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达原名王聿知，曾用英文名乔治·K·T·Wang。1909年出生在东墠村，系琅琊王氏第七十二代孙。王公达自幼受诗书门第之庭训，天资慧敏，后经寒窗苦读，于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新闻外语专业，求学期间因故中断学习，曾受聘于几家报社，采访过国民党将领冯玉祥、何应钦等人。

　　王公达采访时深入调，文章颇受读者欢迎，由此声名鹊起。

　　后来，王公达转入北京大学继续深造，精通中、英、日三国语言，193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两年后，受聘于美国合众社当记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公达临危受命随军采访，转战南京、重庆等地，亲眼目睹了日寇在中华大地的野蛮残暴，深受触动，在新闻采访报道中尽个人最大的努力部述职并加入了美国国籍。后来，他受合众社派遣返回中国，奔赴抗日各战区继续深入采访。

　　当时，抗战形势岌岌可危。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当时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中国的抗日战争究竟能坚持多久？中国到底会走向何方？1938年2月，带着种种疑虑和困惑，王公达以美国合众社特派记者的身份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

　　从王公达提出的九个问题我们能了解到，他问的均是当时中华儿女面对的问题核心所在，采访不仅涉及到抗日战争战略战术，还包括国共合作、对美关系等。毛泽东针对王公达的询问，全面客观地分析了抗日战争以来的背景和战争进程，果断指出：“日本的弱点渐渐暴露出来，中国的力量则渐渐加强起来”，日本“终必走上完全崩溃之途”。毛泽东对于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也作出了回答，其中包括共产党对“民主共和国”的主张。

　　采访后，王公达迅速将文章整理成稿，刊发在《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等国际报刊上。1938年3月5日第32期的《解放》报也刊登了此文。

　　通过采访，王公达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抗战必定胜利”，同时，他紧跟着又撰写了《中国延安纪实》、《中共领袖的心胸》等文章，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以及国共合作的诚意，这些都极大地增进了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信心，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真实的中国。

　　王公达的客观报道引来了国民党当权者的不满，也为此经历了一段艰难坎坷的生活。随着形势的变化，1946年，才华出众的王公达又被国民党政府聘请到中央社工作。为了能够采访到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等三人军事小组成员的和谈情况，王公达不辞劳苦，分赴北平、南京、上海等地。

　　解放战争爆发后，王公达被派到土耳其分社工作，后赴巴黎、约旦、埃及等地采访。1954年，王公达离开中央社，赴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历史。

　　南楼王氏家风：安心立命，修身养性勤政爱民

　　1、尚学修身，为官清正

　　读书继世、忠厚传家是琅琊王氏春节时在大门上常贴的对联，也是王姓历史发展的经验总结。

　　王氏家族中的“传”、“行状”、“封赐”的内容都是“学而优则仕”的生动体现。在南楼王氏家谱中更单列出“科第”“明经”以光宗耀祖，启示后人。

　　“学而优则仕”，首先说的是“学”。在王氏家族发展史中，家塾教育非常盛行。王氏所居乡里，均设有家塾，请名师授课，或者族人任教，这种教育方式一直延续到上世纪40年代新式学堂的兴起。

　　在东墠王氏科举仕进的道路上，有个人物非常关键，她就是窦氏，可以说没有窦氏就没有东墠王氏家族后来的辉煌。这位年纪轻轻就守寡的窦氏不仅抚养了自己的孩子王淑经，还抚养了淑经的长子王楠和次子王梓。正是窦氏抚养的这几位人才，为东墠王氏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关于窦氏的记载，见于《费县志》介绍王淑经的文字，“淑经，少孤，事母以孝闻。既入庠，兼理家务，且读且耕。母窦氏治家严明。淑经更以勤俭自励、家资以裕，延名儒严师课子孙。

　　在王梓的介绍中提到，王梓”幼失恃，鞠于祖母窦“。窦氏对他抚恤周至，尤其在教育上对他要求很高，在窦氏的影响下，王梓对后辈的教育也非常重视。他担心后辈不能实力为学，就亲自担任教读，口讲指画，不怕烦劳，督责严厉。在他的努力下，一门中科第蝉联。其中王梓的胞弟子侄同时为牧令者就有5人。一时间，王氏门楣显赫，盛况一时。

　　在读书仕进之路成功后，他们又将“诗书继世，忠厚传家”的理念继续发扬光大，以造就人才为己任。甚至有些官员退职归乡后，仍然以教书为业。这些都为族人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学而优则仕，也逐渐成为王氏家族的一种族格。

　　同时，一个家族如果仅仅是自己获得了显贵的地位，却不能够为百姓做实事是子弟为官者要恪供乃职”，成为王氏家族中为官者的准则。

　　《费县志》记载有东墠王氏家族王者聘勤政爱民的故事。

　　王者聘是雍正年拔贡，四川温江县知县。在这样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他白天忙于公务，到了晚上就在书海中求知，生活中不提倡奢侈，并且以身作则倡导勤俭之风。而他在财务上则“于常规无所取，署中费用惟俸银四十余两而已。”可见为官清正廉洁、勤奋。

　　每年到了春夏农忙的时候，王者聘还亲自农民负担，以至于当地百姓“勒石戴德”。

　　当时，在县署的东门外有座长桥，以前是木头立柱支撑桥体，王者聘担心雨季河水涨将长桥淹没，给河两岸百姓的出行带来诸多不便。同时也考虑到河堤均为草木垒建，很容易决堤，为了防备水患，淹没百姓良田和民居，王者聘主动捐出自己的俸银倡导重修长桥，改为石筑，“又为桥楼覆之”，加固河堤。百姓感念王者聘处处为大家着想，于是纷纷称那座长桥为“王公桥”。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官爱民则民拥戴官，王者聘主政温江县所付出的心血换来了百姓的拥戴，所以在他治理温江县15年后，被推荐提拔为中书舍人。当百姓们意识到他们的父母官王者聘不走不行时，皆哭泣不止，“则请建生祠，立遗爱碑“。王者聘离开的那天，路两侧站满了攀拥相送的人，王者聘几乎不得行。

　　当然，王者聘只是南楼王氏家族中走出的一位官员，家族中其他为官者大都恪尽职守，勤政爱民，严格履行做官为民的操守。这种为官之道，尤其在古代难能可贵。

　　2、体恤乡邻，恪守孝友

　　历史上各大家族兴衰无常，多数大家族都只是兴盛一朝，但是南楼王氏家族的发展却历经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经久不衰，究其原因：审时度势，顺应特定时代的发展，不抱怨、不守旧、不愚忠于一个颓废的朝廷。

　　为明清、民国等政治时局的交替而放缓发展，五世祖王埙、七世祖王者臣等都是清进士、举人出身，直到清朝末年科举依然取中者不断。到民国时期，家族内涌现出了大批大学生。

　　在王氏家族的发展史中，忠厚传家则体现为：济困扶危，为德于乡。

　　《临沂县志》有载：义堂王氏王佩琚，候选县丞。“值岁荒，请于道县牟，施粥救饥，多设粥厂。牟即委以施粥。琚按口给食，均沾实惠。”

　　王氏家谱或者《临沂县志》的人物传中，有不少王氏家族为官者都列有“有惠政”、“所至有政声”的好评。同治五年是一个饥荒年，十世王旭龄与族侄承恩等设义仓于龙泉寺，赈济贫困，到底救活了多少人已经无法计算了。诸如此类善举，客观上巩固并提高了王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使得这一家族成为乡邻百姓尊敬的大家族。

　　此外，南楼王氏继承了白沙埠王氏家族“孝友”家风，本支族中也出了诸如王楠、王梓等以孝友著称的族人。

　　南楼王氏王佩珩出生一个月母亲就离开了人世。由于早年丧母，没有得到母爱的王佩珩长大成人后每每想到母亲，便忍不住伤心饮泣。王佩珩将对生母的思念之情转嫁到继母身上，侍奉养母。在众兄弟之间，王佩珩同样做到友爱互助，在家产分配问题上，他同样是“尽以祖业让其兄”，自己则另外购置田产。

　　南楼王氏王者臣，康熙年间进士，官至翰林院检讨，撰修《一统志》。后来，王者臣担任丙子科福建主考，当时他才38岁，可谓事业正处在上升期，当王者臣得知父亲王佩瑝患病的消息后，他便“躬奉汤药，后殁，哀毁成疾，不数月而卒，以孝殒身，阖郡惜之。”过世时才年仅41岁，怎么不令人惋惜。

　　记者车少远 通讯员王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