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雀山位于临沂市城区东南隅，东侧濒临沂河，西北与银雀山对望。目前，两处山头已经基本削平，只是地势比周边地段稍微高些。当时的行署附近为银雀山，气象局附近为金雀山。

　　1978年9月，气象局增建楼房，挖土建地基时施工人员意外发现了两组陶俑。经考古人员实地勘察，在楼基范围内发现墓葬六座。后经报请上级批准，10月，先后清理了其中四座。继续清理第五座墓葬时发现内有帛画，当即再次上报。山东省博物馆、文化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等单位先后派人来现场指导发掘工作。11月，六座墓葬的发掘清理工作结束。

　　从考古档案中可查，当时金雀山六座墓葬共出土遗物200余件，五铢钱168枚。

　　当时沈毅作为考古工作者实地参与了墓葬的发掘、器物修复整理等工作。

　　沈毅介绍说，这六座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他们发掘时这批墓群未曾被盗挖，因为该墓群棺椁埋在地下四至七米不等的土层中，每次发掘都要竖着梯子下到墓坑中。其中表层系耕土层，往下为卵石层，六座棺椁就埋在卵石层下的沉积岩中。

　　当时的金雀山附近都是房舍，他们在此进行墓葬发掘，每天周围都会有不少群众来现场围观。为了保障考古发掘和出土遗物的安全，当时的文化局赵宗玉局长亲自坐镇，调来民警在墓葬外围进行警戒。

　　其中西北两座墓葬，长、宽、深基本相同，墓土回填，椁板以上都夯筑了厚约25厘米左右的灰膏泥。椁盖板一层东西横排，边箱上另有两块盖板南北竖放。棺椁大小结构基本相同。西南其中一座墓葬盖上钉鎏金柿蒂花铜钉33颗，排列成方棋纹。棺四周用朱红色绢封贴，左右两侧用黑线在绢上画方棋纹，在线条交叉处饰鎏金柿蒂花铜钉。头档、足档用墨色画府门、汉阙、朱雀等图案，并饰以鎏金铜钉。“该棺椁出土后单从外观来看，非常漂亮，通体漆黑铮亮。这种漆器棺椁出土后正常应立即泡在水中防止风化损坏。当时临沂县文物组没有这么大的容器，于是就用塑料布遮盖，经常洒上一层水。后来也损坏了。”对此沈毅不免略有感叹，那个时期确实因技术问题，不少遗物出土后因为保管不当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其中出土的彩绘遗物给沈毅留下了深刻印象：出土器物中有一件彩绘盒，泥质灰陶，盖与盒均为扁平半球形。通体施白陶衣，盖的外表用灰、黄两色绘云气纹，再用黑色线条勾画云气轮廓，并点缀朱红色彩。盒用黑线绘制波浪纹、悬纹；彩绘鼎一件，也是泥质灰陶。盖与鼎腹均为半球形，附耳较小没有孔，蹄形足。通体施白色陶衣。盖面纹饰与彩绘盒的颜色相同。鼎腹及附耳纹饰与盒身相同。足施黄色，再用黑线勾画兽面纹。此外，彩绘的壶、骑马佣、马车、牧马佣、养牛佣、女侍佣等文物。“刚出土时，这些彩绘的遗物色泽鲜亮。现场参与考古的同志都不由地感叹古人的绘画技巧和精湛泥塑技艺。”

　　六座墓葬皆出土有五铢钱。“‘五’字交笔有的较直，有的弯曲。‘朱’上为方折，下为圆折。”沈毅分析说，还有的穿上带一横划或穿下有一半星。这些都是西汉五铢的特征。结合墓葬形制及其随葬器物特征，他们推测这批墓葬应该属于西汉时期。东北方向的这座墓葬为双棺，东棺有“周少翁”、“周遂”印一颗，死者为男性。西棺仅仅出土有四枚五铢钱，推测死者应该为其妻室。

　　西北方向并列的两座墓东西相距仅50厘米。葬制和葬具基本相同。西侧这处墓葬有四件耳杯底部刻有“母”等字样，推测死者当属女性。东侧这处墓葬有“周宽信印”，死者当为男性。死者也应该是一对夫妻。

　　西南两座墓葬也是并列的两墓，相距非常近。葬制、葬具也基本相同。东侧这处墓葬有“周宽之”等字样的印章，推测死者应当为男性。西侧墓葬虽然没有文字可考，却出土了一件彩绘陶盒可作参考。东侧墓葬出土了同一类型的彩绘陶鼎和壶。按照一般汉墓的明器组合，盒鼎壶应该是一整套的才对。但是这一套彩绘盒鼎壶却分在两个墓葬中，很明显这是按照夫妻墓葬的相互关系安排的，故而死者也应是一对夫妻。

　　五座墓葬三对夫妻，又都姓周。名字中有宽字的应为同辈人，有少字的应该是另一个辈分。东南这座墓葬虽然没有名，但是也出土了西汉五铢，位置还在此墓群之内，所以墓主人也应该是周氏家族的成员。

　　沈毅说，此次发掘范围仅在气象局新楼的楼基之内，东西约16米，南北约9米，周氏家族墓群的范围应该更大一些。出土遗物数量较多，沂州路二层小楼放不下，为此文化局又专门腾出了一个地方存放这些器物。

　　记者车少远 通讯员李春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