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人类以来，就有族群迁徙（读希xi）。上至三皇五帝，下至明清及新中国成立，为开疆拓土、躲避战乱与灾荒、并寻找更适合居住地的人类迁徙，几乎贯穿了整个华夏民族的历史全程。我国有史记载的族群迁徙和大移民，大约有上百次；而影响较大的，也不下十数次。比如：
一、上古三皇五帝时代的族群东移；
二、商朝时期盘庚迁殷；
三、周初对“商民七族”等敌对者的迁移；
四、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的大移民；
五、汉高祖刘邦为充实京都地区大移民；
六、汉武帝刘彻为开发边疆大移民；
七、汉末董卓为篡权迁都大移民；
八、“五胡乱华”与晋室南渡时的大规模南迁；
九、“安史之乱”与五代十国时期的大规模南迁；
十、“靖康之变”与宋室南渡时的大规模南迁；
十一、金、元战乱与明初洪武、永乐大移民；
十二、明末清初战乱后的大移民；
十三、东南沿海人民下南洋移民东南亚；
十四、明清以来的移民台湾；
十五、晋陕冀人民走西口移民内蒙；
十六、鲁冀豫人民闯关东开发北大荒等等。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也最为惨烈的三次移民高潮，发生在两晋南北朝“永嘉之乱”与“五胡乱华”；唐代“安史之乱”与五代十国；以及北宋“靖康之乱”金人入侵与宋室南渡；这三个历史时期。从而导致中原人口与财富大规模南移，华夏社会经济文化中心由北向南倾斜，华夏中原一枝独秀的历史格局不再。
（一）古人类时期的族群迁徙
根据近现代考古学研究，尤其是通过人类基因遗传工程和分子人类学以及碳14放射性测定年代技术等尖端科技的分析测验，推测出人与猿的分离时间，大约在400--500万年之间。自此，古人类的迁徙时代也随之开始。
据说最早的古人类祖先---人猿化石出自非洲，即1992年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拉米斯发现的距今440万年前的南猿化石，最初被命名为“始祖南猿”。1995年又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西岸的卡那坡发现的距今410万年的原始类型南猿化石，被命名为“湖滨南猿”。令人瞩目的是，它们的下肢骨显示出直立行走的特点，而上肢骨却仍保留着上树攀援的特征。据说这表明分子生物学所推测的距今400--500万年人与猿分道扬镳的可能，是比较客观正确的。
而在之前的1991年9月，在东欧格鲁吉亚一个叫德玛尼西的地方，发现了距今180万年前的直立人化石，也是迄今欧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而在亚洲西部的以色列境内的约旦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向北延伸部分。1959年在这里发现了乌贝蒂亚旧石器时代遗址，测定距今约在150万至100万年之间。有些考古学者认为，这个遗址是非洲之外最早的直立人文化遗址之一，它的主人可能就是刚从非洲“能人”演化而来的早期直立人。
因此，许多西方考古学家推测，距今大概200万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开始迁徙亚洲和欧洲。并说亚欧人北部的一个分支，大约在1.5万年前，又穿越白令海峡冬季形成的“冰桥”，走到今天的阿拉斯加，从而又陆续迁徙美洲。
我国考古学界，自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第一颗距今50万年的古猿人头骨化石以来，又陆续在陕西兰田公主岭和云南元谋大那乌遗址，发现了直立人类型的“兰田猿人”和“元谋猿人”，据测定为距今超过100万年，后者达170万年，成为目前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古人类化石。这些早期人类的祖先，是否也来自非洲，目前尚无定论。但祖国中原大陆人类祖先，是通过不间断的族群迁徙和移民，才陆续走到今天，这一点恐怕无人能够否认。
直到近现代时期，人类的移民迁徙仍然方兴未艾。据世界相关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19世纪初以来，平均每年约有20--30万欧洲人迁往美洲和大洋洲。尤其19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平均每年外迁人口增加到60—70万，有些年份甚至超过100万。而非洲从16世纪到18世纪末的殖民地时期，殖民者进行了长达300多年的奴隶贸易和人口贩卖，从非洲运往美洲和大洋洲的奴隶总数，高达2000余万人。
中国人（华人）在世界各地的华侨人口，据说已超过5000万人。从宋代发明“指南针”开启远洋航海，到明初永乐年间，朱棣派遣郑和率领强大舰队“七下西洋”（1405--1433年）以来，中国人也随后掀起了移民浪潮。从最初的南洋--东南亚诸国，再到西洋美洲，中国商人、学生和劳工大批迁徙海外。近年来，随着改革开发的步伐加快，通过考学移民、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等途径，移民西方发达国家的更是逐年增多，华人足迹几乎遍布全球各个角落。
（二）三皇五帝时期的族群东迁
据史书记载：远古时代的华夏民族祖先，最早记载有伏羲氏（又名太昊，也写作太皞），自黄河上游的渭水流域（今甘肃天水、秦安、静宁一带），率领部族，从西北高原顺黄河东下，最后建都于陈（今河南周口淮阳）。
神农氏（即炎帝）最早居于西北姜水流域（今陕西岐山县西，属渭河支流），其后神农氏部落在东移中原的过程中，因屡受九黎族的阻挡与侵扰，最后辗转迁都于山东曲阜。神农后来“尝百草”试药性走遍神州各地，最后误食断肠草而中毒，殉难并安葬于茶陵（今湖南株洲炎陵县）。
黄帝（轩辕氏）的父亲，本是上古帝王有熊国（都城在今河南新郑）的国君少典，本姓公孙，名轩辕。因黄帝成长于姬水（今陕西黄陵县沮水河），其后人早期多姓姬。相传黄帝为开辟中原，率领部族东渡黄河，沿中条山、太行山向北，先到河北建都洛城（在今张家口涿鹿县），最后与炎帝联合，通过“涿鹿之战”打败了强悍的九黎族，杀其首领蚩尤。九黎族中，一部分融合于当地，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另一部分逃亡南方苗蛮部落，后来发展成为苗瑶民族（相传包括现在的彝、土家、纳西、东巴等族）。从此，黄帝被推举为华夏部落联盟首领，由于在位期间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被尊称为“人文初祖”。
黄帝的儿子少昊（也写作少皞、少皓，名玄嚣，史称青阳氏、穷桑氏、金天氏；黄帝二十五子之一），相传初居穷桑（今山东曲阜东北），后封于青阳（今江苏泗洪县青阳镇），最后迁都于奄（读淹yan，今山东曲阜），成为东夷部落联盟的首领。
尧帝，相传初居于陶（今山东菏泽定陶），后封于唐（在今河北唐县），故史称“陶唐氏”。史书上说他：继位后，初迁蒲阪（今山西运城永济蒲阪），后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
舜帝，相传生于姚墟（在今河南濮阳市范县），故姓姚；成年后曾在历山（今山东济南历山区）种过地；在雷泽（今山东菏泽）捕过鱼；在寿丘（今山东曲阜境内）做过工；在负夏（今山东兖州）从事过贸易活动。尧帝把二个女儿娥皇和女英许配与他后，曾让他迁居妫纳（媯读贵gui，在今山西运城永济）。继位后迁都于蒲阪（今山西永济蒲阪）。晚年到南方巡视，不幸病逝于苍梧之野，并就近安葬于九嶷山（在今湖南永州宁远县）。
我们的远古祖先及其氏族部落，为了寻找更加适宜人类发展的地方，都曾经历过不断迁徙的过程。
史书上还说：“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今山西夏县）”；三帝之都，均在今山西运城周围；按照“帝王之都为之中”的说法，一些史学与考古学家认为，中国最古老的“中心”，应在今天号称“黄河金三角”的山西运城一带。
另据当代学者倪方六教授等考证，尧、舜、禹皆曾定都山西运城一带，与此地盛产池盐有关。食盐是人类日常必需品。因上古时代尚无海盐，人们摄取盐分的主要来源依靠池盐、井盐和岩盐。所以盛产池盐的山西运城，成为定都的重要条件。而且包括“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等上古战争，也多与争夺盐的产地有关。
（三）夏商周三代时期的族群迁徙
1、夏朝时期
（约公元前2070至前1600年）
大禹因治水有功，受舜帝禅让而继位。但他晚年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夏启，从此结束了帝位禅让制，开启了父死子继的帝王世袭制，又称“家天下”。其后建立的夏朝帝国，自公元前约2070年至前1600年，历时470余年。期间经历了第四代夏王相被杀，先后由后羿（读衣yi）和寒浞（读捉zhuo）篡权40年，史称“无王时期”。
商、周之前称帝王为“后”，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帝王”之说。如古籍上说的“夏后氏”，即泛指夏王族；“夏后相”即夏王相。后羿也即帝王羿的意思。其实后羿本是有穷氏（在今山东济宁）的“司羿”，上古时称某世袭职业为“司”，“司羿”就是“世袭射箭手”。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自称“皇帝”的人，秦始皇的正妃也被称之为“皇后”，之前统称为“妃”。后来史书对秦之前也称“帝”称“后”，其实只是后来追封的“尊称”，但与史实并不相符。
在夏朝立国前后，史书记载的大规模族群迁徙和迁都，就有十多次。如大禹的父亲鲧（读滚gun），自大夏（今山西运城夏县）迁往崇（今河南嵩县）；大禹曾先后迁居高密（今河南新安县）、阳城（今河南登封郜城镇）、阳翟（今河南许昌禹州）、晋阳（今山西太原晋源镇）、平阳（山西临汾西南）、安邑（今山西运城夏县东北）等。
其后夏王太康迁都斟鄩（今河南偃师）、夏相迁都帝丘（今河南濮阳），少康迁都夏邑（今河南商丘夏邑县），夏杼迁都老丘（今河南开封陈留镇），夏廑（读谨jin）迁都西河（今河南安阳东南），夏桀又迁回旧都斟鄩。夏桀最后亡国。
2、商朝时期
（约公元前1600至前1046年）
商朝帝王，是宋姓始祖宋微子（微子启）的祖先。宋微子本是商朝第三十任商王帝乙大帝的儿子。
据史书记载和近现代考证，古商族和商朝时期的族群迁徙，比较频繁。《史记·殷本纪》说：“自契至汤八迁。”《尚书。序》载：“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都亳，从先王居”。《史记集解》中说“自汤至盘庚，凡五迁都。”即自古商族始祖商契，到他的十四世孙商汤（姓子名履，又称汤、成汤、商太祖等；商朝建立者），在有史可考的古商族四百余年历史间，共先后发生过大规模族群迁移事件，就有八次。而自商汤至盘庚帝（姓子名旬，第二十任商王），又先后迁都五次。也就是说，从古商族到商朝，仅有史记载的大规模迁徙共有十三次之多。（详见上文“商族八迁”和“盘庚迁殷”等章节）。
据史学与考古学界考证，古商族最早起源于辽西、冀东一带，作为一个半游牧、半农耕的古氏族部落，因受气候变迁和其他敌对部落的侵扰，曾一路向西、向南迁徙。因曾长期居住在古燕山（有大、小燕山之分；大燕山即今北京北部的燕山山脉，命名较晚；小燕山位于今北京西南部的房山区，为最早的燕山，大致命名于商代）与古玄水（即青龙河，为河北滦河支流）一带，故以燕子（玄鸟）为图腾。
后来，当其部族首领商契，被舜帝封于偏南部的商地后，其族人也陆续向南方靠拢。其播迁的主要路径，即今河北西南部的古唐河和漳河流域、河南东北部、山东西南部、山西与陕西东南部（今商州）等广大地区。
战国时期古籍《世本》说“契居蕃”（古字读博bo，与“亳”字音相通）。即古商族首领商契时期，又自燕地（今北京房山一带）迁往蕃（读博bo）地；一说在今河北西南部的石家庄平山县古番吾；一说在今（后迁）河北西南漳水流域、邯郸以南的磁县境内。两地地处冀、鲁、豫、晋四省通衢，与河南安阳、山东聊城、山西长治、潞城，都相距不远。
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记载了今北京地区曾有一个称为“匽（读燕yan）”的古部落方国；商代又有属于商王族所封的燕姓方国，定都皆在这一带。所以燕山之所以称之为“燕”，其历史渊源悠久。
燕山区距离北京猿人的故乡周口店只有5公里，境内发现过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遗迹，证明50万年至一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
另据《史记·殷本纪》载：“盘庚渡河南，迁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就是说，到商朝第二十任帝王盘庚帝时期，又渡过古黄河，迁都于今河南安阳时，这是自成汤定都于“亳”之后，商朝都城又进行的第五次迁都，最后这次迁到了成汤的故居地（即安阳），才终于安定下来。（详见上文“盘庚迁殷”）
此外，关于传说中的“殷人东渡”与美洲“玛雅文化”的历史渊源问题，已记述于上文（“纣王失国”）相关章节中，在此不再赘述。
据近代甲骨文考证，自商朝时，即开始实行人口登记制度，并设有“登人”或“登众”，专职负责。古籍《尚书·多士》篇说：“惟（商）殷先人，有册有典”，即说明商殷时期的户籍登记与管理制度，开始建立并付诸实施。
据《中国人口史》等记载：商朝时期的人口总量，包括商朝控制疆域内的诸侯方国，大约达到600至800万人（也说到武丁帝鼎盛时期曾达到1200万左右）。使华夏民族人口，达到了第一个鼎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3、周朝时期
（公元前1046至前256年）
西周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后，为了惩处追随纣王之子武庚禄父造反的商朝王族及其遗民，周初武王与成王时期，将他们强行迁往西周刚营建、并驻有“周八师”的新都雒邑（今河南洛阳），以充实人口，便于掌控监督。同时，一部分北殷国殷侯武庚禄父的后人及其亲族，则被强行西迁至杜原（在今陕西始平县一带），降级由侯爵国改封为伯爵国，史称“杜伯国”，后来成为子姓杜氏的一个发祥地。
西周又先后将商朝王族聚居区的贵族及其遗民，如“商民六族”（又称“殷民六族”，包括徐氏、萧氏、索氏、条氏、长妁氏、尾妁氏等六大家族），迁往周公姬旦之子伯禽的封地鲁国。将“商民七族”（又称“殷民七族”，包括施氏、樊氏、陶氏、繁氏、錡氏、饥氏、终葵氏等七大家族），迁往武王之弟姬康的封地卫国。
此外，西周还将“怀姓九宗”迁往周武王之子成王的弟弟姬虞的封地晋国等地。将“商民十姓”等，先后迁往齐国、郑国等诸侯国家。将商朝的巫、祝、卜、史等知识阶层官吏以及专业人士，迁往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并根据其特长任以职事，为新政权服务。
这是西周初年，发生在公元前1040年前后，一次规模较大、有史记载的、并由国家主导对反对派人士的族群迁徙和移民。
这些被迁出的商朝王族中的各大贵族及其遗民，后来逐渐融合入当地民众之中，并大都成为相关姓氏的开姓始祖，发展形成为后来的相应姓氏族群。
周朝后期的春秋战国，战争导致的人口变迁较大。如发生在周幽王时期的犬戎部落入侵，使周朝西部国土沦陷，继位的周平王，被迫将都城从镐京（今陕西西安）迁至雒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 自此周朝的天子地位，开始逐渐丧失。
东周的前半期，诸侯争相称霸，持续了二百多年，称之为“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共有140多个诸侯国。先后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被推为盟主，奉行“尊王攘夷”，即共同维护周朝君王，抵御夷族侵扰，协调诸侯纷争。史称“春秋五霸”。
据史书记载，春秋二百九十余年间，有四十三位国君被臣下或敌国所杀，有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发生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诸侯之间的朝聘和盟会多达四百五十余次。
东周的后半期，各诸侯之间相互征伐，又持续了二百多年，史称“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经过相互厮杀争夺和无数次的兼并战争，诸侯国数量大大减少。其中实力最强的七个诸侯国分别为秦、齐、楚、燕、韩、赵、魏，称作“战国七雄”。此外，还剩有宋、鲁、郑、卫、越、巴、蜀、中山、蔡、薛、滕、杞、莒、郯、邾、许等势力不等的大中小国家，最终也先后被“七雄”逐一吞灭。
在春秋战国时期，一度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宋国，后来由于受到周边强悍的楚、齐、韩、魏等劲敌的夹击与水患灾害侵袭，曾经被迫又进行了两次迁都。一次是宋国第二十三任国君宋共公（公元前588年至前576年在位），将都城自商丘迁至相邑（在今安徽淮北市相山区）。一次是宋国第二十八任国君宋悼公（公元前403年至前396年在位），将都城自商丘迁至彭城（即今江苏徐州）。最终宋国于公元前286年被齐闵王与魏、楚联合吞灭，国土被三国瓜分。
到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年），周赧王病逝，秦国军队乘机攻入东京雒邑，迫使西周公投降。七年后（前249年），秦相吕不韦又带兵灭掉了位于巩邑（今河南巩县）的东周公。宣告东周彻底覆亡。东周时期（包括春秋战国）共传25王，历时522年。
自公元前256年之后，秦国先后灭掉韩国、赵国（前228年）、魏国（前225年）、楚国（前223年）、燕国（前222年）、齐国（前221年）；最后统一中国。
据史书记载，自战国末期“商鞅变法”后的秦统一战争，中国历史上开始发生惨绝人寰的“屠城”事件。所谓“屠城”，即攻城战遭遇激烈抵抗时，一旦城破，占领者不分将士官兵与老幼残弱以及忠奸良莠，连同无辜百姓，一律屠杀殆尽。
在此之前，自上古时代到春秋战国，人类族群之间、诸侯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总是难以幸免。但类似“屠城”这种血腥事件，尚缺乏记载。而“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在与强敌楚国发生的“泓水之战”中，尽管敌我力量悬殊，尽管自己以逸待劳并占据地利优势，但他仍然坚守仁义之师“君子不重伤，不禽（擒）二毛（指头发斑白的老兵）”，“不以阻碍，不鼓不成列”的道德古训；即作为仁义之师的君子，在与敌军交战时，不再伤害已经受伤的敌军（不重伤）；不攻击头发花白的士兵（不禽二毛）；不攻击正在渡河的军队（不以阻碍）；不攻击还没有布置好行列的军队（不鼓不成列）等等；尽管显得非常迂腐，并且因贻误战机而打了败仗，自己还遭受箭伤并最终创伤复发致死，但他却无怨无悔；孔子和司马迁认为，这种古代仁义君子的风度，不能不令人敬仰。
而孔子所提倡的“兴灭国，继绝世”古训，则是要求战胜国当权执政的君主，要象古代尧、舜、禹一样，给那些亡国后的君主及其后人，封赐一块祭祀祖先和借以安身立命的地方，以显示其尊重先人和尊重失败者的慈悲情怀与仁人君子风度。
但到了“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采纳商鞅的建议，将爵位制定为二十个等级，并按照将士在战斗中斩获敌人的头颅多少，而授予相应爵位。因此，秦军每次战斗获胜后，不仅将俘虏斩首计功，甚至还将占领区的百姓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杀死，从而以头颅数量计功领赏。秦国因杀人有功而受奖赏的常常数以万计。因此，《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说：秦国是一个摒弃礼仪、靠献上敌方首级立功的国家。谯周在《集解》中解释说：天下人都称秦国是靠献首级立功的国家，都因此而憎恨它。
另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国著名大将白起，率军在伊阙击败韩魏联军时，斩获首级24万，并占领五座城池；又率军进攻魏国时，俘虏魏国三员大将，斩首13万级；在与赵国大将贾偃交战获胜后，将对方的2万俘虏斩首后尸体投入黄河。进攻韩国陉城，又斩首5万级。更令人震惊的是“长平之战”。即公元前262年，秦、赵为争夺韩国的上党郡，发生在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之战，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灭战。 双方投入军队近百万人。由于赵孝成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于是委任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去代替老将廉颇为帅。当赵括战败被围困期间，赵国把全国15岁以上的壮丁，全部征发到长平助战。最后被秦军击败，赵括被秦军射死，赵军只好投降。秦军统帅白起，认为赵军士卒反复无信，于是将降卒全部活埋，只放走240人归赵报信。这次战争，秦军前后灭掉赵国士卒达45万，仅被活埋的就达40万人。赵国壮丁几乎死尽， 从此衰落。根据司马迁《史记》中的上述记述，秦国仅由白起率领的军队，就斩首近90万之众，可见其血腥残忍。
另据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对秦军斩首数量的统计：有“公元前331年，败魏，斩首八万；前312年，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前307年，破宜阳，斩首六万；前301年，败楚于重丘，斩首二万；前300年，攻楚取襄城，斩首三万；前293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前280年，攻赵，斩首二万；前275年，破韩军，斩首四万；前274年，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前260年，大破赵军于长平，坑卒四十五万；前256年，攻韩，斩首四万；又攻赵，斩首九万；前234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等等。”其血腥残酷可见一斑。
三国西晋时期著名史学家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计秦（国）及山东（当时的华山与崤山以东）六国，戎卒（军队）尚有五百余万，推民口数（推算人口总数），当尚千余万（户）。及秦兼并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伤三分居二。”也就是说，秦国吞并六国的战争，使军民死伤（包括逃亡人口）多达三分之二。大屠杀造成的大面积无人区，又只能靠后来的大移民来填补。
另据史书记载，早在战国时代，中国就出现了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移民，以填充和开发边远荒芜地区、以及因战争灾荒等造成的人口稀少、甚至“无人地区”。如秦人移民巴蜀（今四川、重庆），楚人开发西南（今两广与云贵一带），燕国开拓辽河流域等等，都曾作过一定数量的移民。但具体史料记载不详。
相传自西周时期，开始强化人口登记管理。据《周礼·秋官·司民》记载：“司民（官职）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幼儿）以上，皆书于版，辩其国中，与其都鄙（京都到边疆），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这就是我国户籍登记管理制度的最早雏形。
据史学界估算：西周初所控制疆域内总人口约600至800万左右。史书记载：当时周王室控制的军队有十四师，军队总量约15万人。王畿（周朝京都及其周边附属地区）实际控制人口约80至100万左右。其他七十多个分封诸侯国，控制总人口约五、六百万。 西周初期，达到百万人口的诸侯国主要有齐、楚、晋三国，宋国和秦国各约60至80万人口左右；所以这些国家的国君都先后称霸，分别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到西周后期，全国军队扩展到二十师，总人口估计达到2000多万。到东周鼎盛时期，全国人口达到3000万左右。其时部分诸侯国通过兼并战争，开始坐大；而一些小的诸侯国，或被兼并，或成为大国附庸已名存实亡。而周王室则日渐衰微，周朝逐渐失去天子支配地位，甚至伦为诸侯大国的傀儡。最后形成齐、楚、燕、韩、赵、魏、秦 “战国七雄”争霸的局面。
战国后期，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和兼并巴蜀、西戎（主要是强悍的义渠戎族）等地，国势迅速膨胀。此后，在位56年的秦昭王拉开了吞并六国的序幕，并推翻了东周最后一位君主（东周赧王）；经过前后40余年的兼并战争，最后由他的孙子嬴政（秦始皇）终于实现了祖国统一。秦统一初期，预计全国总人口（包括逃亡返还人口）约近2000万。
古籍《国语》记载，周宣王时进行过人口普查，但具体记载不详。真正有史记载的人口调查起源于战国初期，但当时的资料已经失传。
历代人口资料多见于正史中记录的纳赋人口。但由于逃避赋税等原因，加之和尚、道士、奴婢、部曲（仆从与家兵）等多不纳入统计，造成人口漏报较多。尤其在战乱年代，国家控制力下降，人口避难逃逸者众多，所以历代人口数据难以准确。
周朝立国八百年，虽然中后期春秋战国时战乱频仍，但由于和平稳定时期相对较长，加之后来各诸侯强国都比较重视推行变法，鼓励农耕、垦荒、屯田和人口繁育发展等政策措施，周朝整个人口增长幅度相对较大。根据各国兵力、赋税等相关资料分析，到公元前230年时，华夏中原各国总人口，已达到约3000万左右。
另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统计分析，推算公元前1000年时的世界总人口约有5000万；前500年时的世界总人口约有1.0亿左右；前400年时的世界人口约有1.6亿；前200年时的世界人口约有1.9亿。 周朝继商朝之后，继续保持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