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茫大地，万物竞生。繁衍进化，史纪始成。欲探索沂蒙古风情人文，需要借助地下瑰宝。此前，本报大型文化周刊《沂蒙湖》曾相继报道了一系列沂蒙地区发掘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墓葬。除此以外，仍有不少墓葬、化石等，均有其特定历史属性，但是受到考古条件与文献资料等限制，尚未进行全面的文化延伸。虽然如此，却不难通过这些墓葬、化石等梳理出沂蒙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变迁。

　　一至两万年前，

　　临河高坡出现人类活动

　　五亿年前古生物代奥陶纪海底的头足类动物——角石，在今天的高新区马厂湖镇西桥村被发现，又因为其形似菊花而被称为菊石。角石是古无脊椎动物，具有坚硬外壳的头足纲动物的总称，石外壳的形状像牛或羊的角，头部生长有众多触手，可以用来捕食和行走。就目前而言，所发现的角石有直角和盘角两种，其介壳分成多格，身体则居于最外一个敞开之格。

　　临沂市博物院原副馆长沈毅表示，角石的发现可以证明沂蒙地区在五亿年前还是一片汪洋。

　　沂蒙成陆的时间目前尚不可考证，可以通过一些出土化石来推断。2010年春，朱陈社区年逾六旬的何爱山在宝泉寺内清理河淤时，在龙头宝泉西侧地下一米深处发现有大量的猛犸象化石。随后，何爱山又在龙头宝泉周围一分地内先后发现了大量猛犸象化石。发掘这些猛犸象化石的地方，不难想象，一万年前一群猛犸象聚集在泉水旁饮水的景象，那么，成陆时间应早于一万年以前。

　　距今有100万年的纳玛象化石，近几年在沂蒙地区多处都有发现。义堂镇张家行、兰山工业园涑河沿岸的后洞门、兰山区七里沟、罗庄区彭家坡等，这种脊棱前高后低，耳朵较小的乳齿类古象的出现说明当时的沂蒙地区还处于热带或者亚热带气候，也只有在这种气候下这类古象才能生存。

　　在河东区九曲街道办事处孟于埠村出土的两颗马牙和三颗牛牙化石来看，距今已经有1200余万年。“通过这批化石来推算，沂蒙地区成陆时间可以延伸至1200万年。这个时期人类尚未出现，马牛都是野生的。”沈毅介绍说，根据出土的化石可以得知，马有三趾，牛有一对大弯角及前高后低的脊棱。

　　此外，1988年、1992年，郯城县文管所在马陵山地带进行野外考古调查时，相继在高峰头镇小麦城以及泉源乡司家村等地发现了恐龙足印化石。据郯城县文管所工作人员介绍，小麦城恐龙足印化石位于小麦城村东1500米以外的石塘子里。在起掉石头的下层，距离地表约有半米深的一块陡坡状的石头上发现了一只长约20厘米、宽度在15厘米的三趾足印，足印踏在石面的深度约有0.4厘米，呈撑形，后圆前宽，并有粗壮的三趾平分。

　　“距离足印不远处有一道道被水流过的细泥沙沟，形成了起伏的波浪，石头的倾斜度为东高西低，足印的行走方向为东南西北向。”郯城县文管所工作人员介绍，司家村发现的恐龙足印化石位于原司家乡政府驻地西北约300米处，约有数十个恐龙足印，看脚印推断是群体活动迹状，行走路线均是东北西南向。这些恐龙足印化石大都暴露于地表，因风雨侵蚀严重，保存太差。

　　莒南县岭泉镇后左山村的恐龙园，脚印化石遗址南北长有500米，东西宽也有100米。从脚印的形状判断，有蜥脚类、鸟脚类、兽脚类、嘴龙类多种恐龙，脚印非常清晰，脚趾上的纹理都看得非常清楚。由此也可以推算，亿万年前，这里生存着各种各样的恐龙，是一个恐龙的王国。

　　从猛犸象化石、马牙、牛牙到恐龙及足印化石的发现对研究罗庄、郯城、莒南等地，乃至沂蒙地区的地质构造、古地理、古气候的演变均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科学早已论证，人类起源于300余万年之前。那么，沂蒙地区究竟何时开始有人类的活动呢？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临沂20余地发现了细石器。沈毅告诉记者，其中最早地质时代可以推到新生代第四纪之更新世晚期及全新世，冰川作用活跃，距离今天约有一至二万年。此乃旧石器时代晚期，沂蒙的部分地点，大都是临近河边的高坡上已经有人类的活动。

　　细石器顾名思义就是一种细小的石器，与普通的石头片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经过人类有意识的二次加工，其打击点有一定的规律，而并非是自然碰击破碎的石头片。所用的石头质地坚硬，多为燧石、石英、玛瑙、水晶等。据其形状和用途可以分为石核、石片、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等类别。临沂市博物馆李玉亭介绍说，目前，沂蒙地区采集的各类细石器已经达到数千件，它是祖先东夷民族用以生活与生产劳动的原始工具。

　　到了新石器时代，也就是距今有四到八千年以前，沂蒙地区原始部落群已经遍布各地。目前，已经查明的遗址就已经达到50余处，已经公布为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就已经有30余处，其中尤以龙山文化遗址为最多。

　　李玉亭表示，龙山文化因为最早发现于山东章丘的龙山镇而得名，距离今天有四到五千年。其典型器物为磨光的黑陶，全系轮制。黑陶中又以薄如蛋壳的镂孔高柄杯为最，并被誉为蛋壳陶。其陶质坚硬，黑里透着光。一般分杯、柄两部分，杯子可以盛酒，不渗也不漏。柄的形式多变，但是都为空心镂孔。早期的镂孔比较简单，常见的有小点形或者长条形两种。后来，镂孔越来越大，花式也越来越多，由三角形、圆形、平行四边形等各种几何图案组成。工艺精湛，造型优美，不愧是原始陶器之王。如今虽然仿制，但是按照现在的工艺水平依然达不到出土蛋壳陶的工艺。

　　这些蛋壳陶及其仿制品，在临沂市博物馆均有陈列和展出，生动再现了古代沂蒙地区人们发达的手工技艺。

　　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生活、生产工具、装饰品以及专为随葬而用的明器非常多，它们能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人类生存状况提供有力的实物见证。

　　以生产工具为例子，有锤、斧、铲、凿、锛、镰、刀、箭、网坠、纺轮等等。“罗庄区湖台遗址出土的一件双孔玉铲，磨制精工、质地无暇，现已被定为一级品。”李玉亭说，生活工具又有针、锥、碗、壶、瓶、缸、豆、杯、盆、鼎等等。大范庄遗址出土的一件双层口白陶鬶，造型优美奇特，犹如昂首挺胸的金鸡报鸣，也被列为一级品。

　　汉代以后，战乱影响临沂各项事业发展

　　鉴于物质文化的不断提高，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商朝时期，这块土地上就丰存过郯、莒、费诸方国。周灭商后，临沂地域除分属齐、鲁等国外，见于《春秋》的还有颛、阳、向、莒、郯、根牟、於馀丘、杞等国。临沂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966年4月，枣沟头镇花园村一座西周墓中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其中有一套编钟，大小九件。最大的高有38厘米，最小的高有22厘米。最然在地下已经沉睡了2700余年，但是轻敲仍然铿锵悦耳。此外，尚有三件鼎，盘、戈、剑、削等各一件。

　　春秋时期，临沂出现了很多大城邑。有中丘城，又名诸葛城，位于白沙埠镇东北5.5公里处，公元前716年由鲁国兴建。《临沂县志》上有记述：“琅琊临沂县有中丘亭，即此。后诸葛亮来居于此。”《春秋地名考》记载：“今沂州东北有中丘城，或谓之诸葛城，以诸葛武侯尝居此地，故名。”；祝丘城位于汤河镇故县村，筑城时间是鲁桓公五年，由鲁桓公兴建；启阳，今天的临沂城。地下文物亦随之增多。

　　1963年10月，在罗庄区册山街道办事处五寺庄一座春秋墓内出土了一套青铜器。有鼎、盘等器物。其中有器物上刻有铭文，根据铭文推断这批器物属于邾国人的物品。邾国人生活在山东的邹县一带，那么为什么器物在临沂出现了呢？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和更可靠的出土器物论证，博物馆工作人员推断其系被作为礼品相馈赠，或者是因为婚姻陪送的嫁妆。总之，它们是两地友好交往的证据，也间接反映出当时的临沂与外地人的交际情况。

　　枣沟头镇花园村西周墓和罗庄区册山街道办事处五寺庄春秋墓都属于群众在生产过程中发现并挖掘的，没有科学资料，器物也可能不全。但是，修兖石铁路时，李玉亭参与并主持的凤凰岭东周大墓发掘工作，出土的器物和墓葬规格可以很好地反映东周时期沂蒙地区发达的生产力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

　　两汉时期，临沂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一个长足发展。琅琊王刘京迁都开阳，也就是今天的临沂城，更加促使了社会的繁荣和兴旺。这个时期出土的文物遍布全市，数量众多。

　　1978年5月，兰山区洪家店村一座西汉墓中出土了一套金缕玉衣，其特点是仅有头、手、足五个部位，没有上衣和裤子。这与国内其他地区所见的金缕玉衣完全不同。该墓还出土了一颗玛瑙印章，上面篆刻有“刘疵”字样，由此可以推断此人姓刘，更陪葬有金缕玉衣，这是汉代皇室成员确凿无疑。同时出土有三把铁剑、两件弩机，说明刘疵是一名武将。

　　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刘疵墓出土的金缕玉衣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套只有脚套、手套和头套而没有四肢和上身的玉衣。整套玉衣用玉1140片，玉片以长方形为主，磨制得很薄，质地晶莹细腻，每片玉片的各角和边缘都钻有为穿系而制作的小孔，玉套用金丝以十字交叉式连缀而成。

　　玉衣也称“玉匣”、“玉押”，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用的殓服，外观与人体形状相同。玉衣是穿戴者身份等级的象征，皇帝及部分近臣的玉衣以金线缕结，称为“金缕玉衣”。其他贵族则使用银线、铜线编造，称为“银缕玉衣”、“铜缕玉衣”。

　　这套金缕玉衣套现收藏于市博物馆，并被定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堪称稀世珍宝，曾多次到日本、德国等世界各地参加中国文物精品展，成为联结中外文化交流和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桥梁。

　　汉代以后，沂蒙地区战乱相对频繁，特别是在西晋末年，诸王避乱南迁，临沂的鼎盛时期也就逐步离去。之后，地下文物尚有晋代的青瓷辟邪水注，隋代的青瓷盘口四系瓶，唐代的银器杯，宋代的白瓷碗，金代的巡检铜印，元代的铜权，明代的影青瓷瓶等等。虽然数量不是很多，却也能反映出沂蒙地区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文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