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家中，沈毅向记者介绍当年墓葬发掘情况。

 

 

罗庄湖台遗址及其墓葬属性

　临沂市博物馆原副馆长沈毅介绍有关考古情况　

       临沂考古界有这样一位老同志，他祖籍上海，在临沂从事文物工作26年，直至60岁离休后举家迁至扬州。现在我们翻阅一些当年的考古档案，无论是银雀山竹简汉墓、吴白庄画像石墓、大范庄遗址、金雀山周氏墓群等等，经常可见这位老同志的名字。他就是临沂市博物馆原副馆长沈毅，今年已86岁高龄，久居扬州也有26年。

　　11日，记者专程到扬州拜访了这位考古界老同志，还原当年临沂墓葬的考古发掘细节，在详述历史文化的同时，感受一位老同志对临沂的那份最真挚的情感。

　　1972年，银雀山竹简汉墓发掘后，文物系统急需考古工作者，此时在临沂县曲艺队工作的沈毅便被抽调到考古系统工作。“我刚报道时，临沂县文物收集组与图书馆在洗砚池东侧五贤祠院内办公，就两名同志，办公地点有三间房般大小。”自此，沈毅的人生便和考古有了不解之缘。

　　回忆起那段考古经历，仿佛历历在目。“条件艰苦。以吴白庄画像石墓发掘为例，画像石用最原始的方法，架起三脚架用铁链挂起钩子将其吊到地排车上运到文物收集组。”沈毅说，当时组里连张绘图纸都没有，后期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不少墓葬图纸都是当时用白报纸画出来的。文物收集组成员也都非考古专业出身，一边学一边进行文物收集和田野考古。

　　文物收集组因发掘了银雀山竹简汉墓，在全国有了一定名气，香港《大公报》刊文报道，当时用的称谓是博物馆，而非文物收集组。“人家香港的报纸都称馆了，咱再继续以文物组的形式进行考古工作自己都说不过去。”沈毅回忆说，于是文物组选址搬迁至沂州路中段的二层小楼进行办公，1980年成立了临沂县博物馆。楼下是两间办公室，两间仓库，楼上是陈列室。那个时期馆里根本没有保安，全县的文物都放在这里，晚上下班后便大门一锁。

　　聊天中，沈毅着重介绍了当年湖台遗址的发掘情况。

　　罗庄湖台遗址及其墓葬属性

　　沈毅介绍说，早在1956年文物普查工作中，已经在当时的临沂县罗庄公社湖西崖村的东北湖中发现了一处高台遗址，当时该遗址的文化性质和年代均不明确。后来，山东大学的刘敦愿曾经到这里做过调查，当时提的是护台，也就是湖台的意思。

　　湖台遗址在临沂城西南九公里处。四面地势较高，唯有湖台周围是一片黑土洼地，该地也就是《临沂县志》中所说的泥沱湖。“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去湖台进行文物普查时，其海拔70米，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200米，总面积近74万平方米。”沈毅说，由于附近群众用沙取土，高台南段形成了一处50余米的方圆大坑。高台顶部被削去半米多，破坏了一部分战国、两汉、西晋以及后来的墓葬，并暴露了大量龙山文化遗址，这些遗址主要是墓葬。

　　1980年4月至次年4月，沈毅会同临沂县博物馆杨佃旭、张佐倜等人多次到湖台遗址，先后清理了四座龙山文化残墓。

　　沈毅以一号墓葬举例介绍，该墓在遗址顶部中心偏南方向，是个长方形土坑，深度约0.4米。墓坑中心有一具骨架，由于腐朽严重，当时只能清理出骨架的大致形态。骨架头部出土有大理石质残石琀一件。盆骨处出土有石灰岩质石指环一件，该件器物环壁内直外鼓，外沿有两个两面对钻的圆孔，其中一个没有钻透，这件遗物与其他地区大汶口遗址出土的指环类似，可以有力地说明该墓葬年代属大汶口时期。当然随葬的陶器主要在墓葬南侧，由于早前已经被群众破坏，仅能确定东部两件带盖蛋壳陶杯、两件大陶罐以及西部一件白陶鬶。骨架北侧仅在东部放了10件蛋壳陶杯。从南侧收集的碎陶片中，修复了黑陶壶、灰陶壶、红陶盆等遗物。至此，沈毅推测，该墓葬的随葬器物应该有百余件。

　　当然，其余三座墓葬也各有遗物布局和特征。等到1982年8月，“杨殿旭、徐淑彬在湖台遗址采集了细石器百余件。”沈毅介绍说，其中有打制的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遗物。四个月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高广仁、吴汝祚也在该遗址采集了细石器百余件。这两次采集都在地面上进行，未做地层调查。

　　这里的细石器大部分是黄色石英斑岩，与一号墓小石锛石质相同，而且采集的初步磨制的细石器中有两件已经近似小石锛，所以沈毅推测这批细石器或许也与龙山文化有关。

　　关于墓葬时代的推断，从四座墓的方向、位置、地层关系等方面分析，沈毅认为，它们的时代很相近。高柄杯、背壶、筒形杯与蛋壳陶器、黑陶壶等同时出土，而且蛋壳陶杯上带有通心式器盖，这种器盖以往在大汶口的高柄杯和临沂王三岗遗址的黑陶筒杯上见过。所以四座墓葬时代应该比大汶口文化稍微晚些，应该在龙山文化早期。

　　说起带盖的蛋壳陶杯和高柄杯。根据此前考古发掘情况分析，以往各地出土的蛋壳陶杯还没有发现带盖的。一号墓共有蛋壳陶杯12件，有带盖的和不带盖的两种，形质基本相同，但是带盖的略矮些，而且杯身比较细，柄部微微鼓起，镂孔较大而且少。

　　大范庄遗址曾出土蛋壳陶杯40余件，但没有一件是带盖的，而且形质也不一样。此外，在大范庄遗址中，一般墓葬只出土一两件，最多的也只是出土了4件，但是在湖台一号墓内就出土了12件。

　　值得一提的是，湖台的蛋壳陶杯形质差别很小，陶质不坚硬，镂孔简单，少数带盖，这些情况能说明什么问题？沈毅说，这批蛋壳陶杯属早期，与大汶口文化的高柄杯有承袭关系。同时也说明龙山文化早期虽然已经有了蛋壳陶，但是并不废止高柄杯，它们是并存的。

　　此外，除一号墓以外，其余三处墓葬均有背壶。需要注意的是，其中一处墓葬既出土了蛋壳陶杯又出土了背壶。“一号墓已残损，原来也不一定没有背壶。”沈毅说，湖台遗址的背壶跟大范庄遗址一样，都是明器。器形与大汶口遗址的背壶有很大差别。这两处遗址都没有发现大型的有使用价值的背壶。过去认为背壶是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现在来看，龙山文化也有背壶，只是还没有发现实用器而已。

　　关于石扁琮、带槽长条玉器。石扁琮过去从来没有发现，因其外方内圆体扁，所以得名。它出土在骨架右小臂附近，由于骨架朽烂严重，看不出是否套在手臂上作臂环之用，但是形质与一般圆形臂环区别较大，是否是作为礼器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带槽长条玉器出土时与双孔玉铲叠压在一起，且用的是同一块玉料，其长度也正好与玉铲宽度相同，有槽的一侧还可以扣在玉铲的顶部，可以推测其用途当与玉铲有关系。

　　记者车少远 通讯员李春普

　　早在1956年文物普查工作中，已经在当时的临沂县罗庄公社湖西崖村的东北湖中发现了一处高台遗址，当时该遗址的文化性质和年代均不明确。后来，山东大学的刘敦愿曾经到这里做过调查，当时提的是护台，也就是湖台的意思。

　　湖台遗址在临沂城西南九公里处。四面地势较高，唯有湖台周围是一片黑土洼地，该地也就是《临沂县志》中所说的泥沱湖。“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去湖台进行文物普查时，其海拔70米，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200米，总面积近74万平方米。”沈毅说，由于附近群众用沙取土，高台南段形成了一处50余米的方圆大坑。高台顶部被削去半米多，破坏了一部分战国、两汉、西晋以及后来的墓葬，并暴露了大量龙山文化遗址，这些遗址主要是墓葬。

　　1980年4月至次年4月，沈毅会同临沂县博物馆杨佃旭、张佐倜等人多次到湖台遗址，先后清理了四座龙山文化残墓。

　　沈毅以一号墓葬举例介绍，该墓在遗址顶部中心偏南方向，是个长方形土坑，深度约0.4米。墓坑中心有一具骨架，由于腐朽严重，当时只能清理出骨架的大致形态。骨架头部出土有大理石质残石琀一件。盆骨处出土有石灰岩质石指环一件，该件器物环壁内直外鼓，外沿有两个两面对钻的圆孔，其中一个没有钻透，这件遗物与其他地区大汶口遗址出土的指环类似，可以有力地说明该墓葬年代属大汶口时期。当然随葬的陶器主要在墓葬南侧，由于早前已经被群众破坏，仅能确定东部两件带盖蛋壳陶杯、两件大陶罐以及西部一件白陶鬶。骨架北侧仅在东部放了10件蛋壳陶杯。从南侧收集的碎陶片中，修复了黑陶壶、灰陶壶、红陶盆等遗物。至此，沈毅推测，该墓葬的随葬器物应该有百余件。

　　当然，其余三座墓葬也各有遗物布局和特征。等到1982年8月，“杨殿旭、徐淑彬在湖台遗址采集了细石器百余件。”沈毅介绍说，其中有打制的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遗物。四个月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高广仁、吴汝祚也在该遗址采集了细石器百余件。这两次采集都在地面上进行，未做地层调查。

　　这里的细石器大部分是黄色石英斑岩，与一号墓小石锛石质相同，而且采集的初步磨制的细石器中有两件已经近似小石锛，所以沈毅推测这批细石器或许也与龙山文化有关。

　　关于墓葬时代的推断，从四座墓的方向、位置、地层关系等方面分析，沈毅认为，它们的时代很相近。高柄杯、背壶、筒形杯与蛋壳陶器、黑陶壶等同时出土，而且蛋壳陶杯上带有通心式器盖，这种器盖以往在大汶口的高柄杯和临沂王三岗遗址的黑陶筒杯上见过。所以四座墓葬时代应该比大汶口文化稍微晚些，应该在龙山文化早期。

　　说起带盖的蛋壳陶杯和高柄杯。根据此前考古发掘情况分析，以往各地出土的蛋壳陶杯还没有发现带盖的。一号墓共有蛋壳陶杯12件，有带盖的和不带盖的两种，形质基本相同，但是带盖的略矮些，而且杯身比较细，柄部微微鼓起，镂孔较大而且少。

　　大范庄遗址曾出土蛋壳陶杯40余件，但没有一件是带盖的，而且形质也不一样。此外，在大范庄遗址中，一般墓葬只出土一两件，最多的也只是出土了4件，但是在湖台一号墓内就出土了12件。

　　值得一提的是，湖台的蛋壳陶杯形质差别很小，陶质不坚硬，镂孔简单，少数带盖，这些情况能说明什么问题？沈毅说，这批蛋壳陶杯属早期，与大汶口文化的高柄杯有承袭关系。同时也说明龙山文化早期虽然已经有了蛋壳陶，但是并不废止高柄杯，它们是并存的。

　　此外，除一号墓以外，其余三处墓葬均有背壶。需要注意的是，其中一处墓葬既出土了蛋壳陶杯又出土了背壶。“一号墓已残损，原来也不一定没有背壶。”沈毅说，湖台遗址的背壶跟大范庄遗址一样，都是明器。器形与大汶口遗址的背壶有很大差别。这两处遗址都没有发现大型的有使用价值的背壶。过去认为背壶是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现在来看，龙山文化也有背壶，只是还没有发现实用器而已。

　　关于石扁琮、带槽长条玉器。石扁琮过去从来没有发现，因其外方内圆体扁，所以得名。它出土在骨架右小臂附近，由于骨架朽烂严重，看不出是否套在手臂上作臂环之用，但是形质与一般圆形臂环区别较大，是否是作为礼器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带槽长条玉器出土时与双孔玉铲叠压在一起，且用的是同一块玉料，其长度也正好与玉铲宽度相同，有槽的一侧还可以扣在玉铲的顶部，可以推测其用途当与玉铲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