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古城春秋之洋楼巷、井神楼子 |
  营坊南段即洋楼巷 营坊巷西侧的天主教堂
洋楼巷：地方大户张家富甲一方
石牌坊巷西侧是洋楼巷，今营坊巷南段，这条小巷南起东西大街，北与营坊巷顺接，长约百米。 洋楼巷的名字来源于巷子两侧的楼房，该巷西边是天主教堂的4座青砖灰瓦的神父楼，1903年由德国神父投资修建，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是临沂城内古老的建筑之一。每座楼房上下两层，每层5间房，中式结构，木制的楼板楼梯，青砖垒砌墙体，古香古韵。这些楼房因为是外国人兴建，所以称“洋楼”。 巷子东边是张姓人家的两层青灰色住宅楼，与路西神父楼风格大同小异。于是，当地人把楼房之间的这条百米小巷称为“洋楼巷”。 洋楼巷东边的张姓人家是临沂城知名的富户，有城宅5处，房屋约200余间，酒店数家，在城外西关、小李庄、宋王庄、水田村一带有良田450亩。洋楼巷的宅院是张家的老宅，院落非常大，西起洋楼巷，东接石牌坊巷，南到东西大街，北到营坊巷，分为东、西两院，院门都开在东西大街上。张宅主人叫张连魁，张连魁(1840-1947年)，字文斗，其妻曹氏，生炳翰、炳伦两男和两女。他和长子张炳翰一家住东院。这是一所青瓦三进的四合院。大门内是前院，有堂屋、南屋。再进是主院，有堂屋7间，并有东、西、南屋，都有走廊。后院是一个大院，有后堂屋数间。园内有石榴树、枣树、桃树、荫柳、梧桐等数十棵。 “五月榴花照眼明”，每到五月，园内20余棵石榴树繁花似锦，一片火红，千姿百态，分外妖娆，且与地面上100余盆盆花上下呼应，美不胜收。西院住着张连魁的次子张炳伦一家，它的格局与东院大致相同，只是略小些，中间院内建筑为二层住宅楼。 因炳翰一家多从政为官，炳伦一家多经商发财，故而当地人就有了“东院有权，西院有钱”的说法。 那时，张家的生活富裕、时尚，家里建有网球场，备置了照相机、自行车等。张家是临沂城内最早拥有自行车的人家。1927年，张家从青岛买了一辆自行车带回临沂，学会骑车后即在当时的东西大街上往来奔驰。这是临沂人看到的第一辆自行车，一时间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张家祖籍赣州，据张家后人讲，祖上在赣州做一名小官。太平天国时，为避战乱来到临沂，落户于城西张家王庄，至今那儿大白果树下还有张家祖茔。后来张家迁居到临沂城内，至张连魁一代人丁兴旺，人口众多。
张炳翰(1889-1944年)，字少文，堂号西铭堂，自幼好学，上过私塾，学过中医，又在天主教堂向德国神父学习德语、西医。街坊们常听到他与德国神父用流畅的德语对话。北伐军打到临沂时，曾义务帮助北伐军救治伤员。家有钱庄一处、酒店一处、商店一处，房产共约120间。1938年，临沂沦陷前，逃难到城西7年，家中房屋破损，浮财荡尽。其妻纪氏，生培仁、培义、培智三子。张连魁(1840-1947年)，字文斗，其妻曹氏，生炳翰、炳伦两男和两女。 张培智(1914-1999年)，字睿川，常用名张培义，1935年考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飞行“轰炸组”学习，1937年毕业。他的原名张培智，因高中未毕业受限制，故借用二哥张培义的毕业证，此后就一直沿用这个名字，二哥就用了自己的字“宜川”作名。当年，临沂和张培义一同考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的共有8人，毕业后其中3人做地勤和领航工作，其他5人则做飞行员。张培义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士官学校飞行教官。抗战末期，赴美接受“B-24”轰炸机训练，回国后调空军第八大队(轰炸大队)任大队长，后改地勤职务。迁台后不久任台空军司令部训练部处长。 关于张培义，家乡曾流传着他的一段佳话，那是1946年冬天，时任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大队长的张培义，奉命带领3架B-24型重型轰炸机轰炸临沂城，目标是天主教堂，因顾念自己的家乡，他带队在临沂城上空盘旋多时，最终把炸弹丢到了城东基督教经文中学一带，无人员伤亡，使临沂城免受涂炭。此事被老临沂人传为美谈。他在内地的家人也一直是我党重要的统战对象。 1945年冬，新四军下属报社、秘书处的工作人员相继入驻张家前院，还建了一个大伙房。次年，新四军撤出临沂城，住进张家的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部，三四个月后团部搬走，此处又成为国民党电信局的办公场所。 洋楼巷北头住着杨姓等几户做粉子的人家，他们常在家门前的石碾上加工粉子原料。那时，制作粉子的原料主要是银杏果。石碾就安在巷子北头路西，在没有机械化加工粮食的时代，它是加工粉碎粮食的主要工具之一。做粉子时，要先把银杏果去皮，然后在石碾上压碎成粉末，和水澄清，滤水晾干，做成棋块状的白色固体，这个固体便是粉子。粉子一般用来给棉线上浆。过去，老百姓大多穿着家织布做的衣服，家织布比较厚硬，用棉花在木制纺车上纺出线，然后再用木制织布机织出来，因为都是手工操作，纺的线粗而涩，织起布就比较慢，很不好用，而上过浆的线织起的布平滑好用，织布就快多了。 井神楼子：匪帮王洪久作恶沂州南逃
南阁子门内，沿考棚街向东与沂州路相接，丁字路口处正对着考棚街有一座二层阁楼，俗称“井神楼子”，王洪久匪帮由此逃跑。 说起王洪久，临沂人大都知道此人。王洪久，临沂城西沙沟崖人，出身地主家庭，自幼读书。16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驻地临沂的山东省立第五中学。18岁时考入直鲁军官学校，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后因病回家，曾组织民团剿匪，击毙匪首李斗金，担任过义堂乡乡长。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烽火在全国各地燃烧，王洪久秉承官方意旨，组建临费边境联庄会，在我党地下党员的积极帮助和大力支持下，执行了我党抗战的主张，积极主动地出击日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受到群众拥护，成为抗战初期鲁东南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 随着形势的发展，敌后抗日斗争日趋残酷。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制定了一系列“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政策之后，王洪久背叛了我党积极抗战的主张，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不断制造摩擦，蓄意挑起事端，频繁进攻抗日根据地。 当时，临沂城城墙周长约4500米，高8至10米，底宽6至8米，定宽4至5米。城墙上有一人高的垛口，城门上有城楼，内外城门均已囤堵，城周围的主要地方筑有碉堡，城外有一道城壕，宽6至7米，深度在4至5米，水深齐腰。城周围彻夜挂着火把，防备我军攻城。 1945年8月16日，临沂日军逃往枣庄后，王洪久竟声称已经被蒋介石任命为临沂专员兼山东省挺进军司令员，指令城内伪军守城，纠集了4000余名伪军，亲自派出参谋直接掌握临沂城防指挥部，拒绝向新四军受降。 为了欺骗群众，王洪久在城内演出了可耻可恨的“蒋敌伪”合流丑剧，将沂州道尹公署、伪临沂县公署一动未动地改成蒋记专署县政府的招牌，甚至连当时新民会那样的汉奸组织，也在王洪久策动下改换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部。同时，他让成衣局、被服店，赶制“中央军服”，带红边的青天白日汉奸帽花也改换为不带红边的。汉奸们拼命宣传自己是“曲线救国”，宣传王洪久如何“为国为民”、“忠党爱国”，但是任凭汉奸们如何狡猾地叫嚣，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当时，敌人御用的城内所有宣抚机关、特务机关，在守城中组成了城防指挥部政训处。伪政训处也毫不掩饰地贴出“拥护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领导剿共到底”“欢迎王司令领导剿共到底”的标语，蒋敌伪合流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的巨大阴谋，又一次暴露无遗。 “蒋敌伪”合流的丑剧在临沂城上演了26天。26天中临沂人民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涂炭，城内变成了一片恐怖、贫困、死亡的坟场，人们用一句最恰当的话来形容蒋记政权和汪记政权的差别：“走了个穿蓑衣的，又来了个打伞的”。在解放后，有人感叹说：“可受够了，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罪，黑白不得安，整天要棉花、麻袋、铜板、银元、铁、水、麻、鸡……没有不要的。”老百姓皆纷纷反应：“受够了，没吃没穿无人问，出夫出东西晚了得挨打挨押。唉，当了八年亡国奴，又遭了这一次涂炭，真要吃王洪久的肉才解恨。” 26天的临沂人民的苦日子是极其难熬的，王洪久每天向城内索取五六百斤到一千多斤棉花，一两千斤油做火把守城。26天中，用掉了两三万斤棉花和油，于是好多棉被棉衣的棉花都被抢走了，连做饭用的油也被抢了去，饭馆、点心铺被汉奸们吃光了，家具也被拿走了一些，鞋铺里的鞋子被抢光了，甚至连鞋钉都被拿跑了一些，商店、洋行也被抢得十室九空。 城墙附近的民房大部分被拆掉修了工事，或者当柴火烧了，王洪久更通过伪临沂县政府向城内征收了150万伪钞做“慰劳金”。最后更以买子弹为名，限三天期向城里所有市商居民强要1万多块银元，为此将南门里的高保长逼死了，以此恐怖手段威胁群众交钱。限期的最后一天，正是我军解放临沂的一天，好多保长和群众对我军说：“可救了咱的命了，要不俺今天就过不去了。”守城的汉奸们用死来恐吓人们去为他们守城，每天用刺刀、把棍，将十五六岁的小孩，直到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妈妈赶到城墙上，帮他们送土、修工事，更用毒打和恐怖手段来镇压群众。运土的慢了一点，把棍就像雨样在肩背上开花，加上了“通八路”罪名就用洋刀砍了，有三个地排子车夫就是这样被杀害的，成百上千被愚弄欺哄的老人、青年、中学生、小学教员，被压迫着到城上守城，无辜地被逼死在炮火下。 1945年秋，王洪久部被我军截歼，兵员所剩无几。王洪久只身潜逃徐州，招兵买马伺机东山再起。两年后，随蒋军进攻临沂还乡，在地方大搞白色恐怖。但好景不长，随着蒋军的节节败退，于1948年10月9日夜弃城逃跑，至郯，在淮海战役中，余部被彻底消灭，王洪久潜逃到台湾，后病死在台北。 临沂南关东哨门里路北为耶稣教堂，此堂建于清宣统元年。这座教堂在1945年解放临沂时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钟楼上架一挺机枪可以扫射城墙上的伪军。 故此，王洪久匪部怀恨在心，占据临沂城后决心要拆除这座教堂，但这教堂属于美国长老会北派的教堂，当时牧师们也去南京抗议，故1947年未拆成。1948年形势紧张，王洪久匪部找汤恩伯请示想拆教堂。汤恩伯也强调城防重要，便同意了并答应等战争结束后再给重建。于是，王洪久匪部很快就将教堂给拆毁了。从此这座大教堂就消失了。 记者车少远 通讯员张光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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