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父子相传
夏启，亦称夏后启，后来追封则称为帝启、夏王启。屈原所著《天问》中曾记载：大禹巡治洪水，走遍四方，一次偶然与涂山氏女相遇于台桑，产生感情，但因治水旋即分别。怀孕的涂山氏女在伤念中生下了夏启后就死了。夏启作为大禹的儿子，夏朝第二任君王，大约公元前2037―前2029年在位。相传因享高寿的大禹去世时，夏启也已进入暮年，所以在位较短（九年）即去世。相传大禹死后，本来按照“禅让制”已推举伯益继位；但夏启通过武力征伐伯益而夺取政权。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也是传统上被公认的中国第一位帝王。所以，唐朝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并自立为华夏第一位女皇时，曾追封同为华夏第一位上古帝王的夏启为“齐圣皇帝”。
相传大禹晚年，也曾设想继续实行“选贤与能”的“禅让制度”。并在部落联盟会议的推荐下，最先考察选择了东夷部落首领皋陶（读高摇gaoyao），作为继承人。但由于在大禹手下掌管“五刑、狱讼”的皋陶年龄偏大，加之大禹给他安排的任务过多，最后皋陶就累死在工作岗位上了。
此后，又推荐了颛顼帝的后裔伯益（一说即皋陶的儿子、也有史籍说是舜帝的儿子），作为继承人。相传伯益曾协助大禹平治水土，有功而受到舜帝的器重，被任命为掌管山泽、调驯鸟兽的“虞”之职，古文献曾有“益主虞、山泽辟”之说，有学者认为伯益的功绩在于首创畜牧业，并使之有了较大发展。所以，按照传统习俗，夏启作为领袖之子，在部落联盟议事会讨论继任者人选时，虽曾被优先提名，但他的功绩与威名实在无法与伯益相比。因此，伯益最终成为议事会认可的法定继承人。
关于这场继承权之争，史书古籍记载说法不一。据《史记·夏本纪》载：“（伯）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就是说，伯益被确认为大禹的继承人之后，曾表示有意让位给大禹的儿子夏启，并故意到“箕山之阳”居住躲避。这里说的“箕山之阳”，即今河南登封县的箕山南部，约在嵩山南三十里。相传夏启即位后，为报伯益让位之德，封其长子若木为徐伯（封地在今江苏徐州）、次子飞廉为葛伯（封地在今河南宁陵）。
《夏本纪》又说：“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位，是为夏后帝启。”意思说：大禹的儿子夏启很贤明，天下都希望他当天子。大禹去世时，虽把继承权传授给了伯益，但伯益辅佐大禹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取得天下的信服。所以部落诸侯都离开伯益而去朝拜夏启。并说“这是我们君主帝禹的儿子啊。”于是夏启即了天子之位，这就是夏后帝启。
另据《中国小通史。夏王朝的建立》引古本《竹书纪年》中的有关记载说：最后，东夷偃姓部落（即伯益的部落）不服，起来反抗夏启，并一度把夏启的军队打败，还俘获并囚禁了夏启。但夏启最后设法逃脱，并重新组织军队反攻；最终打败了东夷部落，并杀害了伯益。古文所载：“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
又据《韩非子·外储说》载：“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而《战国策·燕策》则说“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上文意思是说：大禹死后，将让伯益继位，但夏启的部下以及党羽攻击伯益而夺得天下。甚至说，大禹名义上传天下与伯益，但并没有实际交权，所以被夏启利用自己拥有的势力夺取之。
总之，这场权力交接并不平稳，曾发生过激烈斗争。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相传大禹晚年，在儿子夏启及其部属的纵勇下，对伯益继位问题也产生了动摇之心，他既没有向伯益放权，又使实权逐步过渡到自己的儿子夏启手中。最后，大禹东巡，又南行至会稽（读计ji；即今浙江绍兴一带），不幸染病而驾崩。从而，夏启凭借父亲大禹的威望和势力，很快掌握了全国政权。
夏启继承大禹即位后不久，即放弃了旧都阳翟（今河南禹州），西迁到安邑（今山西夏县西），相传是为了躲避伯益的东夷强大实力。此后，夏启又举行“钧台大会”（钧台又名夏台，在今河南虞州），会盟各诸侯部落首领，以确认和巩固自己的天子地位。但夏后氏的同姓部落、实力强大的有扈氏（在今陕西户县附近），对夏启破坏“禅让制度”十分不满，拒绝出席“钧台大会”。夏启便以“恭行天罚”的名义，讨伐不臣服他的有扈氏。所以《史记·夏本纪》有“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今陕西户县一带）”的记载。经过激烈而又反复的战争，最终结局是有扈氏被打败，夏启最后灭掉了有扈氏，并将其族众贬为牧奴（放牧的奴隶）。相传夏启与有扈氏作战之前，由于面对的有扈氏势力强大，夏启曾在甘泽召开誓师大会，《尚书·甘誓篇》即记载了此次大会的誓词。
史籍记载，夏启最初“与有扈氏战于甘泽而不胜”。于是夏启总结原因说：“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于是，他励精图治，“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意思说，夏启认为“我的国土不小，我的民众不少，之所以不能取胜，是因为我的恩德太薄，而且教化不善。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夏启以亲情亲近亲友，以尊长之礼敬重长辈，尊敬贤良的人，重用有才能的人，一年后终于征服了有扈氏。可见夏启取得“甘之战”的胜利，并达到“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各部落诸侯方国都来朝服）”的局面，是很不容易的。
以上就是“大禹传子”，而由“公天下”变为“家天下”和“世袭制”的历史开端及其过程。就这样，从大禹的儿子夏启开始，废除了帝位“禅让制”，首开“君主世袭制”之先河，从此中国走上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家天下”，直到满清灭亡为止，前后历时近四千年。
据著名史学家吴晗所著《中国历史常识》考证，在夏朝之前的“公天下”（又称“大同”）社会，其部落联盟的最高领导人（如尧、舜、禹）的产生，都是经过“四岳群牧”即各诸侯部落首领本着“选贤与能”的原则，进行公推公选，最后由即将卸任的部落联盟最高领导人拍板交权，史称“禅（读善shan）让”。
相传那时的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分配，老人、幼儿和鳏寡孤独（鳏，读关guan，即光棍汉；寡，即寡妇；孤，即孤儿；独，即年老无儿女的人）以及残疾人，一律由社会供养。人们没有私有财产，也就没有剥削压迫，从而也就没有阶级和阶级矛盾以及阶级之间的战争。
到了夏朝之后，开始出现了王位的世袭，财产的私有，阶级剥削和压迫也因此而产生；相传最早由战俘与罪犯所形成的奴隶阶层，以及由王室贵族势力所产生的奴隶主贵族阶层的出现，从而导致了奴隶制社会开始形成。
另据《中国大历史》等记载：夏朝朝廷实际直接统治的地盘并不大。《太平御览》引用三国东吴史学家韦昭所注，有“夏都阳城，嵩山在焉”。说明夏朝都城所在的“阳城”，就在嵩山附近，即今河南登封市境内（据考证，阳城即今登封市的告成镇）。又据《战国策。魏策》记载：“夫夏桀（读杰jie,夏末暴君）之国，左天门之阴，右天谿（读溪xi）之阳，庐睾（读告gao）在其北；伊洛出其南”。即夏朝末年国君夏桀的直接统治疆域，主要包括天门山之北、天谿山之南的伊、洛河流域。在今黄河中游、河南的豫西南部和山西的晋东南部一带。其周边则是被众多的诸侯部落方国（古字“方”与“邦”通用，方国即邦国）所环绕。
《逸周书·度邑》说：“自雒汭（ruì）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古人把河流会合或转弯的地方叫做“汭”，《尚书·禹贡》有：“东过洛汭。”《孔传》注曰：“洛汭，洛入河处。”伊汭，即伊水汇入洛水之处（在今河南偃师）。也就是说，夏王朝的中心辖区，相当于今黄河流域中游、中岳嵩山和伊、洛、颍、汝四水流经的豫西地区，西至华山脚下，亦即洛阳周围地区。这一点业已被地下考古所证实，如在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发现了夏代王都。不过，从夏到商朝“盘庚迁殷”之前，我们的祖先基于“游牧”习俗及“灾患”等种种原因，“民无所定”，不时迁都。由是可知，其时的夏王朝，有可能还没有明确的固定疆域，其周边犬齿交错的疆界，包围着的是众多诸侯部落方国，犹如众星托月。
据《吕氏春秋。用民篇》记载：“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指商王成汤）而三千余国”。可见上古时代，氏族部落方国之多。到商朝末年，周武王姬发起兵讨伐殷纣王时，号称“八百诸侯”会盟于孟津（今河南孟津）。从中可以看出，氏族方国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从大禹时的“万国”，到商王成汤时的“三千余国”，再到商末周初的“八百诸侯”。期间兼并统一的斗争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据史书记载，仅周朝灭掉商殷藩属诸侯方国99个，降服小部落652个。从而，才结束了商殷王朝之前原始部落和小邦方国林立的局面。
到夏朝中期，开始由朝廷派遣各州的地方长官，即“九牧”（所谓“牧”，指掌管治理和养育教化的意思），以贯彻夏王朝的意志为目标，从而逐步代替了古代“四岳群牧”部落首领式的族群首领议会体制；开始具有了国家统治的行政管理体系雏形。
与此同时，夏朝中后期还开始出现了城郭、宫殿、武装组织、圜土（圜，读环huan，即监狱）、“禹刑”（即朝廷制定的刑罚制度）、奴隶（当时称“众”、“庶人”以及由战俘转做奴隶的“牧竖”等）、贡赋（即捐税赋役）以及宗庙（祭祀祖先和举行册封典礼的殿堂）、社稷（祭祀天地的祭台）等等；从而具备了国家性质的专政组织体系和王朝统治象征。
夏朝的社会文化物质形态，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中国断代史，将大禹确定为中国原始社会的最后一位帝君；而从夏启开始，中国进入奴隶制社会时期。
史书记载：夏朝时还没有文字（后来的商朝才发明甲骨文），所以夏朝的帝王故事，都是口口相传，并由后来追忆追记。夏朝帝王也还都没有“某某宗”或“某某帝”之类的称号或年号，那是后来朝代的事。夏朝的帝王，史书上都是直呼其名，或统称“夏后氏”（“后”带有帝王的意思）。如有称“帝王”者，也都是后来追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