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宋时期
（公元960年—1127年）
继五代十国之后，自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至“靖康之难”北方被金国占领，先后历九帝，一百六十八年，史称“北宋”。
北宋的统治区域：北以今海河、河北霸州、山西雁门关，与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为界；西北以陕西横山、甘肃东部、青海湟水，与党项族（即羌族）建立的西夏国交界；西南以岷山、大渡河、青藏高原，与白族建立的大理国交界；西以今甘肃陇山、四川盆地西缘、天山以南、青藏高原，与吐蕃（西藏）交界；南以广西与交趾（越南）为界。国土总面积约280万平方公里 ；全国人口约有1亿2500万（公元1110年统计数字）。其中华南地区人口约占全国70%，华北地区约占30%左右。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全国总人口达到鼎盛时期，据专家考证估算约有2211.8万户，实际总人口大约有1亿3240万人。
北宋建立之初，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既以和平手段解除了开国将军们的兵权，让他们安享尊荣富贵；又避免了乱杀功臣等历史悲剧。通过“偃武修文”、重用文官治政，并扩大科举取士，使各路文化精英得以脱颖而出；加之百余年的和平发展时期，从而使北宋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等事业，都取得了极大成就。
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科技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发达的时代。据史书记载与近代考证，北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约500亿美元，人均生产总值约为450美元，顶峰时期约达600美元。 从而成为当时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盛的国家。
北宋时期在科学技术领域领先世界，中国历史上很多重大发明都出现在北宋时期。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说：“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北宋还是世界上最早发行和使用纸币的国家，北宋的纸币有交子、钱引和小钞三种。
我国自北宋时期，真正实现了大规模“科举取士”。早在隋唐开始科举制度之后，每次录取人数只有二三十人。但北宋时期，每次科考动辄取士数百人。如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的科举考试，一次录取899人，其中光进士科就录取了388人。当时担任主考官的是欧阳修、梅尧臣、王珪、梅挚、朝绛、范缜等北宋文学名家。其中被录取的有苏轼、苏辙兄弟，曾巩、曾布、曾牟兄弟，以及北宋理学家张载、吕大钧、程颢等著名学问大家，都是在这一届科考及第。
由于北宋时期重视“以文取士”，广大庶民百姓读书成风，举止有礼；不仅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提升，而且“文化大家”层出不穷。如最为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其中只有韩愈、柳宗元为唐朝人物，其余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六人，均出自北宋一朝。
唐诗宋词中的“宋词”，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明珠。北宋著名词人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范仲淹、柳永、苏轼、秦观、黄庭坚、周邦彦、李清照等。
北宋还涌现出了许多著名书法家和画家。书法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成就最高，被称为“北宋四大家”。北宋著名画家早期有李成、范宽、燕文贵、文同等名家；中后期有苏轼、李公麟、张择端、米友仁等人。北宋的山水画，代表了古代中国画坛的最高艺术水平。
北宋还开创了理学，在哲学领域出现了“北宋五子”，即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
尤其北宋中后期，一大批文化名人几乎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如寇准、范仲淹、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晏几道、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沈括、黄庭坚、蔡襄、米芾、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张择端、李公麟等，都是现代人耳熟能详的历史文化名人。他们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已经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的珍贵文化遗产。
北宋在史学方面，也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如北宋司马光与汉朝司马迁并称“两司马”，他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而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是中国《二十四史》中的两部力作。其中《新唐书》最初由宋祁编著，因宋仁宗担心宋祁难以独自完成这部二百二十五卷的巨著，所以又令欧阳修参与。 宋祁一人承担了其中三分之二的修撰任务，而欧阳修作为主持人，对宋祁的劳动成果十分尊重，不仅很少改动他的文稿，并坚持分别具名，以免埋没了宋祁的功绩。《新唐书》所开创的《宰相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和《方镇表》等，不仅填补了《旧唐书》之缺，对完整呈现唐朝历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美国哈弗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史学家、汉学家费正清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明代大学者宋濂称：“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
然而，盛极则衰。到北宋末期，宋徽宗赵佶继位后，这位曾经自创“瘦金体”成为一代书法大家的皇帝，政治上却昏庸无能，而又荒淫奢侈，号称“青楼天子”。他重用大奸臣蔡京（宰相）、童贯（宦官·太尉，相当于国防部长）、王黼（宰相）、梁师成（宦官·太尉）、朱勔（读免mian，威远节度使，主管“花石纲”）、李邦彦（宰相）等；史书上称之为“六贼”。他们不顾北方金、辽等强敌压境， 巧立“花石纲”等名目，并设立“西城括田所”，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穷奢极欲。导致天怒人怨，社会矛盾激化，从而接连爆发了山东梁山泊宋江起义，以及浙江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人方腊等农民起义。最后起义军虽被镇压下去，但沉重地打击了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
自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宋徽宗听信童贯、王黼、赵良嗣等人的“献言”，以联金灭辽，收复燕云十六州（即燕京，又称幽州，今北京市境内；云州，今山西大同市；及二州所辖十六个郡县）失地为借口，开始与东北方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公元1115－1234年）商谈签订“海上之盟”。
在此之前，北宋曾与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公元916--1125年），连续发生过40多年的边界战争。自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北宋与辽国签订“澶（读禅chan）渊之盟”后，虽然宋朝做出了接受“岁币银绢”等诸多妥协让步措施，但使长达40多年的宋辽战争得以平息。此后，宋辽边境大致保持了百余年的相对和平时期，为宋朝的和平建设与发展，创造了条件。这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也不失为权宜之计中的上策。
据《纲鉴易知录·宋纪》《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等史书记载，到宋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童贯、王黼与赵良嗣等，又以收降辽国平洲（在今河北石家庄市境内）守将张瑴（读决jue）邀功请赏。在此之前，张瑴刚刚刺杀了已经投降金国的前辽国丞相左企弓等人。面对这一引狼入室、而又必然挑起宋、金、辽复杂边境争端的事件，时任左司郎中（中书省下设六部二十四司，左司掌管吏、户、礼部十二司，右司掌管兵、刑、工部十二司；左司郎中为左司的正长官，职级略高于各部所辖司曹郎中）的宋昭认为：金国决不可信任，与辽国也不可轻易毁盟；而相比于多年受汉族文化影响的辽国，金国更加野蛮强暴；如与金国结盟，无异于引狼入室。于是，他独自一人“奋然上疏”（给皇帝直接上书），极力劝阻，陈述厉害，并严厉斥责并弹劾童贯、王黼、赵良嗣等奸党。从而触怒了童贯、王黼等奸臣，他们以危言耸听来激怒皇上，并下诏免除宋昭的官职，遣送到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接受管制。直到南宋理宗宝祐三年（公元1255年），宋昭才得以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赠为左朝散大夫，赐封谥号“忠毅”。（详见《海州宋氏始迁祖宋昭公传略》）
当时还有著名抗金将领李纲、宗泽等人，也因功高震主和朝廷错综复杂的斗争，而被罢免或贬官，遭到排斥打击。
在童贯、王黼、赵良嗣等奸党主导下，宋朝与金国签订《海上之盟》后，宋金联合向辽国宣战，并于1125年灭掉辽国。但灭辽后，金国清除了后顾之忧，随即撕毁盟约，集中兵力包剿进攻北宋。
由于奸臣当道，军队腐败，北宋京都汴梁于1127年正月被金军攻陷，并虏走了已退位的太上皇宋徽宗和刚即位不久的宋钦宗，以及后妃、公主、宫女、宗室、大臣、将佐、官吏、内侍、工匠等约十万人。一路由统帅完颜宗望监押，包括徽宗、郑皇后及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等一行人自滑州起行北去。另一路由统帅完颜宗翰监押，包括钦宗、朱皇后、太子、宗室及孙傅、张叔夜、秦桧等大臣，自郑州起行北去；另外还有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携车马、礼器、文物、官服、文册、舆图（地图）,以及大量典籍、金银珠宝（包括浑天仪与皇家玉玺、印绶）等等，押解金国。北宋首都东京城中的公私积蓄，几乎掳掠一空。从此，导致北宋灭亡，金人铁骑入主中原，史称“靖康之变”。
当时正值隆冬季节，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被掳掠一空的开封汴梁及北方人民，除遭受无辜烧杀掳掠和奴役外，由于饥寒交迫，冻死、饿死的不计其数。 更为残酷的是，被掳走的“二帝”及其宫廷人员，在掳往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的慢慢长途中，一路北上忍饥耐寒不说，金人的残暴虐待，更是罄竹难书。尤其皇室贵胄们，享受惯了荣华富贵，不堪遭受如此苦难，冻饿虐亡者，不计其数。《宋史》等史书上说，到达目的地后“十不剩一”。 徽宗、钦宗“二帝”被掳到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后，也分别于1135年和1156年死于金国。
这次事变中，遭遇尤为惨烈的是妇女，她们比男人承受了更多的凌辱与苦难。作为“战利品”，有名号的妃嫔和公主等五十余人，交由金国皇帝亲自分配；那些美貌宫女，则由统帅完颜宗翰分配给金军将领，其余的分配给金国贵族为奴。而大量的则被充当军妓，史书上说他们沦为“十人九娼”，惨遭异族兵士暴虐。甚至连皇妃、公主们都难以幸免。
如宋钦宗的朱皇后只有26岁，在路上金军强迫她唱歌助兴，并加以调戏侮辱，最后不堪凌辱投水自尽。朱皇后的妹妹朱璇，在途中惨遭强暴致死；另一个妹妹朱凤英被送入浣衣院（名为洗衣，实是强迫色情服务），也不久病死。宋徽宗的第十女柔福公主，先被献给金国皇帝金太宗做侍妾，不久又被送到上京浣衣院为奴。
之前，宋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因被委派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出外招兵而幸免此难。但他的生母韦氏和发妻邢秉懿被金人掳去，生母韦氏也被遣往浣衣院为奴；发妻邢秉懿则在浣衣院中受尽屈辱而死，年仅34岁。
2、南宋时期
（公元1127—1279年）
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后，金国从汴京撤军，立宋徽宗、钦宗时的尚书右丞相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张邦昌不得已又以宋朝孟太后之名，下诏立赵构为帝。此后，赵构从河北南下到赵宋王朝设置在宋州的“陪都”应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为“宋高宗”，改元“建炎”。史称“南宋”。南宋共历九帝，一百五十三年。最后被元朝所灭。
期间，宋高宗以护国有功为名，封叛臣张邦昌为王。由于群臣极力反对，张邦昌后来被赐死自尽，成为宋朝唯一被杀的文臣（宋朝规定不杀文臣）。公元1129年金国又立刘豫为帝，国号齐，以建立傀儡政权，笼络人心。八年后（公元1137 年），刘豫被金国废掉后病死。
高宗赵构即位的第二年，金国又继续大举南侵。之后赵构一路南行，过淮河，渡长江。建炎三年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今南京市），称“东都”。绍兴元年（1131年）升杭州为临安府（今杭州市），绍兴八年正式定都临安为“行都”，改建康为“留都”。此后，南宋与金国以淮水至大散关一线为界，逐渐稳定下来。
南宋朝廷虽偏安于江南，但是由于沿袭了北宋的基础，加之江南鱼米之乡的优势，却逐步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古代科技最先进、对外贸易开放程度最高、而军事相对薄弱的一个王朝。
宋高宗在位初期，年轻力壮，有意抗金，收复河山；并重用主战派李纲、宗泽等人，曾多次大败金兵。因而南宋涌现出了象李纲、宗泽、岳飞、张宪、韩世忠等众多抗金名将，而名留青史。
但是，由于高宗赵构害怕军人难以控制，而且更担心被俘的钦宗一旦回朝复辟重新执政，自己将处境尴尬；于是高宗任用从金国释放回来、且主张议和绥靖之策的秦桧为相，并极力抑制抗金人士。先是罢免了李纲、宗泽等抗金将领，最后竟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收复大量失地的岳飞父子及部将张宪等杀害。
由于南宋抗金力量不断受到削弱，当局又奉行和议绥靖之策，以致向金国称臣纳贡；加之皇帝昏庸，奸相频出，朝纲不振。而此时蒙古高原的蒙古人开始崛起。蒙古人为铲除南下中原的障碍，迫切希望与南宋联手灭掉金国；而南宋朝廷为雪“靖康之耻”，竞不顾重蹈当年联金灭辽、引狼入室的覆辙，最后与蒙古人盟约联手，于公元1234年，终于灭掉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金朝帝国。
但南宋并没有换来一天安宁，反而面对更为强大的蒙古汗国。灭掉金国第二年（公元1235年），蒙军就迫不及待地对南宋发动进攻。由于南宋军民英勇抵抗，曾多次击败蒙军。公元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攻打川陕夔州路合州的“钓鱼城之战”（在今重庆市合川城东钓鱼山）中，受伤后死于军中。其弟忽必烈为夺取大汗之位，急于撤军还朝。但南宋当权的佞臣宰相贾似道等人，不但不乘机追击歼敌，反而遣使向蒙古求和，从而使蒙军得以顺利退回北方。
公元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建立“元朝”，史称“元世祖”。此后，元世祖发起统一南宋之战；1274年，元军攻下襄阳。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年仅5岁的南宋小皇帝恭宗被俘。自此，南宋大部分疆土已纳入元朝版图。
但南宋皇室在号称“宋末三杰”的陆秀夫、文天祥、张世杰等人的保护下，又先后拥立了两个幼小的皇帝（端宗与幼主），成立小朝廷，与元朝对抗。元军对小朝廷穷追不舍，不久端宗病死。而另立的幼主，一路逃至广东新会至南海一带。最后文天祥在海丰兵败被俘，张世杰于1279年的“崖山海战”中兵败殉国，丞相陆秀夫背负刚满八岁的小皇帝，跳海而死。自此，前后维持了153年的南宋朝廷彻底灭亡，最后元朝统一中国。
3、金元时期
（公元1127至1368年）
自金国灭掉北宋（公元1127年），金人踏入中原淮河流域以北的广大地区之后；到元朝又灭掉金国（公元1234年），再到元朝灭掉南宋（公元1279年）统一中国；最后又由朱元璋的大明军队，在平定各路起义军后，将元朝末代残余势力赶出中原，北逃大漠以北（今属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新疆、内蒙交界一带），而建立大明王朝（公元1368年建立）。
期间，共有241年，中原（北方）沦为少数民族（金、元）统治；其中，金国统治中原北方（不包括南宋，主要是淮河以北）107年；元朝统治中原（北方）134年，而元朝吞灭南宋后，实际统一中国89年。
在这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轮番厮杀的二百四十余年间；加之元末各路起义军风起云涌，鱼龙混杂，战乱不止。兵焚战火、饥荒、瘟疫等天灾人祸，致使中原大地废墟遍野，生灵涂炭。尤其是北方地区，遭受了极大摧残。
且不说长期战争带来的直接祸乱，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的直接生命财产损失。就说这些少数民族的野蛮统治方式，造成的残酷恶果，也是罄竹难书。
由于自古以来他们只会放牧牛羊和打猎为生，甚至连起码的布匹、铁器以及锅碗瓢盆等日用生活品，都不能生产制造。所以，很早就习惯了到富庶的中原地区，进行抢了就跑的掠夺式战争。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与打猎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猎取的方式和对象有所不同而已。
因此，多少年来，每当秋季马肥膘壮之际，或者乘中原内乱之机，他们就会成群结队，有组织地闯入中原地区，进行抢掠。由于他们以擅长骑射而轻装上阵，对付的对象又多是以步兵为主的中原地方武装和拖家带口的庶民百姓。加之他们的速度极快，优势明显，且飘忽不定，防不胜防。所以，每次抢掠几乎都会满载而归。当然，当中原强盛而边防稳固时期除外。
自金、元先后入主中原之后，华夏中原便成为他们的一统天下。据史书记载：这些游牧民族，不仅在战争期间所到之处烧杀掳掠，而且在占领区内的统治时期，也并不把传统的农耕社会和农民百姓放在眼里，甚至认为制造更多的无人区，让大量农田荒芜，形成广阔的牧场，将更有利于发展草原，放牧牛羊，并让骏马奔驰（详见格鲁塞所著《蒙古帝国史》等）。
一部由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公元1247--1318年）所著《史集》中记载：蒙古帝国可汗（元首）成吉思汗，一日曾问大将那颜不儿古赤（中国《元史》称“博尔术”）：“人生何者（什么）最乐？”答曰：“春日骑骏马，拳鹰鹘出猎，见其搏取猎物，斯（如此）为最乐。”可汗又以此历询（逐个询问）不儿古勒等诸将，诸将所答皆与不儿古赤相同。（成吉思）汗曰：“不然。人生最大之乐，即在胜敌、逐敌、夺其所有，见其最亲之人以泪洗面，（抢）乘其马，（夺）纳其妻女也。”作为蒙古帝国的至高无上统治者，竟对众多将领说出如此血腥的言论，其狰狞面目可见一斑（详见《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
又如《元史》记载：太祖（成吉思汗）之世，每年都在西域打仗，无暇经营中原，中原一带的大多数蒙古统治者和大小官吏私自聚敛财富，资产多至巨万，而官府却没有多少储蓄。面对如此局面，窝阔台汗（成吉思汗的第三子）即位的第二年（公元1230年），召集群臣议论对策。有近臣别迭等人建议道：“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意思是说：汉人对国家没什么帮助，不如把他们的地方空出来放牧。实际就是要强行赶走汉人，让蒙古人作为放牧牛羊的牧场。
幸亏耶律楚材（字晋卿，公元1190～1244年；是位高度汉化的契丹贵族）一再劝阻，并提出让汉人以农、林、盐、铁、酒等缴纳地税、商税，来充实国库，满足军需；窝阔台汗才同意让耶律楚材试行，结果取得了预期成效后，才在全国推行。耶律楚材后来被封为中书令（宰相）。
另据《元史》等记载：公元1233年，元军在攻克汴梁（今开封）前夕，蒙古大将速不台，派人向元朝皇帝窝阔台汗请示。速不台建议：“金国人抗拒持久，我们的士兵多有死伤，城下之日，应该屠城。”速不台的建议是有根据的，按照成吉思汗时代定下的规定，攻城时敌方如果抵抗，就属于“抗命”，城破之后必须屠城报复 。如清光绪年间《潼川府志·卷五》所载：“蒙古军制，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箭）相格（抵抗）者，必尽屠之。”
这时，又是耶律楚材闻讯后，“驰（急忙）入奏”，对窝阔台汗说：“将士们辛辛苦苦数十年，想要的不就是土地和人民吗？得了土地，却没有人民，土地又有什么用！”耶律楚材见“帝犹豫未决”，于是又说：“能工巧匠，厚藏（财主）之家，都聚集在这里了。如果都杀了，以后就什么也得不到了。”说到这里，窝阔台汗才同意了耶律楚材的建议，下诏只杀姓完颜的金国人，其余勿加伤害。从而，使开封城内147万汉族及其他民族的人民（除金人），而因此获救。
耶律楚材作为一位精通儒家学说，并高度汉化的契丹贵族，他无非是帮助元朝统治者，认清了汉人的真实价值；但却因此拯救了无数汉族及其他民族人民的性命，可谓功德无量，留名青史。
元朝统一中国之后，元世祖忽必烈把全国人民按照被征服的顺序划分为“四等人”，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蒙古人”自然是统治阶级；“色目人”是中西亚各民族的统称，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粟特人、吐蕃人等，其中波斯人比例较高，并演化为后来的回族；因为“色目人”最早被征服后，参入了蒙古帝国的东征西讨，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仅低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和南人。最底层的是“南人”，指原南宋统治下的汉人以及当地各土著民族，他们最晚被征服，抵抗的时间长，所以地位最低，也最受压迫和歧视。
由于需要人才治理国家，自窝阔台汗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议，于1238年命术忽德等负责举办科举，史称“戊戌选试”。从此，一批有文化的汉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此后，开始任用汉族幕僚和儒士，使统治阶层的人才结构，得以改善。蒙古族人也开始逐渐汉化，陆续融入华夏民族。
但是，据 《元史·选举志一》记载：每当科举考试，“ 蒙古 、色目人作一榜， 汉 人、南人作一榜。” 录取比例和条件明显不同。另据明朝叶子奇 所著《草木子·克谨》记载：元朝前期，“台省（中央部门和各行省的）要官（主要领导）皆北人（蒙古人以及色目人）为之（担任）， 汉 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被选任者），不过州县卑秩（次要职位），盖亦仅有而絶无者也（意为：仅仅作为可有可无的点缀）。”
元朝统治阶级还动辄惩罚汉人和南人。如《元史.刑法志一》说：“诸汉人、南人投弃（被招降而后逃离的）宿卫士，总宿卫官辄收纳之，并坐罪（论罪惩处）。”
蒙古帝国作为马上民族，惯于征战。尤其占领中原（北方）尝到甜头后，他们又以辽阔富庶的华夏中原为后盾，并不断征集、搜刮其人财物力，向周边各国拓展疆土。
史书记载，蒙古帝国曾先后发起过三次轰轰烈烈的“西征”。
一是公元 1222年，蒙古帝国曾派速不台和哲别等将领，从撒马尔罕出发，经过今伊朗高原北部，进攻杀掠高加索三国（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之后，又越过太和岭（今高加索山脉），抵达钦察（位于俄罗斯南部），期间攻占不少国家。并向西进军到今乌克兰西部的德涅斯特河，之后折转围攻基辅。并于1223年攻击伏尔加河中上游的保加利亚；最后渡过伏尔加河东返中亚。1225年蒙古回师后，因西夏不配合西征，成吉思汗又率归师灭掉西夏。成吉思汗将新拓展的疆土分封给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台分别建国管辖；让四子拖雷领有蒙古本土。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后，先由幼子拖雷监国；后由三子窝阔台继位大汗。
二是公元1235年，窝阔台汗命拔都、贵由与蒙哥、速不台等，发起二次西征，又先后攻占钦察草原、基辅罗斯等各公国与匈牙利、摩尔达维亚、波兰、立陶宛大公国、波西米亚与捷克、斯洛伐克、摩拉维亚、威尼斯 ，以及原南斯拉夫地区、保加利亚第二帝国、拉什卡、神圣罗马帝国等中东欧各国，攻占了东欧的北部与中部广大地区。
三是公元1252年，蒙古大汗蒙哥（成吉思汗之孙、拖雷之子、忽必烈之兄）派其弟旭烈兀西征。1258年，西征军攻陷巴格达（今伊拉克），灭阿拔斯王朝。1259年旭烈兀征叙利亚，1260年攻克大马士革（叙利亚首都）。此后，除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地区以外，西亚、中亚、以及中国北部，均已处于蒙古帝国的控制之下。
此外，忽必烈建立元朝帝国后，曾先后出兵两征日本、两征安南（今越南北部）、两征缅甸；并先后将高丽（朝鲜、韩国）、安南、缅甸等国，纳入元朝帝国的控制之下。
公元1292年，忽必烈又派史弼等征讨爪哇（今属印度尼西亚），适值葛郎国（也属印度尼西亚）叛乱，爪哇国王的女婿遣使投降元朝。元朝遂派兵帮助爪哇国招降了葛郎国。但葛郎国假意投降后，不久却夹攻元朝，元军兵败撤回。
忽必烈去世后，元朝逐渐走上了由盛到衰、最终覆亡的道路。这一过程仅持续了70余年。究其原因：
首先是元朝统治者内部，争夺帝位异常激烈。据史书记载，元朝中后期，仅在公元1307年（大德十一年）至1333年（元统元年），短短26年间，就更换了九任皇帝。帝位纷争、自相残杀的局面，一幕紧接一幕，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元朝帝国的统治基础。
其次是自然灾害频发。据《元史》和《明太祖实录》等史书记载：元朝末年，仅山东发生水旱灾害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黄河与淮河流域水患尤为严重。而且水旱灾害与蝗灾、瘟疫等同时发生。元朝末期至正元年到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41—1366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黄、淮河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 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 “连年饥馑，民不聊生。”“禾不入地、人相食”(详见《元史.五行志》《元史.顺帝本纪》等)，
在水患严重的同时，大面积蝗灾也频繁发生，《元史.五行志》记载，从至正元年到至正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九次。其中河北大名路，至正十二年 有“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达十五次；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出现了杀其子而食之的残酷事例。保定路“孽（孽读聂nie）生盈道”（被逃荒抛弃的孩子充满道路），“军士掠孱（读产chan）弱以食”（掠取怯弱的被抛弃孩子充当食物）。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详见《元史.顺帝本纪》《元史.五行志》等)
据《明太祖实录》和《山东通史·明清卷》等记载：元末明初，华北地区又陷入了鼠疫的流行时期。不仅有大量人民和兵士死亡，而且连蒙古皇帝、皇子等也有很多人被传染而死，因此造成华北人口大量减少。直到明初洪武年间（公元1368至1398年），这场由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草原鼠疫，才逐渐平息，前后持续十几年，有些村庄人口几乎死绝，老百姓称之为“洗人烟”。
战火兵焚与水、旱、蝗、疫等以上种种接踵而至，广大百姓非死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详见《元史.顺帝本纪》等)。直到明朝，又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为县，或者撤并。如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下府；洪武十年，又把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者，“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详见《明太祖实录》)
再次是农民起义爆发。由于统治者不能体恤民众疾苦，只顾一味横征暴敛，导致民变纷起，社会矛盾激化。元朝末年接连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和“红巾军起义”，敲响了元王朝的丧钟。史书记载：仅至正元年( 1341年)，山东、河北、江苏、安徽、湖广等地，就接连爆发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尤其是元惠宗强行征调治理黄河的十五万民夫的加入，使起义队伍空前壮大。后来形成了以韩山童、刘福通为首领的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 郭子兴、朱元璋领导的安徽濠州起义；彭莹玉、徐寿辉领导的湖北蕲州起义；以及江苏泰州张士诚、两湖陈友谅、浙江台州方国珍等，领导的几路较大起义队伍。
元朝为挽救危亡局面，尽出其精锐与起义军决战，战争极其激烈残暴。至正十二年九月，元军“破徐州，遂屠其城”(见《元史 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见《元史 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见《元史 顺帝本纪》)。元军和部分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见《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剩十八家（见《明太祖实录》等）。
经过多年混战，旧的起义首领大都战死或投降。最后由朱元璋统一领导的起义军队，先后平定收编了各路农民军后，又将元朝主力击溃，最后北逃塞北（今内蒙）、漠北（今属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新疆、内蒙交界一带）。
公元1368年，朱元璋的大明王朝宣布建立后，为彻底消灭“北元”（即北逃的元朝末代势力），又先后发动了六次北伐战争。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明军横跨戈壁至捕鱼儿海（今中蒙边境贝尔湖）击溃元军，俘虏八万余人。不久，元朝最末一代皇帝天元帝，被阿里布哥（拖雷第七子）的后裔也速迭尔杀害，北元灭亡。
4、金元时期的人民大逃亡
自金国灭掉北宋（公元1127年），到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公元1368年）；北方游牧民族金、元两国，先后统治中原，并一度统一中国。前后二百四十余年间，轮番厮杀的长期战争和游牧民族的野蛮统治，给宋朝时期已高度发展的中原农业社会经济和处于上升阶段的东方先进文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毁灭性打击。
从此，使华夏中国从世界巅峰地位跌落下来，逐渐转向衰落！这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历史劫难！虽然明清时期又曾一度出现复兴和盛世景象，但其造成的巨大祸害和遗毒，使中国的综合实力，最终仍然落后于世界某些新兴主流舞台。尤其对经济基础和精英人才的严重摧残，导致国力衰竭；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又险遭西方列强瓜分！
追根溯源，金元游牧民族占领并统治中原的二百四十余年，应是祸根早已种下。
试想，抗日战争历时八年，中国死难与牺牲的军民总人口约二千余万人，伤残与失踪的军民总人口约三千余万人，造成的难民总人口约九千五百万人。而与那段二百四十余年的苦难历史相比，时间长度相差三十倍，期间人民所遭受的劫难，更可想而知。
所以，华夏中原大面积无人区的造成，并导致明朝初年的大移民，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史书记载：自公元 1126年(宋钦宗靖康元年)正月，金国的虎狼之师攻至黄河北岸，太上皇宋徽宗即率亲信匆匆南下江淮暂避。自此，京都汴梁及其周边地区的士族世家与黎民百姓，除死难者外，便纷纷南下避乱。不久，金军攻破京都汴梁，将徽宗和新上任的钦宗二帝掳走，中原失陷。“靖难之变”导致的国破家亡，引发人心恐慌，全国震荡。先后又有大批士族世家，及溃败将士与随军家属（北宋实行募兵制，世代当兵称为“军户”，家属随军），随着残余朝廷及官府人等，一路逃亡江南。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北民南迁的移民高潮。
这次人口大迁移，主要南迁苏南、浙江、湖北、四川等地，后来又扩散到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南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大量尚未开垦的可耕地，吸引了大批渴望安居乐业的北方各地人民，大批贵族、官员、士民涌向南方荆湖、两浙等地，归于南宋。有史书说：“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以至“建炎（公元1127—1130年间）之后，江、浙、湘、湖、闽、广（来自）西北流寓之人遍满”。
由于敌情紧迫，匆忙逃亡，一路上因饥寒、伤病、累困等，倒毙于路途者，不计其数。
此后，据史书记载的类似大迁移，还有多次。如：
公元1141年 (南宋绍兴十一年,金国皇统元年),宋金达成和约，划定疆界，禁止招纳对方人员，从此北民大量南迁告一阶段。在此前的十余年中，大约有至少500万北方移民定居南方。到1172年时，金国与南宋对峙局面缓和之后，金国逐渐放松了对汉人的高压政策，经济也得到较快恢复，部分思乡心切而留恋祖居地的南迁人口，有的又开始返回北方，史称“壬辰北渡”。
公元 1211年(金国大安三年，蒙古成吉思汗六年),蒙古军队开始进攻金国，先后攻破河北、河东、河西、山东九十余州府，官兵、士民被俘掠、伤害者无数。
公元 1214年 (金国贞祐二年，成吉思汗九年),迫于蒙古帝国的军事威胁，金国将都城从中京（今北京）迁到南京汴梁（今河南开封）；除皇室、官府外，亦组织“军户”南迁，安置到河南、陕西、甘肃等地。河北、山西等地的大量平民，也随之迁到黄河以南，史称“贞祐南渡”。
公元1232年—1234年,南宋与蒙古联合灭金，北方人民大批迁入荆襄、四川和淮南等地。金国天兴三年（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是年河南严重饥荒，人民又纷纷迁往收成相对较好的黄河以北，垦荒就食。
公元1237年—1243年,蒙古军队在四川、湖北等地发动进攻，导致当地大量难民东迁到江陵府（今湖北荆州）和鄂州（今武昌）一带。
公元1276年,元军攻入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掳走南宋恭帝以及皇室、臣僚等数万人。不愿降元的大臣陈宜中、张世杰、文天祥等，拥立赵昰（读夏xia，恭帝庶兄）为帝（即宋端宗），走水、陆两路到达温州，旋入福建。此后，南宋残部50余万人进入广东。至1279年，抵抗失败，死亡者数十万人。幸存的十余万人，或流落海外，或隐匿江南、广东各地。
据史书记载：到公元1218年，南宋与金国的人口总量约8060万 人。而到南宋灭亡时北方人口与南方人口的比例，已由原先的8︰2，变成了2︰8。
随着北方大量劳动力和先进垦殖技术的南迁，南方原先的“蛮荒之地”大都变成了“鱼米之乡”，在风俗习惯上南北方互相融合，经济上南强于北的局面完全确立。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和吴松弟《南宋人口变化原因及其分析》认为，自1234年金国灭亡后，到1279年南宋灭亡，在这长达45年的蒙宋战争中，造成的南宋人口损失大约在1000万至1500万之间。
如白寿彝《中国通史》记载，元军攻克常州后，实行屠城，“城内外积骸万数，至不可计。井池沟堑，无不充满。仅余妇女婴儿四百（人）而已”。
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襄、郢（今湖北）、东西淮（今河南、安徽、江苏淮河流域）之地，是宋元长期对抗作战的地区，战争破坏十分严重，出现“土旷民寡”（地多人少）。宋元之间长期争夺的又一地区四川，纳入元朝版图时，“土著之姓十亡七八，户口凋零，生意萧条”。直到元朝中期，仍“遗墟败棘，郡县降废几半（郡县降格或废置的接近半数）。”（详见王磐所著《农桑辑要》等）
元朝对于江南的征服，自始至终伴随着血腥的杀戮。如元朝大将阿里海牙经略两湖，留下了不少残酷杀戮的记录。而另一元朝大将伯颜，在长江下游，也一度由于“利财剽杀，是致降城四壁之外，县邑丘虚，旷土无民”。江西闽浙一带，亦因元军“左翦右攘，数年未平，迭经战争残破。”
其中尤以四川为烈。由于蒙古大汗蒙哥，于1259年在攻打四川合州的“钓鱼城之战”（在今重庆市合川城东钓鱼山）中，受伤后死于军中。后来元军再次攻打四川期间，为报复而实行疯狂的大屠杀，仅成都战后，就积尸（堆积的尸体）多达140余万具。四川人口从嘉定十六年（1223年）的259万户，下降到了1290年的20万户左右，下降幅度超过90%，可见境况之惨。
战争中的大屠杀，加之随后长期相伴的瘟疫与饥荒，导致大量人口减少（包括死亡或逃亡）。尤以原金朝统治下的淮北中原和南宋之四川地区，更为惨重。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烈的空前浩劫。
据现代学者葛剑雄教授考证，1234年金朝灭亡后，原金朝统治区仅有大约200万户，1050万人；与26年前1208年的金朝统治区人口5360万相比，仅剩19.5%。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军完全扑灭四川抗元势力后，在1280年的户口调查中，四川仅有人口15.5万户，77.5万余人；只有蒙古入侵（1231年）前的2.38.%。
到元朝中后期，尽管朝廷十分混乱，但社会相对稳定下来，经济和人口也都有了一定发展。据当代学者赵文林、谢淑君考证，元惠宗时期的1351年，为元朝的实际人口峰值；估计总人口大约8758·7万人。
邱树森、王颋在《元代户口问题刍议》中，估计元朝有20%的人口没有纳入登记。到1340年时，元代实际户口最高峰值曾达1990万户，近9000万人。因为元末的战乱，人口再次减少，到1368年元朝灭亡时，只有1300万户，6000余万人。
现代学者王育民认为，元朝实际人口峰值在1351年前后，有2765万户，大约达到1.2359亿人。
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观点，中国元朝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实际人口大约有1亿人。
当时世界总人口，在公元950年—1200年期间，从2.5亿增加到4.04亿，其中宋、金（含西夏）公元1200年总人口，约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33.66%。中国总人口从1083年的一亿，增加到1120年的一亿三千二百四十万。除此之外，排位第二的拜占庭帝国，在1025年总人口约1200万人。(以上引用数字，仅供参考)
5、宋金元时期的宋氏人物与播迁
北宋时期,河南宋氏后裔宋偓（读握wo，河南洛阳人）；祖父宋瑶，唐朝末年，官至天德军节度使，兼中书令（中书省长官，宰相之一）。到五代十国时期，父亲宋廷浩，娶后唐庄宗之女义宁公主为妻，曾历任石、原、房三州刺史，后与叛军作战而战死。据《宋史。宋偓传》记载：宋偓十一岁，就因父亲的功绩荫庇，封为殿直侍奉官。后来宋偓娶永宁公主，被封为驸马都尉、右金吾卫大将军；授昭武军节度使，镇守滑州。
此时正值五代十国末的战乱时期，后周（公元951年—960年）统一中原，宋偓归降了后周，被封为左监门卫将军。史称：他武略胆识超人，曾为救后周世宗柴荣，射杀猛虎“一箭而毙”。
自赵匡胤（宋太祖）代后周称帝后，宋偓升任忠武军节度使、定国军节度使。他辅佐赵匡胤在平定太原、幽州等战役中，立下了战功。被加封右卫上将军、同平章事（宰相），加爵邢国公。宋偓死后被追赠侍中，谥号“庄惠”。
宋偓的长女嫁与宋太祖赵匡胤，被封为皇后，即孝章皇后。宋偓的幼女，是著名宰相寇准的妻子。宋偓的儿子中，有长子宋元靖，官至供备库使（掌管国库的长官）；次子宋元度，官至供备库副使；三子宋元载、四子宋元亨，同时官至左侍禁（武官，又称忠训郎）、閤（读合he）门祗侯（朝廷礼官，掌朝廷会典礼仪等）。史称：宋偓家族“近代贵盛，鲜有其比”。宋偓家族作为三朝国戚，成为当时著名的河南宋氏望族。
但是，由于太祖赵匡胤在位十七年、年仅五十岁就突然暴病驾崩，留下了“烛影斧声”这一大历史疑案。其弟赵光义随即继位为太宗后，虽然尊奉孝章为“开宝皇后”，但在孝章皇后年仅四十四就郁郁去世后，不仅不按皇后的礼仪治丧；亦不与太祖合葬；而且对宋偓的后人不予重用；种种不公平待遇，使宋偓家族后人逐渐淡出。后来史家多有评论 ，认为太宗赵光义薄情寡义，并为孝章皇后鸣不平等等（详见《宋史》《续湘山野录》《宋史通俗演义》等）。
宋朝江夏宋氏，是隋朝迁居江夏安陆（今湖北安陆县）的京兆宋氏一支；其后裔宋圯（读异yi），后来又举家迁居雍丘（今河南杞县），曾任荆南节度推官（节度使的辅佐官，掌管刑狱等）。宋圯长子宋庠、次子宋祁，于北宋天圣年间，兄弟双双考中同榜进士。史书记载：本来以文章策论和殿试成绩，皆以弟弟宋祁为第一名，宋庠为第二名。但后来朝廷审议时，认为弟弟名字列榜于兄长之上，有失封建礼法；因而才改为宋庠为第一名状元。所以，兄弟双状元之名，曾轰动京城。后来，宋庠官至工部侍郎、枢密使（掌管枢密院，负责军国政要机密等）；兵部尚书（兵部相当于国防部，尚书即部长）、同平章事（宰相）。封莒国公；并以加司空衔退休。死后追赠太尉兼侍中，谥号“元宪”。 宋庠之子宋充国，官至太中大夫。他的孙子宋乔年，字仙民；官至集贤殿修撰、开封尹、河南知府、陈州知府、龙图阁学士。死后谥号“忠文”。
宋祁官至吏部侍郎、龙图阁学士、左丞（副宰相）兼工部尚书（工部为中央掌管工程、水利、交通、屯田、园林、工匠等机构，尚书即部长）等职衔。死后谥号“景文”。 宋祁次子宋师贤，在抗击金兵入侵中，以军功授荥阳卫屯军总督。北宋南渡后，他多次要求出兵收复失地，但不被采纳。后来携家定居常州东南塘门，教子读书。
宋朝时期，还有赵州平棘（读几ji；今河北赵县）人、广平宋氏后裔宋绶、宋敏求父子，皆名垂青史。宋绶官至河南知府、工部侍郎、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参知政事（副宰相）；并先后授龙图阁直学士、资政殿大学士等职衔。死后追赠司徒兼侍中。谥号“宣献”。宋敏求官至亳州和绛州知府；龙图阁直学士等职。死后追赠礼部侍郎，号称父子双“学士”。
另有河南滑县人宋瑄，系广平宋氏、唐朝著名宰相宋璟的后裔；明朝文渊阁大学士宋讷的曾祖父。元朝时期，曾任河北和江南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即元朝行省的最高长官），死后追赠中奉大夫（朝廷文职散官，四品）。宋瑄之子宋寿卿，元朝时官至户部尚书（朝廷掌管财政、税赋、户籍、民政等长官，尚书即部长）。死后追封魏国郡公，谥号“忠肃”。
另据《广平中坜宋氏族谱》记载：北宋至南宋年间，扶风人宋哲曾到丹阳（今江苏丹阳）做官；后举家迁居广平。其后人有宋军等兄弟七人；其长房、二房的后人又分别迁往北京、山东等地；三房、四房及其后裔，分别迁往河南、浙江、四川等地；六房后裔迁居金陵（今江苏南京）；五房、七房迁居江苏宋家埠。后来，七房后裔又迁居江西吉水；再传数代后，至宋元东一辈，移居赣州（今江西瑞金县）。宋元东生四子，长子新惠移居浙江；四子新恩移居广东；后来分别形成浙江宋氏一支和广东肇庆宋氏。次子新悠移居江西雩都县（今于都县）；三子新思移居福建莆田；于明洪武元年迁往广东惠州永安县；后传至五代宋震迁居嘉应州（今广东梅县）。从这一家族的迁徙过程，从中可以看到北宋、南宋及金、元时期，宋氏家族播迁流布的缩影。
另据《宋史》记载：宋高宗赵构渡江南逃建立南宋期间，北方宋氏族人，尤其士族世家和“军户”官兵家属人等，跟随南迁的比较多。他们大多移居于江南苏、浙、杭一带；后来又陆续迁移到“两湖”（湖南、湖北）和“两广”（广东、广西）等地；使南方宋氏族群，得以迅速扩展。
据相关文献资料记载，北宋鼎盛时期，全国宋姓人口约有8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1%；排第十六位。其中陕西、河南、河北、四川四省，约占全国宋姓总人口的67%。其次山西、山东、浙江三省，约占全国宋姓总人口的16%。其中陕西是宋姓人口第一大省，约占全国宋姓人口的19.4%,占陕西总人口的4%。当时全国形成了秦川、冀豫和黄淮三大中心的宋姓人口集聚区，并主要集中分布在北方地区。南宋时期，情况有所改变，南方宋氏人口逐渐增多。但由于战乱南北阻隔，当时具体统计数字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