津（今河南孟津）大会诸侯，相传前来会盟的诸侯部落共有800余家，并一起举行了军事演习，史称“观兵”。
在风雨欲来的危急局势下，史书上说帝辛仍然无动于衷；尤其对西周的潜在威胁，不以为然；甚至被西周的种种假象所迷惑，不加提防。而且还将西部边防部队，大量抽调东征。先后派遣大将军蜚廉、攸侯喜等人，统帅全国精锐部队，前去东征人方、盂方等淮夷部落，力图一网打尽，赶尽杀绝。从而弄得国困民乏，怨声载道；而商朝都城朝歌和西部边防，则更加空虚。
姬发继位第十一年（约前1046年），姬发和他的军师姜子牙等获知，商朝大军主力远在东海东征淮夷，正打得热火朝天，处于胶着状态；而帝辛自前方返京，正举行“春祭”（古时在立春日举行一年中最为隆重的祭祀活动）。于是，姬发和姜子牙终于看到了推翻商朝帝辛的有利时机，便联合庸、蜀、羌、卢、彭、濮、髳（读矛mao）等十一个诸侯方国及众多氏族部落，组成联军。姬发亲率战车300乘，虎贲3000、甲士45000人；以偃旗息鼓的隐蔽急行军，先行迅速迂回到离都城朝歌不远的牧野（在今河南淇县与汲县之间的沦河岸边），占据有利地势，摆开架势，准备鏖战。
相传这时的西伯姬发及其联军，仍然畏惧强大的商殷王朝势力。西伯一惯自称“小邦周”，而尊称商殷王朝为“天裔商”（天子商）、“大邑商”（大城市商）或“大邦殷”。因此仍不敢贸然挺进京都朝歌，并准备先屯兵观望。但姜子牙早已派出侦探，探得朝歌都城空虚，人心涣散；所以力促姬发速战速决，勿失良机，一举拿下都城朝歌。
而这时的朝歌城内，兵力极为空虚。加之东征所获俘虏太多，关在京城，而且尚未改造归顺。西周兵临城下时帝辛才如梦方醒，慌乱中匆忙释放并武装俘虏与囚犯等，号称十七万大军，推向前线，与西伯联军进行决战，史称“牧野之战”。 结果，这些临时组成的乌合之众，不仅毫无战斗力，而且纷纷阵前倒戈。帝辛眼看大势已去，不甘被擒受辱，最后与宠妃妲己，登鹿台摘星楼放火自焚，而杀身殉国。而商朝的大将蜚廉等同时被杀。
另据《逸周书。世俘》记载：武王攻破商朝京都朝歌后，在随后的占领诸役中，遭到东夷各诸侯方国中的徐氏、黄氏、江氏、秦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将梁氏、菟裘氏、彤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等军队的顽强抵抗。西周军队又不得不继续对上述东夷方国和戏、靡、陈、卫、磨、宣（亘）方、蜀、厉等敌对部落方国，进行征伐。
关于商朝亡国的确切年代，历史上曾存有争议。直到公元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了青铜器“利簋（读诡gui，祭祀礼器）”，其腹内铭文明确记载了“武王伐纣”的年月日和当时的“岁星”天象。经过天文、史学、考古等界的专家学者反复考证，确认这一天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从而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依据。所以，此青铜器被誉为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商殷王朝自成汤帝发动“汤武革命”推翻夏桀而建国，到盘庚迁殷，再到帝辛失国；前后立国延续约555年（自公元前1600至前1046年）。
自此，西伯姬发自称周武王，并追谥其父姬昌为周文王，建立西周政权。同时，追加帝辛谥号“纣王”，史称“商纣王”或“殷纣王”。
据史籍记载：追封谥号，是由西周摄政大臣周公姬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公”是其封号）创造《谥法》后开始的。就是对死后的帝王国君，选用一个或两个字，来概括他一生的功过是非，称之为“谥”。这一制度从西周一直沿袭到清朝末年，而且后来连文武大臣也包括在内，大大扩展了“谥号”的追封范围。其中，不同的“谥号”有不同的定义，并分为“美谥”“恶谥”和“同情怜悯”等诸多类型。如：经天纬地曰“文”；克定祸乱曰“武”；圣善周闻曰“宣”；甲胄有劳曰“襄”，柔质慈民曰“惠”；能绍前业曰“光”；杀戮无辜曰“厉”；残义损善曰“纣”；断继乱常曰“幽”；短折不成曰“殇”（读伤shang）；恭仁短折曰“哀”；年中早夭曰“悼”；在国遭忧曰“愍”（读敏min；类似的还有“缗”“湣”“闵”）等等。“纣”自然是“恶谥”无疑。
附记：
附记一：关于对纣王帝辛的不同评价
对纣王帝辛的历史功过成败，历代有不少评说。其中为纣王喊冤、甚至呼吁平反的，也大有人在。
如孔子的著名弟子子贡，就曾最早提出“纣（即帝辛）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之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说：纣王（帝辛）的错误，其实不像传说的那样严重吧。即便是君子有了过错，一旦成为失败者，天下所有的罪恶，也都会归集到他的身上了（详见《论语。子张篇》）。
宋朝的史学家罗泌曾专门写了一篇《纣桀事多失实论》，认为历史上所说的纣王的罪恶，乃是西周夺取殷纣王天下后，完全照搬了前朝夏桀的罪证，强扣到纣王帝辛头上，甚至连各种说词也如同出一辙。所以，不足为信。
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中，也有相似评论。
当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所著《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中明确指出：纣王的罪恶，在西周所著《尚书》中本来只有六件；但到了战国书中就增加了二十七件，再到西汉书中又增加了二十三件，东汉时再增加了一件，东晋时则增加了十三件。于是纣王就越来越变成了自古未有的残忍暴君了。顾吉刚先生通过考证，认为这是“千年积毁”，所导致的荒谬结果。
而现代中国史学泰斗郭沫若先生，则明确主张为纣王平反。他在《青铜时代.驳说儒》等文章中指出： “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了。” “更透辟地说一句，中国南部之所以早被开化，我们是应该纪念殷纣王的。” 郭沫若先生还曾亲临商殷故地考察，并赋诗曰：“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恶莫须有。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百克东夷身致殒，统一神州肇此人。中原文化殷创始，殷人鹊巢周鸠居”。“但缘东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渐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
毛泽东主席评价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东夷，打了胜仗，但损失也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又说：“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望，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宁死不投降”。（详见《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更耐人寻味的是，连最贬损丑化殷纣王的《封神演义》中，在姜子牙奉元始天尊制定的“封神榜”上，自焚于鹿台摘星楼的殷纣王，竟被册封为“天喜神”，而不是其他什么凶神恶煞！
古往今来，成王败寇。有些历史，无人能够说清。
相传，帝辛死后葬在淇县城东12里淇河西岸，古时有“帝辛墓”石碑，后遭破坏。近年又修茸一新，并由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撰写了墓碑。现在淇县境内，殷都遗址如帝辛宫、帝辛殿、摘星台、鹿台、三仁祠等，已重修后成为名胜古迹。帝辛墓西不远处，老河沟南岸古时有一大冢（坟墓），相传是帝辛之子武庚禄父之墓。文革时期，已掘土无存。近年已经修复，曾受到来自韩国、日本等赴大陆寻根问祖人士的拜谒参访。
附记二：
关于传说中的“殷人东渡”与“玛雅文化”等历史遗留问题及其渊源与近现代发掘考证。
据近现代考古与史学界考证，大洋彼岸位于美洲印第安人古老的“玛雅文化”，相传是商朝末年，历史上消失的攸侯喜所率东征大军，东渡大洋后留下来的。其历史考证与现实依据有如下几点：
一是，商朝最后一代商王帝辛（殷纣王）派出东征淮夷的十几万大军，在帝辛亡国后，从此消失，没有下文。史书记载，攸侯喜是帝辛时期的著名诸侯和统兵大将。他所在的攸国，据《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等考证，在今安徽宿县附近（一说在今安徽淮宁一带）。从近代出土的“甲骨卜辞”看，商王帝辛曾携同攸侯出征人方、林方等敌对部落方国，并以攸国为根据地，长期驻扎重兵，可见攸国地位的重要。
攸侯喜，姓子，名“喜”，“攸侯”则是封号。在帝辛晚年，攸侯喜的名字，在记载帝辛田猎、巡狩、尤其是东征淮夷人方、林方期间的甲骨文上，屡屡出现。说明他是帝辛宠信的股肱大臣和重要将领。这种诸侯兼朝廷大臣、将领的情况，在商周时期屡见不鲜。到“牧野大战”之后，帝辛登“鹿台”自焚而死。商朝大将蜚廉等战场殉难。但恰在此时，正在东南前线统率大军征伐淮夷的攸侯喜，及其所统帅的十万大军，却随着帝辛的亡国，而从此神秘失踪，以致杳无音讯。此后，也再无任何文字记载。
二是，美洲印第安人流传着一首《侯喜王歌》。歌中记叙了“侯喜”率领二十五族，历尽万难终于抵达美洲的事迹。此外，在墨西哥西海岸，出土了距今3000多年的陶器上，刻有二十多个古“舟”字。有学者考证，认为这是攸侯喜的东征大军二十五族，在渡海到达美洲会师时，留下的盟书。甲骨文“舟”字，象一段剖开的竹子，也象征最早的“舟”，即竹筏。而原产中国的“涕竹”，在本土早已消失，但却在美洲生长至今。
三是，美洲古老的“玛雅文化”，包括三千多年前的历史文物、古老建筑、崇拜神灵、祭祀祖先、天文历法等等，与华夏古老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并且他们也是黄皮肤、黑头发，具有与西方人完全不同的人种特征。虽然三千年来的水土改变，以及与外族通婚等因素，难免出现与华人或亚裔人有不同之处，但这些都掩蔽不了其最基本的人种特征。
四是，据考证，秘鲁印第安人古代以“绳法”表示的“太极图”，曾在玛雅废墟中被发现考证，与古老的华夏文化有一定渊源；墨西哥的古奥尔梅克文明中，有清明节祭祖的习俗，与发源于商殷时期的这一华夏民族传统极为相似；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是以拼音字母“India”标记当地原住民所用的相互问候语，但他并不明白其含义；经近现代考古证实，此拼音字母如注释为汉语文字，可释为“殷地安”或“殷地安阳。”此外，墨西哥的殷福布人，他们自称是中国血统殷人后裔，三千年前从天国经过“天之浮桥诸岛”而来；他们见面时相互问候“India”（“殷地安”），是时时处处提醒不忘故乡“殷地安阳”，如象说“家乡好”或“老乡早安”等相似。一九七三年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访华时说：“我们这些人虽然来自西方，但我们的精神却源自东方。”
另据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加拿大温哥华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宋耀良先生的专著《中国史前神格人面岩画》《中国岩画考察》等书考证，沿北美洲西北海岸近5000公里分布的史前人面岩画， 是约3000多年前从中国传播过去的。同时结合考古发掘考证，最早可能在距今3000年左右，两大洲之间还有一次相当规模的人口迁移，东亚人类途经阿留申群岛抵达美洲。
论据之一，便是阿留申群岛上发现的刻在石头上的人面岩画，这些图像的表现方式和东亚、美洲的人面岩画很相似。而且这些古老岩画的风格，在中国黑龙江下游遗址的史前人面岩画中十分常见。并属于典型的华夏龙山文化特征。其中兽口中含有人面的石雕，在南美玛雅文化中相似的石雕也很多，此类图形与中国殷商时期青铜器中的主题纹饰“虎噬人首”极为相似，并在宗教、艺术内涵上具有同一性。
另据中国新华网、环球网2015援引英国《每日邮报》等报道说，美国业余岩画研究者约翰·拉斯坎普，在新墨西哥州、俄克拉何马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等多处岩壁上，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标记，这些岩画和标记类似三千多年前中国商朝的象形文字甲骨文，大多展现了中国商王朝的祭献和占卜仪式。其中有一幅岩画展现了商朝君王接受一个谦卑的人向他敬献犬（狗）的场景。商朝时期，确实有犬（狗）常被用于祭献仪式的习俗。因为这些岩画文字篆刻的时间为公元前1500至1000年间，比哥伦布公元1492年抵达美洲，早了近2800年。因此，认为有可能是中国商朝人最早发现了美洲大陆，而留下的古老象形文字。
因此，有考古与史学界的专家学者推测，美洲印第安人和古老的玛雅文化，很可能是由亚洲移民过去的。更有可能是，商朝末年神秘消失的攸侯喜等，所统率的十万大军及其眷属，东渡远洋而留下来的。同时推测，他们也有可能是通过沿海北渡，并沿着冰封后的白令海峡，绕道到达美洲大陆的。
为此，期盼有更多的文物证据出现，以利于这段历史史实的考证和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