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六、宋国公族
（公元前约1041—前286年）
（一）微子立宋
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对宋国公宋微子（微子启）的评价极高。认为他既是商朝末期忧国忧民、仁慈贤能的朝廷重臣，又是西周宋国仁德贤明的国君。如《史记。宋微子世家》说：“微子故能仁贤”，“故（商）殷之余民甚爱戴之”。他还引用《论语》中孔子对商殷末期的评价说：“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意思是说：宋微子弃官离去，箕子装疯沦落为囚奴，比干犯言直谏被剖心而死；商殷王朝曾有他们这三位仁德高尚的人）。孔子所说的“仁”，含有仁德、仁君、仁慈、仁爱等寓意，在当时属至高无上的赞美之词。
相传帝乙大帝去世时，对本是长子却只因所谓“庶出”，而没能继承帝位的微子启，于心不忍，特任命他担任卿士。据《中国官制大辞典》引《疏注》等注解为：“卿士，王卿之执政者”；即商王朝时期的朝廷百官之长，相当于后来的宰相。
微子启不以屈居于帝辛（商纣王）之下而为憾，反而对帝辛这位自己的亲弟弟尽心辅佐；并对帝辛末年的一些所作所为，苦口婆心，屡屡劝谏。但帝辛听不进这些不同意见。《史记·宋微子世家》说：“微子数谏，纣不听。”加之又有身边小人从中挑拨，帝辛有时还甚为反感。
眼看暗怀争霸雄心的西周日益强大，商殷王朝危机四伏，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微子启痛心疾首。《史记·宋微子世家》说：“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灭仇国，惧祸至，以告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为！’于是微子度纣终不可谏，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父师、少师。” 意思是说：待到祖伊（当时大臣）得知强盛的西周修持德政（笼络人心），灭亡仇国后，担心祸患来临，于是把上述情况告诉纣王（帝辛）。纣王却说：‘我的命运难道不是由上天决定的吗？又能把我怎么样！’于是微子考虑纣王无论如何也听不进去谏言了，曾打算一死了之。但他离开后，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去向父师、少师请教。”
《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了父师、少师与微子的一大段对话，最后的意思是，父师（又称太师，即宋微子的叔父箕子）劝说微子“不如去”（即不如暂时躲开）。西汉孔安国《尚书传》记载：箕子对微子还说：“我久知子贤，言于帝乙。病（意为毛病或问题出在）立子，帝乙不肯（不肯采纳）。病子不得立（意思是：问题出在微子不得立为国君），则宜为殷后（这里说的“殷”即商王族；“后”指帝王）者子。今若不出逃难，我殷家宗庙乃陨坠无主。”意思也是力劝微子赶紧“逃难”，以为商殷王族宗庙保留后继有人。于是微子听从了父师以及少师的劝说，带着由他作为王族长子掌管的王室祭器（古代祭器是王室的象征，历来由帝裔长子保管），在其弟微仲衍的保护下，遁避到他的封地（相传在今山东微山一带）隐居下来。
当西伯姬发及其联军采取突然袭击，攻破都城朝歌（又称东都、在今河南淇县），纣王帝辛自焚身亡后。相传微子眼看商殷王族面临灭族之灾，从而当即挺身而出，不避凶险，亲赴西周军营拜见武王姬发，陈述先祖商王作为天下共主的功德；并力陈商殷王族无罪；请求给予商朝先公先王保留宗庙，给予商殷王族及其遗民保留一块延续生存的封地。同时，他还亲自献上具有王族象征的王室祭器等宝物，以表诚意。从而深深打动了武王姬发，以及周公姬旦等人。
鉴于微子启的声望和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尤其考虑到建国550余年的商殷王朝，其时王族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加之此前纣王帝辛派出东征淮夷的十数万精锐部队，基本完好无损,且不知去向。从而，成为西周政权的心腹大患，让当权者寝食难安。
因此，西伯姬发和周公姬旦，为稳定局势，笼络人心，当即采纳了微子的建议。从此，对商殷王族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宽松的怀柔安抚政策。
如命召公姬奭（读使shi）释放被纣王帝辛囚禁的太师箕子；在劝说箕子为西周效力不成后，将他远封于朝鲜（在今辽宁和朝鲜半岛一带，详见后文“箕子朝鲜”），授予伯爵。同时，敕命为王子比干等忠烈王卿建立墓碑祭台，举行祭奠；为被纣王帝辛罢黜的王公大臣恢复荣誉。相传周武王还亲自到奉祀商朝历代先公先王的宗庙，举行隆重祭奠仪式，以表示对商殷王朝历代先公先王的尊重。还命大臣南宫适（读括kuo）散发鹿台钱财和钜桥粮仓粟米等，以赈济抚恤商殷遗民等等。
与此同时，为了表明西周政权继承三皇五帝“兴灭国、继绝世”的古训，更是为了安抚和掌控商殷王族及其遗民，周武王把商殷王朝势力最为集中的东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及其王畿辖区，划分为卫、鄘（读庸yong）、邶（读北bei）三个方国，并将邶国封赐给帝辛（纣王）的儿子武庚（字禄父），建立邶殷国 ，以继承商殷王朝国统，奉祀商殷王族先公先王的宗庙。
同时，又调遣文王的三个儿子、武王的弟弟，即封于管国（在今河南郑州境内）的姬鲜（周文王第三子，史称管叔鲜）、封于蔡国（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的姬度（周文王第五子，史称蔡叔度）、封于霍国（在今山西霍州西南）的姬处（周文王第八子，史称霍叔处）；分别驻守朝歌以北的卫地（今河南浚县境内）、朝歌东南的鄘地（今河南新乡西北）、朝歌西北的邶地（今河南汤阴县邶城一带），以监督掌控武庚禄父和商殷旧族势力，史称“三监”。
据史籍记载：周武王在推翻纣王帝辛而建立西周之初，在对如何处置商殷王族的问题上，曾有不同意见。当时有人主张：为除后患，应斩草除根。武王之弟召公姬奭（读史shi）等则提出：杀有罪，留无罪。而武王的另一个弟弟、摄政大臣周公姬旦，则坚持认为：商王成汤建立商殷王朝传位五百余年，商朝曾是各诸侯列国共同尊奉的君主。商殷先王无罪，商殷王族无罪，罪在纣王一人。既然纣王已死，当务之急应安抚商殷王族及其臣民，共同维护建周之初的安定大局。
此时，武王姬发由于连年操劳过度，加之日夜忧虑商殷王朝旧有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天下未定，四夷未平。史书上说他“白夜不寐”（见《史记·周本纪》），即昼夜失眠睡不着觉。到西周政权建立第四年，武王姬发就不幸去世了。由他年仅13岁的儿子成王姬诵继位，并让他的弟弟周公姬旦（文王姬昌第四子，姓姬名旦；周公是他的封号）摄政，辅佐成王，代理国政。
据史书记载：在周文王的众多儿子中，因长子伯邑考早亡，次子武王姬发去世后，排行第三的管叔鲜，即成为周王族在世兄弟中的长兄。按照之前商殷王朝实行的“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管叔鲜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继承王位，或者至少应让他担任“摄政”。但却被分派到“敌占区”，当了个所谓“监国”，而让排在他后面的老四姬旦位居“摄政”；所以心生怨气，愤愤不平。《尚书大传》上说：“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王’”。即管叔鲜与蔡叔度四处散步流言蜚语，对周公姬旦进行攻击，说他担任摄政，大权独揽，将来会对成王姬诵十分不利等等。
而这时的纣王帝辛之子武庚禄父，虽然被封为北殷国国君，但亡国之痛加杀父之仇，总在他的心里念念不忘。听说周武王去世后，他不仅暗自高兴。而且周边原来属于商朝的许多部落方国，也开始出现“天下闻武王崩（死）而叛（即反叛）”的势头。加之商殷王朝的旧属国奄国（奄，读淹yan，又称商盖，在今山东曲阜）和薄姑国（在今山东博兴县境内）的国君，暗中劝说武庚禄父可借势乘机复辟，以图恢复失去的王朝。《尚书大传》等记载：“奄国国君对武庚禄父说：‘武王既死矣，今王（成王姬诵）尚幼（还年幼）矣，周公（姬旦）见疑（被猜疑）矣；此百世之时（这是百年不遇的时机）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也。”
于是，武庚禄父与管叔鲜、蔡叔度互通款曲，一拍即合。并串通拉拢霍叔处以及商殷王朝的旧属国奄国、薄姑国、酆（读丰feng）国、徐国、郯国、黄国、郦国、萧国、葛国、费国、弦国、熊国、盈国、潭国、鬲（读利li）国、榖（读谷gu）国、州国、绞国等十几个诸侯方国，于周武王姬发去世的第二年，便公开揭竿而起，造反的声势十分浩大。
面对这一危急局面，摄政周公姬旦首先说服召公姬奭（读使shi）和姜子牙等元老大臣，团结对外，一致平叛。随后，周公姬旦调集平叛部队，并急召齐、鲁、燕等各路诸侯起兵勤王（即保卫周朝王室），还举行誓师大会，发布总动员令（见《尚书.大诰》），然后开赴前线。
据史书记载：周公姬旦原计划先讨伐挑头造反且势力最强的奄国，但大臣辛公甲建议，应先从薄弱环节入手，先易后难，杀鸡儆猴。周公姬旦采纳了他的意见，遂改变计划，先攻淮泗（今苏北、皖北地区）一带的徐、熊、盈等小国，从而取得节节胜利。随后周军北上攻取奄国周边的弱小盟国，使奄国孤立无援，最后被迫投降。北方酆国（今山东青州西北）、蒲姑等国，眼看大势已去，在兵临城下之时也相继投降。最后，周公姬旦诛武庚禄父（实为战死），杀管叔姬鲜，流放姬度于蔡国（今河南上蔡县）、贬霍叔姬处为庶人（普通百姓）。从而，取得了最后胜利。
然而周公姬旦并没有班师撤军，他从长治久安着想，认为东方九夷部落为患已久，这次又乘武庚禄父与“三监”造反之机，攻掠西周东南边境，配合叛乱。所以，必须乘胜利之师，一鼓作气斩草除根。由于九夷诸国在此前长期与商殷军队作战，久经磨练；其军队数量虽少，却颇具战斗力，且对当地的地理形势非常熟悉，善于在低洼河湖地带作战。而西周军队以战车为主，行动不便，且士卒水土不服；因此平定九夷之战，打的非常艰苦。但经过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连续作战，三年后九夷部落终被征服。
据《尚书大传》等记载，周公姬旦这次东征，平定东方九夷五十余部落方国，使西周的影响从此达到东海之滨，对于周王朝初期的巩固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经过历时三年的艰苦征战，终于平定武庚与“三监”以及东夷诸国之乱后，西周政权痛定思痛，不得不重新审视和制定应对商殷王族强大旧有势力的政策和方略。
据史书记载：一方面，周朝在前次武王分封的基础上，周公与成王再次大规模分封诸侯。相传先后分封的七十一个诸侯列国中，有五十三个是西周王室姬姓贵族。《荀子、儒效篇》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吕氏春秋、观世》说：“周之所封四百余，服（降服）国八百余。”其中周公姬旦由于东征功劳最大，所以他的儿子们又分别封于凡、蒋、邢、茅、祭等诸侯方国的有数人。《左传》载：“凡、蒋、邢、茅、胙、祭，周公胤（胤，指后裔子孙）也。”
与此同时，周朝还将原封于武庚禄父的北殷国及“三监”控制的鄘、卫等地以及“商民七族”等，册封给周成王的叔父姬叔封（又称姬康叔），建立卫国。
据史书记载：周武王的同母弟姬叔封，因年幼而最初被封在京畿内（京都辖区）的康地（在今河南禹州西北的夏王少康古城），所以得名为“姬康叔”。平定“三监”后，姬康叔在其新的封地正式建立卫国，而成为卫国首任国君（属侯爵，最初以商朝东都朝歌、即今河南淇县为中心；后来三移国都，先后迁至曹邑、楚丘、帝丘，均在河南北部的滑县与濮阳之间，国土逐步有所扩大）。姬康叔还在周成王时期兼任过司寇（负责司法、刑狱等），因此权位高于其他诸侯。姬叔封逝世后谥号“康”，其后裔子孙中有以祖上谥号为氏者，称康氏。
与此同时，周朝不得不重新启用微子启等商殷王族中德高望重的代表人物，以安抚、笼络商殷旧有贵族势力。为此，特封微子启为宋国公，列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之首，建立宋国，定都商邱（今河南商丘），并世代相传。自此，史书上称微子启为“宋微子”。
当时封为公爵的，除宋微子之外，仅有武王的叔父姬虢（读国guo）仲，封虢国公；武王祖父周太王次子姬仲雍裔孙姬得章，封虞（读羽yu）国公。也就是说，册封公爵者仅三人而已。其他如姜子牙所封齐国、周公姬旦所封鲁国（由他的儿子姬伯禽代理封爵），那时尚属二等侯爵（还有管国、蔡国、卫国、晋国、滕国、陈国、薛国、纪国等属侯爵）；其余封国如燕国、魏国、秦国、曹国、杞国等国，则为三等伯爵；而吴、楚、莒、郯、邾等国，为四等子爵；许国为五等男爵等等。
据《礼记·王制》记载：西周初，朝廷最初将国家爵禄分为“皇、王、公、霸、侯、庶长、不更、公乘、公士”等九等爵位，后来又规范简化为公、侯、伯、子、男、附庸六等。附庸者，属于依附于某公、侯、伯等封国之内的附属封国也。
微子所封宋国，其疆域所辖：即原商殷王族及其遗民主要集聚区，包括商、梁、相、沛、丰、萧、緡、济阴、陈留等地。相当于现在的河南东北部、山东西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等广大地区。境内主要城市有：商邱（今河南商丘）、蒙邑（今河南商丘梁园区）、栗邑（今河南夏邑）、济阴（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县）、緡邑（今山东济宁市金乡县）、相城（今安徽淮北市相山区）、萧邑（今安徽萧县）、彭城（今江苏徐州）、丰邑（今江苏丰县）等。以安抚和管理商殷王族及其遗民，奉祀商殷先公先王的宗庙。
另一方面，为了惩处追随武庚造反的武庚遗族及其邶殷国遗民，周朝将其强行迁往西周刚营建、并驻有“周八师”的新都成周雒邑（今河南洛阳），加以掌控监督，并充作劳役。又先后将商王族聚居区的部分贵族及其遗民，其中“商民六族”（又称“殷民六族”，包括徐氏、萧氏、索氏、条氏、长妁氏、尾妁氏等六大家族），被迁往周公姬旦的封地鲁国（此时姬旦留朝摄政，其子姬伯禽主政鲁国）。又封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姬康封，以朝歌（今河南淇县）为都城建立卫国。并将“商民七族”（又称“殷民七族”，包括施氏、樊氏、陶氏、繁氏、錡氏、饥氏、终葵氏等七大家族），迁往卫国。
据《广韵》等史藉记载，“商民六族”和“商民七族”中，除饥氏是商朝诸侯饥国（也写作几国，在今山西临汾翼城）的贵族宗室外，其余都是世代负责手工业制作的商王宗室支族，如：索氏（负责制作绳索）、长勺氏（负责制作厨具）、尾勺氏（负责制作酒器）、陶氏（负责制作陶器）、施氏（负责制作旗帜标识）、繁氏（负责制作马缨鞍辔）、錡氏（錡读奇qi；负责制作锉刀、锅釜）、樊氏（负责制作栅栏、篱笆）、终葵氏（负责制作锥钻） 等等。
此后，周朝还将“怀姓九宗”迁往周武王之子成王的弟弟姬虞的封地晋国等地。将“商民十姓”等，先后迁往齐、郑、陈等周朝所属诸侯国家。并将商朝部分巫、祝、卜、史等知识阶层官吏以及专业人士，迁往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根据其特长任以职事，继续为新政权服务。
这是西周初年，发生在公元前1040年前后，一次规模较大、有史记载的、并由国家主导的对反对派人士和族群、进行的迁徙和移民。这些被迁出的商朝王族中的各大贵族及其遗民，后来逐渐融合入当地民众之中，并大都成为相关姓氏的开姓始祖，发展形成为后来的相应姓氏族群。（可参看本书下卷相关血缘姓氏部分章节）。
在周成王采纳了周公姬旦的建议，封微子为宋国公，建立宋国的同时，周公姬旦以摄政之职，又代表成王颁布了《微子之命》，宣布对宋国公不以臣下看待，而以宾客之礼待之；并对商殷先王的功德，大加赞扬；对宋微子的仁孝贤德，表示十分赞赏。如《微子之命》中说：商王成汤功德施予当代，美德流芳后世；说微子启尊崇仁德，效法先贤；谨慎孝悌，敬奉神灵；又说周王赞赏你的仁德，希望你们弘扬先祖的美德，治理好黎民百姓等等（详见《尚书。微子之命》）。周公姬旦还将《微子之命》昭告天下，既是作为对宋微子的任命诏书，又是对宋微子及其先公先王的褒扬和表彰。从而，使商殷王族的历史地位得到确认，商王族及其遗民也从此开始有了扬眉吐气之感。
由于宋微子在危亡时刻，拯救了商殷王族；又继承商殷王朝建立了上公之国——宋国，为此后立国750余年，并一度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奠定了基础。加之宋微子地位尊贵，仁德贤明，深受国人拥戴。其国人族人皆以有宋微子这样的贤明君主，而引以为荣。所以，宋国公族及其后裔，便以《周礼》“五世亲尽，别为公族”为依据，相约共同尊奉宋微子为共祖；以国为姓，另立宗族。从而，在原商殷王族所一脉相承的“子”姓基础上，建立“宋”氏（当时称“子姓宋氏”）。从此，宋微子成为宋氏开姓始祖。自宋微子于公元前1041年建立宋国，宋姓氏族延续至今，已经有三千余年的历史了。
另据史书记载：在宋微子建立宋国的同时，周朝还将原商朝武丁之子（即子宋）的封国——“古宋国”（在今河北赵县），封予宋微子的弟弟微仲衍，因微仲衍在朝辅佐宋微子，因此由他的儿子公子稽（即后来的宋公稽）代理封地；为此，公子稽史称“宋公”，伯爵，以奉祀这里的先公先王宗庙。
但在宋微子去世前，因他的嫡长子世子适（一说世子费，又名微伯），先微子而去世；微子没有传位给年轻的长孙公子腯（也写作遁，都读盾dun；又名公子裌，读甲jia）；而是传位于一直追随并辅佐自己的弟弟微仲衍。所以，到微仲衍之孙宋丁公（姓子名申）继位后，即将所封“故宋国”迁并于商丘，合二为一了。史书上提到商殷末期姜子牙在朝歌都城曾遇到的“宋异人”，他所居住的“宋地”，有可能就是指“古宋国”这个地方。
纵观西周及春秋时期宋国的政治文化导向，从开国之君宋微子以倡导“仁德”立国，到宋穆公君位继承上的“仁让”，再到宋襄公讲求的“仁战”，以及宋景公的“仁慈”，包括其血缘后裔孔子后来所创建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宋国自始至终无不贯穿着“仁”的血脉。
宋微子建立宋国后，受先祖商王成汤和周公姬旦的影响较深，他秉持“以仁德立国，以仁义致天下”的宗旨，建国之初，以治理战争创伤，恢复社会经济秩序，安抚商殷遗民，作为治国之本。在整个西周时期，宋国坚持内施仁政，外尊周王，睦邻友好的基本国策。而且作为上公之国，在当时的诸侯列国中，地位尊贵，很受敬重。这也与周朝前期出现的“成康之治”（即周成王、周康王时期呈现的盛世景象），是分不开的。
《风俗通义》和《诗经·周颂》等史籍，曾记载了当年宋微子建立宋国后，乘坐白马、带领公室臣属，前往西周参加庆典活动，以及周王室对宋微子不以臣属对待，而以宾客之礼隆重接待的场面和仪仗。因为宋微子的祖先商殷王族崇尚白色，因此他和宋国公室也特别以白色作为崇尚之色，并喜欢穿戴白色衣冠，并乘坐白色马匹及其白色车辆等等。此事为世人所赞叹和称道。“白马王子”的典故，此为起源之一。故此《风俗通义》有“宋微子乘白马朝周，后有白马氏”等记载。并说宋微子后裔子孙中形成的复姓白马氏和简化后的马姓氏族，其来源即肇始于此。“白马”，亦为地名，在今河南滑县一带。（可参看本书“血缘姓氏”中的白马氏、马氏等）
而《诗经·周颂·有客》这首古诗中的：“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絷，以絷其马；薄言追之，左右绥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即讲述了宋微子“白马朝周”，被以宾客之礼相待的故事。同时也佐证了宋国及宋微子在当时的“国际地位”之高。
关于这一时期宋微子（微子启）的记载，历史上曾有多个版本。如《宋微子世家》说：“武王克殷，微子启乃持其祭器造（访）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以上描述的是古时楚国人的一种投降仪式）。武王乃释（放）微子，复其位如故。”此说，历史上曾受到较多质疑。如明代著名学者翁金堂为此还作了《论微子》一篇加以驳斥。《论微子》等观点认为：《宋微子世家》中的上述说法，一方面，彻底否定了有关微子启在武王伐纣之前，即“早已归附”、甚至“结盟于武王”的谬说；也客观证实了微子启事前“避祸于山野”的史实；同时，对这种描述之前只有“楚人”才用的“迎附屈降”方式，更是不可能发生在微子启的身上。因为武王姬发通过“突袭”而伐灭纣王帝辛之后，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为了极力笼络人心，他甚至不得不加封纣王帝辛的儿子武庚禄父以封国（即邶殷国）；而对待以贤明著称的重臣微子启，此时作为极力希望表现出“崇德象贤”的武王姬发，只能会以礼相待，甚至优礼相加；如象对待箕子等人一样，加以诚恳笼络；岂能以这种屈辱的方式公开摆布在“军门”之前！况且，这种屈辱的投降归附方式，连最应该受到株连的纣王帝辛之子武庚禄父都不曾发生过，怎么可能发生在以贤明著称的重臣微子启身上？！
为此，《论微子》推断：最有可能的历史史实应当是，当武庚禄父与“三监”串通反叛，被周公姬旦平叛诛杀之后，周朝本着“兴灭国、继绝世”的古训，考虑到商殷先王的奉祀后继无人，更重要的是借以笼络安抚商殷王族旧有势力；所以只好请出微子启，并加封公爵，建立宋国，以奉祀商朝先公先王的宗庙。这既符合当时的历史史实，也完全符合“三代”之前的历史传统。所以，微子启也就顺水推舟，为了继承和奉祀商殷先公先王，而“就封”于周朝。并且周朝对微子启不得不以“宾客”相待，而不能以“臣下”看待。而微子启“亦自宾于周”（也把自己摆在周朝宾客的位置上），并且有“有客之诗”等为证。
据史书古籍记载：宋国建国之初，面临的局势也非常艰难。一方面，当时商殷王族及其遗民，刚刚遭受了改朝换代的创伤，民怨沸腾，废墟遍野，纲纪不振，是个烂摊子。另一方面，相传由于受商殷末期奢糜酗酒之风影响，当时聚众饮酒、酗酒成风，部分王族遗民出现以酒解忧、萎靡不振等现象，也十分严重。甚至直到宋戴公时，仍然颁布“戒酒令”，加以禁止饮酒、酗酒等问题。（详见后文）
宋微子为重振纲纪，推行仁政，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他一方面严禁酗酒，注重教化，广施仁政；并积极抚慰商殷王族及其遗民。另一方面率先垂范，力行节俭。史书上说他“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雕镂，宫室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就是说：他吃饭只要一个菜肴，铺的席子只有一层，住处不加装修，用品器具不作雕饰；宫殿和乘坐的车船，不讲究华丽；穿的衣服和日常开支，尽量节俭而不铺张浪费；处处为减轻国家和民众负担着想。
同时，他还积极鼓励农耕，开垦扩大耕地，治理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他还十分关心臣民兵士，赈济灾民，体恤孤寡，经常访贫问苦，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待遇。
宋微子还非常注重对先祖列宗的祭祀，他继承商殷王族遗风，几乎每月每季都亲自到宗庙、社稷（祭坛）举行定期的祭祀、禳祷活动。史书记载：周王朝在封宋微子建立宋国时，还特地准许宋国仍以“殷礼”（即商殷王朝的祭祀礼仪）来祭祀先公先王，这在当时也是一项象征性极为隆重的王族特权。相传微子逝世前，仍以病弱之体，持祭器前往宗庙举行祭祀，感恩并祈祷祖宗庇佑后裔子孙和臣民兵士繁衍昌盛，国家安定，国祚绵长（宋国立国750余年）。
在这期间发生的重大事情，主要在君位更迭继承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宋国前期做的也比较好，堪称表率。
史载：宋微子去世时，因他的嫡长子世子适（又名微伯）先他而去世，他没有选立自己的嫡长孙公子腯（亦写作遁，都读盾dun）继位；而是选择了贤明仁德、并一直追随自己的弟弟微仲衍继位。
史载：微仲衍，本姓子名衍，又名泄；字仲思；古人以“仲”代表排行第二，因居哥哥微子启之后，故称微仲衍。相传他身材高大威武，且武功高强。在武王伐纣，微子避难时期，微仲衍曾率领军队，不离左右，时刻保护兄长及族人的安全。
受宋微子影响，后来还有宋湣公、宋宣公、宋穆公等多位国君，皆指定其弟或者其兄之子继位。这在被史家斥之为“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详见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这在当时为争夺继位而不惜骨肉相残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另据《礼记。檀弓》记载：“微子舍其孙裌（读甲jia）而立衍也”；东汉郑玄注“微子适（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礼也”。就是说：宋微子放弃了名字叫“裌”的长孙继承自己的国君之位，而册立弟弟微仲衍继承。东汉著名学者郑玄注释说：微子的长子去世，由弟弟微仲衍继位，这是商殷朝代“兄终弟及”的礼法传统。《礼记。檀弓》中称宋微子的孙子名字叫“裌”，据推测：古代人有起多个名字的习俗，裌与腯或许就是一人。但尚待进一步考证。
据近年考古发现，在河南商丘以南的鹿邑太清宫，发掘的“长子口”大墓，出土了大量成组的青铜礼器，规模相当于诸侯一级；而青铜器铭文中有“长子”等字。据考古学家推测，有可能就是宋微子的长子之墓。
而《汉书。古今人表》有记载说：微仲衍是宋微子的次子。此说曾被少数学者采纳，但缺少证据，难以置信，后被弃用。而微仲衍的嫡传后裔孔氏家族，在其《孔子家语。本姓》中明确记载：宋微子“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子后，故号微仲”。微仲衍被“子姓孔氏”尊奉为一世祖（详见后文）而绝大多数正史古籍，也皆以微仲衍为宋微子之弟。有关上述另类说法，不足采信。
史载：宋微子生于丙辰年正月初八；于公元前1041年即位，前1004年四月初八辞世，在位38年；享年84岁。安葬于河南商丘市南青冈寺，历代建有微子祠、微子墓供后人祭奠、瞻仰。近年来，又由印尼爱国华侨、著名慈善家宋良浩先生捐出巨资重建后，更加宏伟壮观，现已成为宋微子后裔宋氏族人祭祀、瞻仰、和联谊之所。
宋国自公元前1041年建国，共传二十六世，三十二君，于公元前286年，被“战国七雄”中的齐、魏、楚三国联军所吞灭并瓜分。宋国作为上公之国，前后立国756年，曾一度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相传宋微子去世后，举国哀悼。居住在原微子封地（今山东济宁微山县）的宋氏族人及商殷王族遗民，为纪念始祖宋微子，并就近悼念他；便在昭阳湖中心的昭阳岛上（相传微子曾经在此避难），修建了“微子祠”和“微子墓”。从此，昭阳湖改名“微山湖”，昭阳岛改名“微山岛”。直到现在还保留如故，并经历代重修扩建后，成为当地著名旅游景点。
附记：
《逸周书·作雒》说：商殷灭亡时，“殷大震溃，降辟三叔（即“三监”），王子禄父北奔”。著名史学家、考古学家唐兰先生在所著《西周青铜铭文分代史征》中认为，“王子禄父”即武庚禄父的生时之名（古时对尊者常常隐其名而称其字）。史学家魏建震先生认为，“王子禄父北奔”的地点，应是涞水流域（今河北保定涞水一带），邶殷国随之北迁。研究者还认为，之所以“北奔”，就是因为北方是古商族人和商朝王族祖先的发祥地，那里的“群众基础”好，地理环境熟悉。相传武庚禄父战败被杀后，其后裔子孙中，有少部分留在朝歌（今河南淇县）附近守墓祭祀，并以“殷”、“商”、“汤”、“禄”等为姓；其余大部分逃亡北方，成为后来著名的子姓“邶殷氏”宗族。同时，一部分北殷国殷侯武庚禄父的后人及其亲族，则被强行西迁至杜原（在今陕西始平县一带），降级由侯爵国改封为伯爵国，史称“杜伯国”，后来成为子姓杜氏的一个发祥地。
据著名史学与考古学家王国维、顾颉刚等考证，商周时期北方有二个燕国，一个是商朝所封的子姓燕国。相传古商族因燕山与玄水以及家燕（玄鸟）而得名；并推测古商族和商朝祖先，因起源于古燕山与古玄水（今河北蓟县一带），因此以玄鸟（燕子）为图腾。同时认为商朝所封子姓燕国，应是商代约祖庚、祖甲时期王族中的嫡系封国。
而周朝所封姬姓燕国，是周武王伐灭纣王后，封其弟召公姬奭于燕，相传初封地在今河南延津，后迁都于蓟（今北京市境内），以加强北疆边防。召公姬奭因在朝廷辅佐成王，便派他大儿子去代为管理燕国的国政。而商朝祖庚、祖甲时期所封子姓燕国，一直延续到周朝所封姬姓燕国，二国先后位次相衔接。
同时，史学与考古界认为，北方的著名侯国孤竹国和箕子朝鲜，也都是子姓封国。据《史记·伯夷列传》注引《索隐》所记，孤竹侯国（殷墟甲骨卜辞称“竹侯”；在今河北迁安市、滦县、卢龙县等跨燕山地域），是商王成汤所封子姓“墨胎氏”诸侯封国。墨胎氏在文献中也作墨夷氏或目夷氏；根据《史书、殷本纪》“（商）契为子姓，其后分封，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等记载，属于商朝子姓王族中，早期分封出来的后裔氏族之一。
而箕子朝鲜（在今辽东与朝鲜西北部），则是宋微子的叔父箕子的封国（详见下文“箕子朝鲜”）。
从近现代甲骨文刻辞考证看，商殷时期北方的渤方与燕山下的子幽、子渔相近，说明燕山至渤海湾之间，可能还并存着三个商族子姓方国，分别是子弓、子幽、子渔的封国。
另据史学和考古学界考证，尽管商朝与东夷诸国，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长期冲突。但在武庚禄父起兵反对西周时，同属于东夷文化的许多东方部落方国，也随之举旗响应。而当武庚禄父失败被杀后，相传他们大都不愿做西周的臣民，而是纷纷转移、逃亡到北方（今山东、河北等地）。然后一部分又陆续转移到西北方（今陕西、甘肃东部和宁夏等地）。而其他被西周俘虏后的东夷部落，则沦落成为脖子被套上草绳做标记的奴隶。
后来，西北秦国的崛起，其骨干就是那些转移、逃亡到那里的商王族与东夷诸部落的贵族和遗民。史书记载：秦国王族皆出自商朝名门，相传是商朝重臣蜚廉（亦称飞廉）与季胜、恶来父子之后。秦国的第一代国君秦非子为商纣王手下名臣蜚廉的六世孙，秦始皇（嬴政）则是蜚廉的第三十六世孙。后来秦国推行“商鞅变法”，又通过“徕民”政策，主要从山东（古时指太行山以东，包括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六国又招引了二三百万人口，到地广人稀的秦国。从而，进一步加深了秦国与东方氏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因此，身处西北方的秦国，奉行的也同属于东夷文化。而且与春秋时期东方各诸侯方国中的商王族后裔、以及东夷诸国后裔，有着深深的族源关系。
有史书记载：东夷部落首领伯益，因为舜帝驯养和调教鸟兽有功，被舜帝封为伯爵，并赐姓嬴氏。伯益的嬴姓后裔有14支，即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赵氏，合称“嬴姓十四氏”。
相传伯益的嬴姓后裔中有一个叫费昌的，在夏桀时期投奔了商王成汤，专门给商汤驾车，立下战功，其后代嬴氏部族一直辅佐商朝，成为商朝贵族。到商朝太戊帝时，伯益的后裔中衍，曾给太戊帝御车，并屡建奇功，被封为诸侯，太戊帝又把女儿嫁给了他。中衍的曾孙胥轩驻防西戎之地时，与骊山女所生的儿子叫中潏（读育yu）；中潏生子蜚廉，蜚廉生子恶来、季胜，父子俱效力于纣王；到蜚廉的第六世孙秦非子，在西周孝王时，最初建立秦国。
另据近代出土整理的著名战国竹简史书《清华简·系年》（因收藏于清华大学而得名“清华简”）第三章载：“周武王既克殷(纣王)，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彔子耿。成王屎（践）伐商邑，杀彔子耿（即王子武庚，字禄父），飞廉东逃于商盖氏（即奄国，商族后裔子姓封国，在今山东曲阜），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吾，以御奴且之戎，是秦之先（祖先），世作周危（卫）。周室既卑（衰落），平王东迁，止于成周（洛阳），秦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壮大）。”
上文虽与世传史书古籍记载存有差异，比如书中认为“三监”之乱，是“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彔子耿”（即商王朝的旧势力发动叛乱，由叛民杀死了“三监”，并支持王子武庚造反）；与史书说法有所不同。但至少证实了秦国的祖先，即是西周初年成王时期被征伐而西迁的飞廉（蜚廉）和商王族封国商盖（即奄国）嫡系之后裔。
另据史书记载：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公元前403年 至 前222年）国君，也是商朝名臣飞廉（蜚廉）的后裔子孙，与秦国源自同一祖先。原为晋国赵侯，于公元前403年，与韩、魏“三家分晋”后，周威烈王封赵烈侯赵籍为诸侯立国，国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前386年赵敬侯又迁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公元前222年，赵国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所灭。
还有一种说法，即秦国后来之所以灭了周朝及其所封诸侯列国，最后统一了中国；就是因为当年追随武庚禄父复国失败后，而被迫西迁，并后来建立秦国的那一部分商朝旧族，发愤报仇雪恨的最终结果。当代《大帝国的涅槃》一书（作者：徐旭，笔名：江上苇）曾引用一段名言：“自‘牧野之战’（周武王伐灭纣王帝辛之战）至今，已是凤凰浴火八百年（指强大的秦国开始统一中国）。殷商有遗民，隐于霍太山（即霍山，也称太岳山；在今山西霍县东南）下，报家国仇不得，遂死于此。其后人崛起于大河（黄河）诸姬姓国家之间，分秦裂晋（意为：分立出秦国，并分裂晋国而建立赵国），是为战国赫赫双雄的秦、赵。”也是说的这件事。
史书古籍上对“秦人”的传说还有很多。如秦朝灭亡后，秦王族及其遗民一部分逃到了朝鲜半岛，后来又有一部分辗转迁徙到了日本，因为他们来自于秦国，所以自称“秦人”。这在日本早期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古籍中，都有明确记载。
据《日本书纪·应神纪》等记载，大约公元前二到三世纪，即日本古史所称的“弥生时代”（约公元前300年至公元300年），“秦人”开始到日本定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秦氏（はた）和汉氏（あや），前者是应神天皇十四年（公元403年）由弓月君（又称“融通王”）率领；后者是应神天皇二十年（公元409年）由阿知使主及其子率领，渡海而来的。说的就是秦国移民和汉朝移民。
另据日本《新撰姓氏录》记载：秦氏的祖先弓月君，是秦始皇五世孙。他率领一百二十县的百姓，最先从大陆逃到朝鲜后，改名弓月君。此后，又辗转来到日本九州。相传他擅长土木、农业和水利灌溉等技术，并且最早传授养蚕、丝织、造酒和制作金属工艺品等。由于日本京都盆地北有贺茂川，西北有大堰川，东北有高野川，地处平原，土地肥沃，十分适宜大面积开垦。秦氏祖先对最早开发京都盆地贡献巨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奠定了日本大和王权的经济基础。因此，秦氏被任命为大和王权负责财政的大藏官。
后来，秦氏的势力又以古日本山城国为中心，遍布东至美浓、伊势，西至赞歧、筑前的广阔地域。秦氏不仅与地方豪强势力关系密切，而且还与稻荷、鸭荷、宇佐八幡等神灵信仰的贺茂神社、松尾神社等宗教团体有密切关系。据日本《钦明纪》记载：到钦明天皇元年（公元540年）时，日本的秦人户数，就达到七千零五十三户，约有数万人之多。从而，使日本秦氏成为古代日本屈指可数的地方豪强势力之一；同时，也是日本民族祖先的重要来源之一。
由于秦朝统一中国所产生的强大影响，相传当时周边民族和国家，多称中国人为“秦人”，中国也因此而被一度称之为“秦”（直到后来又被盛唐时期的“唐人”所取代）。但是，相传后来葡萄牙语、荷兰语、德语、英语中的China，以及法语中的Chine等，对中国的称谓，其读音、寓意皆与“秦人”这一称呼有关。
另据2004年甘肃清水县李崖西周秦人墓葬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研究，考古队队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化成和考古队成员、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梁云等认为：李崖遗址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秦人墓葬；通过对该遗址20座西周秦人墓葬的形制、殉葬品、习俗、风格等比对考证，证明秦人是商殷遗民的一支；他们的结论是:“秦人西迁之初的文化面貌还具有浓厚的殷商色彩，王朝更迭并没有中断其世代沿袭的传统”；“其考古成果可以说非常有力地证实了秦人、秦文化来自东方。”从而为探索秦人、秦文化渊源，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