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秦汉时期的族群迁徙与移民
1、秦朝时期
（约公元前221至前206年）
秦国原是偏居于大西北的一个小部落，其始祖伯益，曾辅助大禹治水有功（又是治水，看来当时水患非常严重），被舜帝赐姓嬴氏。后来又因为周孝王养马有功，被封于秦谷(今甘肃天水)一带，自此成为“秦”的起源。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又因护送周平王东迁雒邑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始建国。周平王东迁后，秦国乘犬戎等动乱之机，将周朝西部疆土及其弱小部落方国，皆占为己有。自此偏居西北的秦国开始强大。后来又陆续打败吞并了周边的一些戎族部落，进而成为西方强国。加之推行“商鞅变法”，实行兵民合一，鼓励耕战，重奖杀敌立功者，使国力日益强盛，遂成为“战国七雄”，并最终吞灭六国，统一中原。
为了鼓励人口发展和强化户籍管理，以掌控兵员与赋税，秦始皇十六年(公元前231年)，在加强全国户籍管理的同时，规定男子不论成丁（成年）与否，一律登记年龄。据相关资料统计分析，秦统一初期，预计其辖区总人口约2000万左右。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最终完成统一六国大业之后，使中国疆域空前强大。秦王取“三皇”之皇，“五帝”之帝，自称始皇帝，定都咸阳，是为“秦始皇”。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改前朝的分封制为中央集权制，由朝廷直接选拔贤能任命官吏，不再采用世袭分封制度。又下令恢复奴隶为平民，并统一六国的文字与度量衡，规定以秦相李斯订正的秦篆（小篆）为全国统一字体， 力图消除各诸侯列国之间形成的文字与方言等障碍。
到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由于国家统一，生活安定，经济繁荣，使战国时期造成的战争创伤，得以逐步恢复。同时，由于消除了封建割据，大力推行郡县制和统一的度量衡、律令、文字等措施，从而为大中华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据相关资料统计分析，秦国鼎盛时期的全国总人口，又恢复到了周朝鼎盛时期的3000万水平。据推算，当时的世界总人口约2亿，秦代人口占世界比例的15%左右。仍然保持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
在大力扩张领土和加快统一步伐的同时，雄才大略的秦始皇还注重移民工作。据史书记载，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将楚王宗族贵胄一部分迁往严道（今四川荥经县）；将贵族上官氏迁往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将权氏等大姓迁往陇西；将柳氏等族迁于河东（指黄河以东的山西运城、临汾一带）。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的先人班壹，乃楚国令尹（即宰相）子文之后，就是那一年被迁于山西代地楼烦（今山西宁武县）。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灭齐，齐王田建被迁至共地（今甘肃泾川县北）。又“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估计约有60万人，主要来自关东（指函谷关以东，函谷关在今豫陜晋三省交界、河南灵宝市境内；关东泛指秦岭、崤山以东广大地区）。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把京都所在的咸阳关中一带，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将蒙恬率军打败匈奴，匈奴败逃远遁。于是秦国在西北、北部一带新置44县，强迁内地人口到这些新县，估计约有一、二十万口，以开发边疆，并屯田戎边。蒙恬率军驻扎上郡（今陕西榆林），并继续负责修筑长城。此后，又先后从中原征调民众，分别向南越的番禺（今广州市境内）、河套平原（位于内蒙与宁夏边界的冲积地带）等地移民。
秦始皇推行军民合一的戍边屯垦政策，其中最著名的有北戍五原、云中，南戍五岭；先后调集军队和移民人数达数十万人。从而对北方长城沿线和长江岭南地区的开发，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公元前219至前210年，秦始皇先后派五十万大军，平定了岭南（即今广东、广西及越南东北部地区）的百越部落后，在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的同时，又先后从中原人口稠密地区，分五批迁来50万人口，以填充岭南地广人稀地区。并以解决驻军配偶为由，又先后迁来15000名寡妇和未婚女子支援南疆。从而，改变了岭南一带荒蛮混乱的局面，促进了岭南地区的开发与繁荣。
但秦始皇登基后，大兴徭役，劳民伤财，为秦王朝的最后迅速灭亡埋下了祸根。史书记载，当时秦朝仅约两千多万人口，一次征发的各种徭役有时多达三百余万人。其中仅建皇陵征发七十万；守五岭五十万；随蒙恬防御匈奴三十万；筑长城五十万等等；由于生活工作条件极差，死亡率极高。青壮年人力资源，几乎逐步消耗殆尽。当楚霸王项羽占领咸阳后，纵火焚烧阿房宫，大火燃烧了三个月才逐渐熄灭。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在第五次巡游的旅途中。宦官中车府令赵高与丞相李斯以及秦始皇第十八子胡亥等合谋伪造诏书，先后谋杀了太子扶苏与大将军蒙恬，由昏庸残暴的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不久赵高又谋杀了丞相李斯，自任丞相。到公元前206年，赵高又逼迫胡亥自杀，另立扶苏之子子婴为帝。此时，一路披靡无敌的刘邦大军已开始围攻秦都咸阳，迫使继位仅46天的子婴诛杀赵高后，出城请降。至此，刚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仅仅15年的秦王朝灭亡。
秦末农民起义与楚汉战争，使强盛的秦王朝瞬间毁灭，同时也造成了大量人口伤亡和逃逸（逃亡边远地区或深山老林）。 据《史记》记载：“至汉祖（即高祖刘邦）定天下，民之死伤……五损其二。”由此可见，秦末汉初的战争，造成的人口伤亡与逃逸极为惨重。
另据史书记载：秦朝灭亡时，秦将章邯、司马欣、董翳（读医yi）等率其所辖将士二十万人投降于楚。楚霸王项羽担心这些秦军今后会阵前倒戈，竟残忍地将这二十万降卒，除章邯、司马欣、董翳三名将帅外，全部就地活埋。
而有些军阀流寇，更是对坚持抵抗的城池，一旦城破即实行“屠城”，不仅烧杀掳掠，而且不分老幼，赶尽杀绝。军阀流寇们的残暴，也是造成秦末人口大量减少的重要原因。
2、汉朝时期
（约公元前206至265年含三国）
西汉王朝是建立在秦末战争的废墟之上。据有关专家学者推算，汉朝统一天下时，汉高祖（刘邦）元年（公元前206年)，全国总人口约1650万（或介于1500万至1800万之间），比周朝和秦朝鼎盛时期减少了近约1/2。经济上更是民穷财尽，甚至连皇帝的车驾，都凑不齐四匹一样颜色的马。开国大臣们只能乘牛车。
西汉建立后，奉行黄老哲学、无为而治和与民生息的政策，特别是“文景之治”期间的迅速发展，到汉武帝元光六年时（公元前129年），全国总人口又达到3600万。尤其是曾经遭受战乱最为严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时又恢复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在这六十年间，人口约增长了2.5倍，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繁荣富庶景象。
汉族，这个世界最大、最古老的民族，就是在这一时期正式形成的。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原战国时期各诸侯列国的文化，便相互渗透融合。到西汉时，在典章制度、语言文字、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方面，开始逐渐趋于统一，从而构成了共同的汉文化。汉族和周边各少数民族，都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成员。汉族由于人口众多，文明程度较高，在各兄弟民族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是历史发展和自然形成的结果。汉以后尽管朝代名称虽有变换，但汉族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地位始终未变。
西汉“文景之治”的盛世时代，给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汉武帝刘彻继位后进行的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政治上，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 汉武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下令诸侯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后代，诸侯国越分越小，其势力一步步被削弱），同时激励平民百姓通过建功立业可以升官或获得奖赏，从而不仅大大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也极大地调动了平民百姓建功立业的积极性，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文化上，废除了以“黄老学说、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开始重用儒家学说。并兼以儒、法、道、阴阳、纵横等各家学说，实行“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并逐渐成为中国历经二千年的主流思想。军事上，以彻底消除最大外患—--匈奴帝国为目标，重用卫青、霍去病等著名年轻将领 ，跨越千里大漠而大败匈奴，实现封狼居胥（意指在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的狼居胥上设立祭坛宣告北伐胜利），最远达到今天的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迫使匈奴残余势力向西狼狈逃遁。并降服中亚大国大宛，使西域诸国臣服；同时，收复南越、朝鲜，诸倭（当时对日本列岛众多小国的统称），使进贡通使于汉朝者，达三十余国。外交上，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首次开辟了“丝绸之路”， 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并引进良马、骆驼、香料、葡萄、石榴、苜蓿、胡麻、黄瓜、胡豆、胡桃等境外品种，成功移植中原，丰富了广大人们的生活之需。从而开拓了“北绝大漠（蒙古沙漠）、西逾葱岭（帕米尔高原）、东越朝鲜、南至大海” 的广袤国土，奠定了现今中华民族的地理版图。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霸主，世界第一大帝国。
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平定岭南后，除派驻军队戍边外，还先后向岭南地区进行了五次移民。另据《汉书》等记载，到汉元帝建昭四年（公元前35年)，汉朝的全国户籍人口共有12,233,062户，59,594,978人。已接近6000万人，达到鼎盛时期。这一人口总量，直到北宋英宗时期（公元1064至1067年在位）才被再次超过。期间发生的多次长期战乱，严重的阻碍了人口发展。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由于项羽占领秦国都城后，“屠咸阳，烧宫室，大火三月不灭”，使咸阳及周围地区几成废墟，人口大量逃亡 。西汉王朝定都长安后，为恢复发展京都及其周边地区，消除各地旧贵族豪强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统治，汉高祖刘邦采纳大臣娄敬“实关中”（即充实京都所在的关中地区）的建议，将关东（今陕西潼关以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豪强贵族势力，强行迁至关中，即靠近汉朝统治中心长安（今陕西西安）的周边地区。
史书记载，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十一月，“徙（迁）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进入）关中”；同时迁入的还有燕、赵、韩、魏列国的诸侯贵族子弟和世族大家，总人数约有10余万口。
又于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长陵（刘邦陵墓）建成，置长陵县，迁入万户。”从而，自汉初移民形成的京兆、西河、扶风等诸多姓氏郡望大族，大多就在此时，自东部地区西迁关中后，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汉朝还非常重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屯垦戎边，尤其是对河套地区（今分属宁夏、内蒙古、陕西；因黄河在这里向北、再向东、然后向南形成“几”字形，故称“河套”）、河西走廊（今甘肃西北玉门、瓜州、敦煌平原）、青海东部以及新疆中部等地，进行的大规模屯垦移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史书记载：公元前119年 (汉武帝元狩四年),又迁关东贫民72万余，迁往今内蒙古南部、山西西北部、陕西西北部、宁夏南部和甘肃中西部，即秦长城（故塞）内外以及河西走廊。随着移民的增加和农业的开发，在河西走廊陆续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
到公元25年(东汉光武帝元年),刘秀定都洛阳，又将关中及各地人口大量迁至东都洛阳，以巩固发展新设立的京都地区。刘秀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又将“各郡驰刑徒（犯人）迁至晋阳”（今山西太原）。
另据史书记载，到公元190年，东汉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公元189年至220年在位），在凉州军阀董卓（官至太师）的胁迫下，强行迁都长安（今西安），并将东都洛阳及周边数百万人口，一同强行西迁，途中死亡、逃散者众多，到达长安者数十万人。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投奔荆州牧刘表，迁至今湖北荆州一带。不久董卓被王允和吕布所杀，再次引发动乱，致使数十万人被迫东迁至今江苏一带，还有数万户进入四川，投奔益州牧刘焉等等。
据《新唐书·丞相世系表》等记载：宋微子（微子启）的第三十二世孙、秦末楚怀王上将军宋义，为战国末期楚国令尹（即宰相）；与将军项梁、项羽叔侄同时起兵反秦。楚怀王因功封宋义为卿子冠军，统帅义军。后来由于遭到项羽的嫉恨，宋义及其儿子宋襄（官至齐国相），同被项羽杀害。宋义、宋襄被害后，宋襄之子宋昌流亡于齐地（今山东北部），后来投奔刘邦，初以家吏（身边仆役管家）跟随高祖刘邦起兵，至荥（读幸xing）阳（今河南荥阳）升任都尉（州郡副职，也称郡尉；掌管军事治安等）；后任刘邦之子代王刘恒（即后来登基的汉文帝，其代国封地在汾州平遥、即今山西平遥县一带）中尉（汉朝为武官，掌管京师治安，后曾改称执金吾；而诸侯王国设置的中尉，职级相当于郡尉，掌管军事治安等）。史书记载：宋昌在辅助刘恒登上帝位的过程中，立下大功，因此被汉文帝刘恒视为心腹，加封为卫将军（掌管皇宫禁卫部队）、壮武侯。期间，宋昌族人，从河南楚地（原宋国土地后被楚国占领），迁居于西河介休（今山西晋中介休市）。自此，最早形成了著名郡望---西河宋氏望族。
“天下宋氏源于商，西河之地是郡望。”西河介休是宋氏郡望中最早的发祥地。今山西晋中介休市位于山西省腹地，太原盆地偏南，北与东北部分别与汾阳市、平遥县接壤，东南与沁源县毗邻，西南与灵石县相连，西北与孝义市相望。历代各地宋氏族谱，多有记载源于“西河堂”者。包括后来的京兆、扶风、广平等宋氏望族，无不源出于西河郡望。
《新唐书·丞相世系表》记载：“楚有上将军（宋）义，义生（宋）昌，汉中尉，始居西河介休。十二世孙晃（又名宋活），晃三子：恭、畿、洽，徙广平利人”。说明直到十二世后的广平宋氏始迁祖宋恭、宋畿（读机ji）、宋洽兄弟，皆是西河宋氏始迁祖宋昌的嫡传后裔。
宋昌的另一后人宋尚，于西汉成帝时任少府（朝廷九卿之一，掌管财政税赋及皇室事物等）。宋尚的儿子宋弘，在东汉光武帝时，官至大司空（与司徒、司寇合称“三司”；掌管土地、建筑工程等），封宣平侯。史书上说：宋弘文武双全，一表人才。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丈夫死后，看中了宋弘，便托光武帝做媒想嫁给他。但宋弘不愿抛弃结发妻子，对光武帝说了一句名言：“贫贱之知不能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而流传后世。《后汉书》列《宋弘传》名留青史。
宋弘的弟弟宋嵩，官至河南尹（东汉京都洛阳的最高长官）。史书上说他“以刚强孝烈著名”。他的儿子宋由，东汉元和年间官至太尉（掌管全国军队；也称大司马；相当于国防部长）。宋由有两子，长子宋汉，字仲和；官至西河太守、度辽将军、太仆（掌朝廷车马及牧场等）、太中大夫（掌朝廷谏议之职）。次子宋登，字叔阳；东汉时官至河南颍州太守、京兆尹、尚书仆射（尚书令的副职）、侍中（皇帝近侍大臣兼常备顾问）；因博学多才，史称“神父”。
相传壮武侯宋昌的后人中，先后有宋畴（读筹chou，又名宋畸）、宋登、宋平（又名次君）等三人，曾担任过京兆尹（汉朝将京都与京郊地区划归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个地方官府分别管理，称“三辅”。而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下》等记载：宋畴，曾任左冯翊之职；左冯翊属汉朝京都“三辅”之一）。自此，壮武侯宋昌家族，又形成了显赫的长安京兆（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宋氏望族。
还有一支，是西汉壮武侯宋昌的七世孙宋杨，他迁居于扶风郡（西汉时在今陕西西安西北，东汉时移至今陕西兴平县东南）平陵。史书上说他以恭孝称于乡闾（乡间邻里），不应州郡之命（不愿受州郡官府征召去当官）。他的姑母即明德马皇后（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汉明帝刘庄的皇后）之外祖母。《后汉书·章帝八王列传》 等记载：东汉章帝时，宋杨之女被选入后宫封为贵人，死后追封敬隐皇后。宋皇后生子刘庆，被立为太子。后来遭诬陷被废，改封清河王。到刘庆的儿子刘祜（读护hu），后来即位为东汉安帝时，追封宋杨为当阳侯。因此宋杨之弟宋衍、宋俊、宋盖、宋暹等世代为官，家族十分显赫；宋衍官至清河中大夫，被封为盛乡侯。
到东汉末年，宋杨的曾孙宋酆之女，又被册封为汉灵帝的皇后；宋酆官至执金吾（掌京师治安，西汉时称中尉），封其乡侯。自此，以宋杨、宋酆为首的当地宋氏家族，便形成了显赫的名门望族——扶风宋氏。
《后汉书·皇后纪》记载： 宋皇后（？―178年），扶风平陵人，汉章帝敬隐皇后的堂曾孙女，执金吾宋酆之女，为汉灵帝刘宏的第一任皇后。建宁三年（170年），入选掖庭，先封为贵人。建宁四年（171年），汉灵帝立宋氏为皇后。史书上说：“宋皇后亲与陛下共承宗庙，母临万国，历年已久，海内蒙化，过恶无闻。”但因不受昏庸的汉灵帝宠爱，并遭到后宫众多受宠嫔妃的嫉妒，便共同诬陷和诋毁她。加之宦官奸臣中常侍王甫专权，他诬陷并枉杀了渤海王刘悝及其王妃宋氏后，因恐惧宋氏是宋皇后的姑母，王甫便与太中大夫程阿一起编造谎言陷害宋皇后，说宋皇后用“巫蛊之法”诅咒皇帝，糊涂的汉灵帝便相信了。光和元年（178年），宋皇后被废黜，打入冷宫，不久忧郁而死。
《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记载：宋酆之子宋奇，官至执金吾，封濦强侯。宋奇娶侍中、长水校尉沛国曹炽之女为妻；因此与妻舅曹操相为挚友。宋酆父子及其兄弟家族，当时受宋皇后案株连者百余人，大多被下狱诛杀，从而使京兆宋氏遭到沉重打击。
此外，河南南阳安众（今河南邓县东北）人宋伯，在东汉光武帝初年，任五官中郎将（掌宫殿宿卫）。他的儿子宋均，官至九江太守、司隶校尉（掌管京城治安、刑狱等）、尚书令（掌朝廷凑章，宰相之一）。宋均的族弟宋京，官至辽东太守。宋京的儿子宋意，官至司隶校尉。宋意的孙子宋俱，汉灵帝时官至司空。这一家族，在河南当地也成为名门望族。
据史书记载：东汉至三国时期（公元25—265年）著名宋氏人物还有：宋忠（一作衷），字仲子；东汉末著名学者。南阳章陵（今湖北枣阳）人。东汉建安年间，荆州牧刘表立学官，求儒士，以宋忠与綦母闿等撰《五经章句》，称为《后定》；宋忠又注《周易》，有《周易注》十卷。名士王肃、尹默、李撰、潘濬等曾先后从宋忠受学。又著有《太玄经注》九卷，《法言注》十三卷等。此外，还有东汉末将军宋果（陕西扶风人）、将军宋宪（山西介休人），汉灵帝中常侍宋典、三国东吴大将宋谦、汉末西晋著名书法家宋翼（山西太原人）等。
另据《三国志》载：有（甘肃）敦煌宋氏宋建，乃陇西河首枹罕（今甘肃临夏）人，东汉末年在凉州起义，自称河首平汉王，聚集部下，建造宫殿，设置百官，长达三十馀年。东汉朝廷几度派遣大军讨伐而未果。据《进魏公爵为魏王诏》记载：“韩遂、宋建，南结巴、蜀，群逆合从，图危社稷。”公元214年，曹操命夏侯渊率张郃、张既等讨伐。围攻一月余城破， 宋建等被杀，其家族数百人几乎被杀绝。从而使敦煌宋氏望族受到严重削弱。
自公元9年，王莽篡汉建立新莽政权后，到公元25年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的十几年间，中原爆发绿林、赤眉起义，遍地烽烟四起，群雄割据混战，加之流寇作乱，造成大量人口逃亡。为躲避战火，北方大量士族及其依附人口，又一次向长江流域以南迁徙，致使华南地区人口升至占全国四成，而北方大部地区人口急剧减少。在此之前，由于黄河流域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人口发展稠密。当时以淮河、秦岭为界，华北人口约占比重超过85%，而那时华南人口尚不足15%。
据联合国有关组织推算，公元元年（即汉平帝元始一年）的世界总人口约2.7亿。 此时的汉代人口约占世界比例的21%左右。 在整个东汉王朝，人口数量最多的时期，是东汉和帝、顺帝在位时期（公元89至143年），那段时期的中国总人口，又恢复接近6000万。 自此，全国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 。
到东汉桓帝期间（公元147至167年在位），东汉朝廷曾经组织清查过全国的户籍人口，那时总人口约5600多万。 此后，由于朝廷腐败，加之连年水旱灾害和山东一带（古时泛指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现在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瘟疫流行，天灾人祸导致黄巾军起义，以及董卓之乱。从此，中国陷入群雄割据的战乱年代。
东汉末至三国期间的战乱，可以说是全面爆发，遍地烽烟，满目疮痍。如北方刚打完惨烈的“官渡之战”，南方又爆发了百万大军血腥四溅的“赤壁之战”。随后西北、西南都接连爆发战争。汉帝国的疆土之内，除了边远的西域之外，几乎全都被卷入了战争祸殃，无一幸免。遭殃的全国老百姓，几乎无处可逃。“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究其原因：
一是军阀战争。据《汉书》等记载：刘邦派人拉拢楚国的大司马周殷。周殷架不住刘邦的利诱，背叛楚国。他率领九江地区的军队去投靠刘邦的大将黥布前，屠杀了六个地方的军民，然后又和黥布一起对城父（今安徽亳州）进行了屠杀。最后只剩鲁地久攻未下，刘邦大怒，要调集各路军队，对该地进行血洗。
另据《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载：韩信的部将、宛朐（今山东菏泽市东明西南）人陈豨（读希xi），于公元前197年起兵反叛，刘邦命大将周勃率军讨伐陈豨，周勃纵兵屠灭了陈豨据守的马邑城（今山西朔州）；此后燕王卢绾叛乱，周勃又以相国的身份代替樊哙率军平叛，又屠灭了卢绾据守的浑都城（今河北宣化）。
东汉王朝是在篡权的新朝皇帝王莽死后，经历了21年的大混战而建立起来的。范晔在《后汉书·耿弇传》中说：“（耿）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说的是东汉开国名将耿弇（读淹yǎn），在跟随刘秀平定河北、齐鲁以及陇右等四十六郡的战争中，先后屠灭了三百座城池（当时全国设12州，共有大小城市700余座），而从未遭到过挫败。因此，耿弇号称“常胜将军”。
而东汉末期出现的军阀枭雄们，大都是漠视生命，滥杀无辜的奸雄。据史书记载，作为陇西军阀豪强和乱世枭雄的董卓，在乘动乱之际起兵勤王时，废黜了东汉少帝刘辩，另立年仅9岁的刘协为汉献帝后，董卓自封太尉、丞相和郡侯，从而控制了中央政权与军队，“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干尽了诸如纵兵抢劫京都富豪、屠杀大臣、盗挖皇家陵墓和公卿坟冢掠取财宝等大逆不道之事后；在山东各路豪杰和各州军队纷纷揭竿而起的讨伐声中；董卓惶惶不可终日，便挟持皇帝和群臣以及无辜百姓，强制迁都长安，以躲避锋芒。为了防止官员和人民留恋或逃回故都洛阳，董卓率军将整个洛阳城及其附近二百余里内的宫殿、宗庙、府库、村舍等大批建筑物，全部纵火烧毁。使昔日兴盛繁华的东汉京都洛阳城，瞬间变成一片火海与废墟，其凄凉惨景令人目不忍睹。
董卓为扩充军力，还不断派兵四处滥抓壮丁，从而导致大量百姓逃亡。而北方的许多军阀，在作战中还经常拿无辜的百姓做为“肉盾”，逼迫他们列入阵前，以阻挡敌人进攻，从而造成大量无辜百姓死伤多于兵士。
清末民初著名史学家、作家蔡东藩评论说：董卓“穷凶极恶，何其残忍乃尔？且屠戮富人，焚毁宫室，二百里内，不留鸡犬，虽如嬴政项羽之暴虐，亦未有过于是者。”《三国志通俗演义》有诗曰：“董卓迁都汉帝忧，生灵滚滚丧荒丘。狗衔骸骨筋犹动，乌啄骷髅血尚流。郿坞追魂凭李肃，宫门取命有温侯。奸雄已死戈矛下，直到如今骂未休。”
另据台湾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改朝换代的大混战，所造成的人口减少做了如下统计：
“首都长安与其余十六郡的人口平均减少77%。长安的人口战乱前为682000人，战乱后人口只剩下286000人，减少了58%；人口减少最多的西河郡（治所在今内蒙准格尔旗西南），战乱前有699000人，战乱后只剩下21000人，急剧减少97%；战乱前全国人口为6005000人，战乱后人口减少到834400人。也就是说共有5170600人死于改朝换代的战乱，这些人除了阵亡的将士和饿病而死者，其余皆被屠杀。”
又据《三国志》和《后汉书》等记载，曹操用人只讲才能而不论德行，常常重用无德之人，因此军纪极差。“官渡之战”曹操打败袁绍后，将投降的数万袁军将士全部坑杀。他曾下达军令，凡是“围而后降者不赦”，即包围后拒不投降的一律不予赦免而杀戮殆尽。
另据《三国志》《资治通鉴》《水经注·泗水》等记载：前太尉曹嵩（曹操之父）避难琅琊（今山东临沂），其子操（即曹操）令泰山太守应劭（读邵shao）前往迎接到他的驻军地兖州。曹嵩的财宝辎重有百馀车辆，路过徐州辖区阴平（今山东枣庄峄城）时，徐州牧陶谦的部将张闿（读凯kai）眼红曹嵩的财宝，便将曹嵩一家劫持到华县和费县边界（在今山东临沂西部）杀害，并劫掠财宝后逃走。曹操随即引兵攻击陶谦，先攻破广威（今江苏沛县东），又沿泗水直抵彭城（徐州驻地），陶谦兵败退守东海郡（今山东郯城）。由于陶谦得到青州刺史田楷的救援，曹操进攻受阻，转而攻取傅阳（又名偪阳，在今山东枣庄东南）、华、费、开阳（今山东临沂市区）以及虑（具体地址不详）、睢陵（今江苏泗洪）、夏丘（今安徽泗县）等地，先后攻破十余城。由于先前有京都洛阳遭董卓之乱的大量民众逃往徐州一带避难，所以徐州一带难民极多。曹操为报父仇几乎杀红了眼，大军所过之地鸡犬不留。史书上说“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尸体投入泗水河，使河水受阻）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保，指乡村），无复行迹（看不到行人）。” 曹操为报父仇，竟然杀害了徐州及其周边地区的男女老幼数十万人，尸体抛入泗水而阻断了河流，有五个县成为无人区。
二是瘟疫横行。东汉时期，由西汉后期“南匈奴”归附中原后，带来的“草原鼠疫病”，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不断扩散传染。后来导致西汉帝国灭亡的黄巾军大起义，导火线之一就是山东地区（古时泛指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现在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瘟疫泛滥，而激发的农民起义。直到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总结出了医学经典《伤寒杂病论》，并大力组织救治，施舍医药，才使大规模瘟疫得到遏制。从此张仲景被尊称为“医圣”。
三是灾荒频发。在东汉晚期，还出现了极其反常的大规模自然灾害。如东汉桓帝到灵帝的几十年里，北方大规模的蝗灾出现过5次，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几乎波及到整个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这么大范围的蝗灾，在日后的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唐朝开元年间及元朝末年的几次可以相比，堪称是“百年不遇”。史书记载：遮天盖日的飞蝗所过之处，所有草木、庄稼，被啃食殆尽，遍地几无绿色。与此同时，东汉最后的50年里，黄河有4次发生决口，长江流域的荆州与江东，先后发生了5次水灾。同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居住的草原地区，也连续多年发生大规模旱灾，北方少数民族为了躲灾，纷纷南下到中原地区请求内附，中国的人口迁移和南北流动，在这一时期开始渐成高峰。
而这时候，中国的自然天气，也进入了“反常”阶段，中原各地纷纷闹灾，比如豫州的旱灾，按照正史记载，先后饿死了300多万人。
另外，地震频发。东汉张衡之所以发明了“地动仪”，其中东汉中后期的地震频发，也是促使他研发“地动仪”的动力。据史书记载，东汉中后期地震发生的频繁程度，历史罕见。尤其东汉和帝、桓帝、灵帝、献帝时期，都曾爆发过大规模地震。而且震后又接连发生了水、旱、蝗灾。 连年战争与瘟疫泛滥，又加上地震、灾荒横行，从而造成东汉末期全国人口的急剧下降。
到公元221年，决定三国鼎足而立的关键战役“赤壁之战”后， 中国人口的下降程度，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如《三国志》中刘备的军师庞统，曾发出“荆州荒残，人物殆尽”的慨叹。
虽然各类史书列出的这一时期的人口数字出入较大，但人口大幅度下降的史实，无人否认，且令人震惊。如唐朝杜佑所著《通典》记录：东汉自黄巾之乱始，历经董卓之乱和军阀混战，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汉献帝建安初期，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人户所存，十无一二”。 按照杜佑《通典》里的说法，蜀国在公元223年刘禅登基时，人口只有90万；到公元263年蜀国灭亡时，四十年间人口仅增长到94万。而这一年平定蜀国的魏国，将魏蜀两国人口“通计”在内，即中国北方加上蜀地四川，一共人口是537万。而《晋书·地理志》里记载，吴国在蜀国灭亡时（公元263年）的人口共有230万。这样加起来约767万。当时有的统计没有计入军队和官吏人口，如果通算起来，三国的总人口，大约800万左右（也有文献资料说大约820万）。只相当于汉朝鼎盛时期总人口的13%左右。这与西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记载的，也大致相同。
而据近年出版的《历史不忍细看》一书考证：三国“赤壁之战”后，中国中原人口只剩下了140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简直就是“百不存一”了。当然，长期战乱导致的大量人口逃逸与隐匿于山林荒野，以及远走他乡的情况，也确实存在。加之中原以外许多偏远之地，乘中原战乱之机，实际脱离中原朝廷管辖而独立的情况，也不在少数。上述因素，也是当时人口统计难以把握准确的重要原因。
从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中国人口数量下降之大，人民非正常死亡之惨重，确实空前绝后，令人震撼。据说解放初期，一代伟人毛泽东在研读三国历史的时候，也震惊于三国人口惨遭骤减的惊人局面，发出了“原子弹不如刘关张大刀长矛”的感慨。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由于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促成了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在三国鼎立的形势确立以前，即各地军阀大混战时期，移民多为逃避战乱的流民，他们由战乱最烈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来，大部分向南迁至长江流域。移民中也有不少学者与士大夫阶层，后来多为吴、蜀二国招揽朝中，并委以重任；其中最著名的如诸葛亮、诸葛瑾、周瑜、鲁肃、张昭等。而原籍临淮（今安徽定远）的鲁肃（公元172至217年，字子敬，东吴著名军事家、外交家），曾号召部属说：“淮泗间，非遗种（不是繁衍生息）之地。吾闻江东沃野千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遂率领本族老幼及其子弟兵数百人投奔东吴，是为典型代表。另有一部分，则向北迁至长城沿线及辽东地区，其中移民中最著名的有管宁等人。
三国鼎立时期，为壮大己方实力，各国均招抚流民，并采取发展屯垦，给予一定优惠，尽量从境外招揽、甚至劫掠人口，以填充无人区，并扩充兵源赋税。如曹魏政权，把大批匈奴、乌桓人迁至内地；当曹操灭掉袁绍后，从户册上发现冀州（今河北一带）有30万人口，竟让他大喜过望。刘备在赤壁之战后，之所以不顾孙权有可能抄断他后路的危险，一心西进益州（今四川），与自己同属汉室后裔的刘璋争夺地盘，其中主要原因就是自己占有的荆州人口凋零，缺乏争霸的本钱。而孙吴政权，在大力向南扩张，除同化南方的“原住民”山越民族外，甚至还多次组织军队到苏北、淮南一带抢掠人口；甚至派兵到东南沿海和台湾，“得夷州（即台湾列岛）数千人还”。
除了争夺人口外，三国还不遗余力地实行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蜀、魏、吴三国都不约而同地出台了有关奖励生育和强制婚配的政策，甚至规定女子超过14岁和守寡妇女，如不嫁人，将面临罚捐和坐牢的惩罚。
汉末、三国时期，边疆少数民族人口的大量内附和迁入，在融合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民族矛盾，从而为随后的两晋南北朝发生的“五胡乱华”，埋下了伏笔。
（五）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族群迁徙与移民
1、两晋十六国时期
（公元265至420年）
当代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李济先生，曾对我国的人口迁徙和由此导致的人种特征，做过深入研究。他认为，秦汉以来至清朝成立的公元1644年以前，中国历史上最少发生过3次重大的边疆民族人口内迁。分别是公元三至六世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匈奴--鲜卑内迁时期”、公元936年至1125年（五代十国至辽金时期）的“契丹内迁时期”、及公元1279至1367年（元朝时期）的“蒙古内迁时期”。原因就是西北异族南侵战争，其持续时间之长,涉及人口之多,影响之深远,都对中国的人口结构和人种构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北人南侵，原来的中原汉人不得不南移，再加上中原人多次与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族杂居并联姻通婚，不仅促进了各民族的同化融合，从物种学上来看，避免了近亲婚姻，有助于人种的优胜劣汰，中国人身高显著增加，由此出现了“关西大汉”“山东大汉”等称誉。 古代的“关西”，泛指潼关以西。而古代的“山东”，唐代时泛指陕西渭南的华山以东，宋代以后泛指山西河北交界的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区域都是“山东”,包括现在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
先说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极不稳定的时期。公元266年，三国时期，曹氏魏国权臣司马炎逼迫魏元帝禅让，自己即位为帝，国号大晋，即晋武帝。建都洛阳，史称“西晋”。从此，三国寿终正寝，史称“三国归晋”。
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司马炎将司马氏家族子弟都封为王，建立王国，并分取赋税，统领军队。到公元291年，晋朝内部发生了长达16年（公元291-306）的“八王之乱”。即八位诸侯王（汝南王、楚王、赵王、齐王、长沙王、河间王、东海王、成都王）争夺皇位的混战。从而极大地削弱了西晋王朝的统治，也给内附的北方少数民族势力，以可乘之机。
到晋惠帝永安元年（公元304年），首先由山西匈奴贵族刘渊、刘聪父子，乘“八王之乱”建立“前赵”政权。于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1年），派大军侵入中原，并先后俘杀西晋太尉（军队最高统帅）王衍，攻陷首都洛阳，俘虏西晋怀帝，杀太子司马诠及其宗室、官员、将士等数万人，史称“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后，北方匈奴、鲜卑、羯（读结jie）、羌、氐（读敌di）等五个主要北方胡人游牧部落，乘机侵入到沦陷的中原、华北地区，实行军阀割据，出现了史称“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
《晋书•愍帝纪》载：晋愍帝（司马邺，公元313年―317年在位）末年，汉兵（汉赵叛军）东略（向东进攻），弘农太守、平东将军宋哲（字世俊，山西西河介休人，东晋时被封散骑常侍、冠军将军、梁州刺史、野王公）受愍帝诏书，命丞相琅琊王司马睿（读锐rui，封国在今山东临沂）统摄万机(即代行皇帝职责)。不久慜帝被俘。《晋书》等记述这段历史有：“晋愍帝派侍中宋敞向刘曜（前赵国昭文帝，匈奴人）送上降书,自己乘坐羊车,脱去上衣,口衔玉璧,侍从抬着棺材,出城投降。群臣哭泣····；”情景十分凄惨。不久后慜帝被杀。
此时司马睿在王导（后来成为东晋著名丞相，是书圣王羲之的伯父）等大臣、士族的拥戴下，渡过长江，退守南方，史称“衣冠南渡”。
宋哲奔至江东，琅琊王司马睿接受慜帝诏书后，于公元317年宣布登基，“立宗庙社稷于建康；”定都建康（即南京），史称“晋元帝”。自此，西晋灭亡，东晋（公元317-至420年）建立。
自西晋被匈奴建立的前赵政权所取代后，北方中原地区由“五胡” 即匈奴、鲜卑、羯（读结jie）、羌、氐（读狄di）等游牧民族所控制。期间先后建立的“十六国”，其中十三国为“五胡”所建。包括前赵（匈奴）、成汉（氐）、后赵（羯）、后凉（氐）、南凉（鲜卑）、北凉（匈奴）、前燕（鲜卑）、后燕（鲜卑）、南燕（鲜卑）、前秦（氐）、后秦（羌）、西秦（鲜卑）、夏（匈奴）。汉人建立的有三个：北燕（汉）、前凉（汉）、西凉（汉）。“十六国”立国时间都比较短暂。
从此，中原结束了汉族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启了长达265年的东晋十六国及以后的南北朝纷争。这一时期，也是历史上军阀割据混战，持续时间最长、最为惨烈的时期。
但西晋初期，曾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时期。据史书记载，西晋武帝年间（公元266至289年），后期一度出现过“太康之治”的繁荣局面。据《晋书·地理志》记载，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约有2,459,840户，16,163,863人。到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户口调查为全国377万户.约2380万人。此为西晋鼎盛时期。
其中三国以来招揽和内附的北方游牧民族人口，逐渐发展壮大。据《晋书·文帝纪》等记载，到西晋人口鼎盛时期，匈奴、鲜卑、羯、羌、氐等游牧民族人口，也已达870余万。
西晋的统一局面只维持了十一年，就发生了“八王之乱”，紧接着又发生了“永嘉之乱”和“五胡乱华”。据《十六国春秋》记载，到前燕幽帝建熙十一年（公元370年)，此时偏安江南的东晋约有800万人，包括被“五胡”占领割据的中原地区，全国合计共约1800万人。
西晋初期全国人口之所以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除上面提到的自三国时期就采取招揽游牧民族人口和鼓励生育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重新清查登记户籍人口，对查出的大量逃逸人口，采取鼓励“重新入籍”的政策。通过重新登记入册，招揽返乡安居乐业的同时，给予一定年限的赋税减免等照顾。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人口的迅速恢复、繁衍和增长。
自“五胡乱华”东晋南渡之后，中原人民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纷纷越淮渡江，相率南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南迁高潮。随着江南东晋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北方人口向南方迁移的规模更大，持续的时间更长。
据史书记载，从西晋怀帝永嘉年间到南朝刘宋元嘉年间（公元307至453年），近一百五十年间，南迁移民的高峰期，前后出现过五次，移民总量约达700余万人。
第一次：公元301年(晋惠帝永宁元年),“八王之乱”所引发的内战，使洛阳、长安和今河南、河北、陕西、山东、陕西等部分地区沦为战场，导致大量人口逃亡，仅聚集在湖北荆州的流民，就有10余万户。
第二次，公元311年(晋怀帝永嘉五年),晋东海王司马越病死于项县（今河南沈丘），大臣与王公贵族及军民人等数十万人，被羯族将领石勒（十六国后赵建立者，史称后赵明帝）率军追杀，死者达10余万人。余众逃离洛阳，当地百姓相随，又被石勒、石虎兄弟追杀。由此引发了北民南迁的第一次浪峰，史称“永嘉南渡”。同时，还有大量迁往浙江宁绍平原和鄱阳湖、洞庭湖、四川成都、以及河西凉州等地者，具体数字不详。为此，河西凉州（今甘肃西北，黄河以西）刺史张轨（后为前凉国建立者），自武威郡分置武兴郡，以安置移民。而石勒、石虎兄弟，竟将掳掠的上百万人口强制迁往襄国（今河北邢台）和邺城（今河北临漳），作为他们直接奴役的臣民。
第三次，西晋末年，为逃避战乱的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以及江苏、安徽二省的淮北流民，相继渡过淮河、长江南迁。东晋元帝太兴三年（公元320年），在建康（今南京）新设了怀德县（今南京鼓楼一带），以收容安置南渡流民，成为官方设立的第一个“侨置县”。此后．又陆续设置了徐、兖、幽、冀、青、并、司诸多侨置州郡县。所谓“侨置”，即仍然移植使用北方的州郡县名称，来命名南迁人口集聚区；或者继续使用北方州郡县名称，登记管理南迁的户籍人口。实际上就是一个“流亡政府”。这样既有利于抚慰南迁人们的怀乡之情，也满足了一部分喜欢标榜家族郡望的贵族人士。
第四次：东晋成帝（公元326至342年在位）初年，（长）江淮（河）间战乱迭起，淮南居民以及原来侨居在淮南的北方人，纷纷渡江南迁江浙、湖广等地。 东晋成帝末年，中原战乱不断，关中所遭破坏尤其严重，今陕西、甘肃境内的人口南迁汉水流域，一部分进入四川盆地。
第五次：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年间（公元424至453年）和明帝泰始年间（公元465至472年），一度由刘宋武帝收复的中原地区重新失陷，淮北各州也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占领，大量人口又一次渡淮南迁。因而刘宋政权在淮南新设了司、兖、徐、青等侨置州和侨置郡县。同一时期，由氐族人引发的战乱，迫使大量关陇（今陕西关中与甘肃陇山地区）流民，南迁汉水（今陕西与湖北汉水两岸）流域和四川北部地区。
由于当时大量人口逃亡隐匿，加之官府管理混乱，这一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缩水较大。正像有些史书所指出的：“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江南）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寄居或客居）流离，民籍不立（户口不登记）”；“时百姓遭难，流离此境，流民多庇（依附）大姓以为客。”说明由于存在寄居或客居、依附豪族大户等流亡移民较多，这些流民的户籍人口，并没有纳入登记管理，因而实际移民规模，将远高于官方统计。
这一时期内的移民分布，主要以长江流域为主，更南的福建、两广移民也开始大量涌现。据记载：“晋永嘉二年，中州版荡（动荡或动乱），衣冠（士族阶层）始入闽（福建）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为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自北向南的历史性转移，奠定了基础。从而，使秦汉以来人口分布北多南少的显著格局，开始发生变化。这是中国人口分布中心，自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因此，一般认为，现代江浙、闽南等南方人的始祖，上溯若干代大多是来自于此一时期大规模南迁的中原人。
北方人口的大量涌入，也带去了中原先进文化和技术。不仅促进了南方人口的迅速增长，给南方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促使江南古来“火耕水耨”的粗放型农业方式，开始向精耕细作的农业方式转变；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江南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
而在传统文化方面，汉代以后，由于内迁边疆民族带来的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汉族传统文化相融合，中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加之遭逢乱世，两晋时期的许多士族文人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不甘隐遁，遂托为放逸，开清谈之风，崇尚玄学。竹林七贤（阮咸、刘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涛、王戎）等名士，成为当时代表人物。后来又与印度东传佛教相交汇，从此中国传统文化，开始逐渐趋向儒、道、释大融合的局面。
晋朝继承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推行世族政治和门阀统治，政权主要由地方豪强、经学世家或累世为官者的族人组成。由于选拔任用往往只重视家世门阀而忽略才德，最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经济方面，由于中原人口大量南迁，世族豪强大量开发无主土地，建立庞大庄园，有效地将劳动力组织起来，并将大批部曲（即家兵）、佃客及奴隶等庇护于门下，垄断土地，占有山泽，推广北方的牛耕犁耙和精耕细作以及水利、两熟等技术，从而使南方的水田普遍开发，农作物品种增加，产量提高，使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
史书记载，东晋在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筑荻塘，溉田千顷”。到刘宋时期（即后来刘裕所建立的南朝宋国），在乌程修吴兴塘，“溉田二千余顷”；又在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带开垦湖田，“皆成良业”。南梁罢（撤销）义阳（今河南信阳）镇兵以后，“江湖诸州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与浙江相邻的闽中、鄱阳湖周围地区，也有较快的发展。此外，淮南地区，土地肥沃，流民集中。寿春（今安徽六安市寿县）附近有芍陂灌溉农田，地方千里，“良畴万顷”，是重要的粮食产地。江南地区普遍实行麦稻兼作，岭南（指五岭以南，今广东、广西等地）种双季稻。益州（包括今四川、重庆、陕南和云南西北，首府在成都）则号称“沃野天府”。刘宋时期在湖熟（今南京江宁）“起废田四千多顷”；又向京口（今江苏镇江）、姑熟（今安徽当涂）移民。南齐在句容修赤山塘。又说扬州“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丰收），则数郡忘饥”等等。
这时，偏安江南一隅的东晋王朝，为了巩固政权，发展壮大势力，也采取减免赋税调役等优惠政策，大量招揽北方士人，以及各界精英，甚至附带大量因战乱造成的流人（外流人口）群体，到南方为其新建政权服务效力。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涌入和不断开发，南方地区（主要是长江中下游）的许多荒芜、偏僻之地，得到充分开垦利用，人口也随之急剧增加。并且随着人口聚集地的大量扩展，新兴集镇、城市也大量增多。 在东晋新设的“侨置州郡县”中，假借北方州郡县名称开始大量出现。如与山东沂州一带重名的侨置州郡县，比较突出的有东莞、兰陵和琅琊等。
据史书记载，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侨置东莞于晋陵（今江苏常州市）东南。到唐朝又侨置东莞于汉朝名为博罗县、东晋名为宝安县的地方（治所在今深圳市西），史称“南东莞”。
另据史书记载：东晋元帝以“江乘县”（辖区在今南京市栖霞区和句容市北部）侨置“南兰陵”郡。此后，又改侨置南兰陵郡及兰陵县于武进（治所在今常州市武进区丹阳附近）。南北朝时期，南齐时南兰陵郡被裁倂，侨置的“兰陵县”、“承县”与江乘县、临沂县、谯县同属南琅邪郡，郡治白下城（即今南京市北、幕府山西南一带）。南梁国武帝萧衍在他登基的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夏四月，即将他的祖籍地北兰陵县，又恢复侨置于武进（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区西北万绥镇），并“改南东海为兰陵郡”。到南陈时期，又改南兰陵郡为东海郡。隋朝灭南陈后，废南兰陵郡及南兰陵县等侨置郡县，恢复北方原有郡县。这一时期，史书上皆称侨置兰陵郡为南兰陵郡。
至今江苏常州市别名中即有“兰陵”一说。而且一度建国称帝的兰陵萧氏，在这一带留有遗迹较多，如万绥（寓意“万岁”）镇、“万绥戏楼”，访仙桥萧氏宗祠，丹阳陵口胡桥一带南朝萧氏石刻等。由于唐朝诗人李白有诗“兰陵美酒郁金香”，而南北兰陵至今仍保留了“封缸酒”的遗俗等等。
据史书记载：侨置冠名为“琅琊”的地名，在江南有2处：
一是东晋渡江南迁后，东晋泰兴三年，在江乘县（即今江苏句容市）设置琅琊郡；史称“南琅琊郡”。二是南北朝时期，北齐国乔治琅琊郡于白下县（即今南京市北、幕府山西南一带）。
2、南北朝时期
（公元420--581年）
公元420年，东晋末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刘裕，曾两度北伐，收复洛阳、长安等地，先后消灭刘毅、卢循、司马休之以及桓楚、西蜀、南燕、后秦等分裂割据势力，使南方出现了百年未有的统一局面。 由于功勋卓著，刘裕被封为宋国公、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握朝政。此后，他先废晋安帝，后废晋恭帝，并取代东晋自立为帝，史称宋武帝，建立刘宋帝国（为区别周朝宋国和后来的宋朝，史称“刘宋”）。自此，标志着“南朝”开始。
而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首领拓跋珪，于公元385年，趁前秦四分五裂之际，自称代王，重建代国，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公元386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消灭胡夏、北凉、北燕等割据政权，而统一北方，建立北魏帝国。自此，标志着“北朝”兴起。从而形成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并大力推行改革，使社会经济由游牧经济转变为农业经济。孝文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限制地方豪强势力，实行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和推行与汉民族融合的汉化政策；并大兴佛教文化；从而促进了游牧民族的教化和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进程，进而极大地推动了北魏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也为后来隋唐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
据史书记载，北朝人口登记管理已经比较规范。根据北朝西魏大统13年敦煌藏书《计账文卡》考证，当时按黄(1-3岁)、小(4-9岁)、老(60岁以上)、侯(残疾)等分类，进行人口登记，从家庭成员到奴婢、养子，都逐一登记在册。这种户籍格式，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据此考证，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北朝户籍人口达到鼎盛时期，全国共约500万户、3000万人。其中边疆民族人口、包括内迁者，这时已超过千万。
据历史学家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的文章指出：北魏时期，“连川敕勒（即居住在今山西朔州一带的鲜卑族人，也说在内蒙土默特右旗）谋叛,徙配（迁移发配）青、徐、齐、兖四州（今山东与江苏北部）为营户（隶属于军府管辖的内迁户）”。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大量边疆民族人口的不断内迁，也进一步改变了中原内地人口结构和人种结构。
而南朝人口的传世文献记录，只有《宋书》记载南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户口数为90.1769万户，517.4074万口。由于当时隐匿人口数量太多，这个数字不能反映实际。据专家学者估算，南朝人口鼎盛时期，是南梁武帝大同五年时（公元539年）约有1100万人。这样南北两朝相加，估计当时实际人口共约4100万人。
随后不久，南朝梁国即爆发了惨烈的“侯景之乱”，此后长期战乱不止，造成长江下游地区人口大量减少。史书上说：“千里绝烟，人迹罕至，白骨成聚，如丘陇焉”。到南朝末年南陈宣帝在位时（约公元577年），由于战乱与灾荒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与逃逸，南朝人口仅剩约60万户，240万人。
而整个北朝时期，保持了相对平稳发展；但后期也曾发生了多次更朝换代和战乱，使人口大约下降了2/5。到北魏末期的北周 静帝大定年间（公元581年)，估计实际人口共约1800万人，比鼎盛时期减少了约1200万人。
公元534年，北魏发生内乱，分裂成为东魏与西魏。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晋州刺史高欢的儿子高洋废孝静帝，代东魏自立，国号北齐。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7年），雍州刺史兼尚书令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而自立为帝，建立北周政权，北魏灭亡。
而南朝的宋武帝刘裕去世后，其子宋少帝继立，史书上说他因嬉戏失德 ，被辅政大臣徐羡之、傅亮等所杀 ，改立宜都王刘义隆，是为宋文帝。 宋文帝提倡节俭并澄清吏治，开创了“元嘉之治”。公元 453年，宋文帝被太子刘劭所杀，三子刘骏趁机率军夺得继位，即宋孝武帝。其后的宋前废帝、宋明帝、宋后废帝等，皆荒淫残暴。到宋顺帝时，大将军萧道成独揽朝政，并于479年自立为帝， 史称南齐高帝，南朝刘宋立国60年、历八帝，亡国。
萧氏南齐立国最短，自公元479至502年，仅24年、历七帝亡国。最后导致亡国的太子萧宝卷，继位后昏庸残暴，激起各地方镇叛乱。叛乱平定后，他又乱杀平乱有功的雍州刺史萧懿。因此萧懿之弟萧衍宣布举兵造反，战乱中萧宝卷被杀。萧衍自立为帝，史称南梁武帝。南齐亡国。
南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当皇帝后又曾三次出家为僧。但他博学多才，为人节俭，勤政爱民，开创了南梁盛世。但由于笃信佛教，让僧道享有极大特权，以致全国近一半户口挂名僧侣，而不交赋税，造成国家财政困难。最后发生“侯景之乱”，不仅攻陷京城，还大开杀戒，将在京的江南世族几乎屠杀殆尽；最后梁武帝竟被饿死。自此南梁陷入乱世，最后于公元557年，被将军陈霸先篡位自立，史称南陈武帝，南梁立国56年、历四帝，亡国。
南陈自公元557年建立，历五帝到后主陈叔宝，于公元589年，被统一了北方的隋朝军队所俘，南陈立国33年、历五帝亡国。从此，结束了中国自西晋“永嘉之乱”（公元311年）以来，长达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局面，随后不久进入隋唐盛世。
而北朝北魏后期，由于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公元523年），终于爆发了北方“六镇起义”（“六镇”指怀荒，即今河北张北；柔玄，即今内蒙兴和；抚冥，即今内蒙四王子旗；武川，即今内蒙武川；怀朔，即今内蒙固阳；沃野，即今内蒙五原等军镇）。随后又引发了“河北民变”、“关中变乱”、“河阴之变”等战乱，最终导致北魏分裂。此后又经历了东魏与西魏对峙，北周与北齐争斗。直到公元581年，北周开国元勋杨忠之子杨坚代周为帝，即隋文帝，改国号大隋，最后统一中国。
南北朝继东晋五胡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段为时较长的大分裂、大动荡、大战乱时期。 其中南朝（公元420年—589年）包括宋、齐、梁、陈四朝。北朝（公元386年—581年）包括北魏、西魏、东魏、北周和北齐五朝。国家、朝代与皇帝的交替如走马灯一样，给社会民众造成极大冲击。继东晋南渡后，又出现了第二次族群避乱迁徙移民的高潮。
南北朝时期，继续实行魏晋时期开始的世族政治，社会阶层分为世族、齐民编户、依附人及部曲（即家兵）、奴仆等阶级。世族不仅可以享有优先选拔做官等特权，还拥有大量不需缴纳赋税的依附人，从事生产与作战。
北魏后期，强制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的大族豪强、部落酋帅等，迁徙边疆；又不断发配囚犯到边疆地区，名为“戍边”，实为迫害。从而将北魏前期的改革成果和民族大融合的局面，付之东流，最后发生了“六镇起义”等动乱，导致北魏灭亡。
而南朝在大量南迁人口带来经济文化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皇戚世族骄横跋扈，荒淫奢侈；以及九品官人法产生的世袭官僚，腐朽糜烂；还有家兵制造成的豪强割据，拥兵自重等局面；加之由于后期推行撤销侨置州郡县和侨籍等优抚措施的所谓“土断”政策，扩大剥削对象，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最后导致南朝灭亡。
在历经“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和“衣冠南渡”以及“六镇起义”、朝代更替频繁等，长达二百七十多年的动乱时期，无论士族世家，还是庶民百姓，所遭遇的流离失所和各种苦难，其残酷程度，可谓罄竹难书。 。
自秦末楚怀王上将军宋义之子、西汉文帝壮武侯宋昌家族形成“西河宋氏”之后，在汉朝四百年间，又先后形成了由大司空、当阳侯宋弘兄弟家族为主的“京兆宋氏”，由汉章帝敬隐皇后宋氏、汉灵帝皇后宋氏、以及执金吾宋酆家族为主的“扶风宋氏”，而达到鼎盛时期。
此后，在经历了汉末灵帝之难、以及魏晋十六国的长期动乱，期间宋昌家族约有十世后人的世系源流，正史记载不清，尚待进一步考证。通过“西河宋氏”、以及“京兆宋氏”、“扶风宋氏”这一嫡传望族由盛而衰的曲折遭遇，可以看出：在魏晋十六国大动乱时期，即使世族豪门，也难以幸免。而庶民百姓的悲惨处境，更可想而知。
直到宋昌十一世孙宋奭（读使shi）， 遭逢东晋亡国后的十六国乱世（公元317--439年）之后，宋奭的生平事迹，才在《晋书·慕容廆传》、《晋书·慕容皝传》和《元和姓纂》以及近现代《中国通史》、《中国全史·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等典籍中，均有所记载。并称他是一代名儒，祖籍西河人氏。先在东晋朝任昌黎太守；东晋亡后，在北朝前燕国（公元337至370年，十六国之一）任相府长史（相当于秘书长）；时为朝廷股肱大臣（皇帝所倚重的大臣）。
据《新唐书·丞相世系表》等记载，“楚有上将军（宋）义，义生昌，汉中尉，始居西河介休。十二世孙宋活（又名宋晃），宋活有三子：宋恭、宋畿、宋洽，（迁）徙广平利人。”
据史书记载，宋活为唐朝著名宰相宋璟公的第十二世祖，原名宋晃，公元349年被前燕国征召出征高句丽时，因战争环境恶劣被困，历经艰险后才脱困自高句丽返回前燕。为纪念这次生还，遂改名为宋活（详见《资治通鉴》）
据史书记载：宋活官至前燕国中书监（与中书令相等而位次略高，掌朝廷机要，位列宰相之一）。宋活生子宋恭、宋畿（读机ji）、宋恰兄弟三人；宋恭官至前燕国徐州刺史、河南太守；宋畿官至卫将军司马（将军副职）；宋恰官至尚书（朝廷尚书省、亦称尚书台的长官，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秘书长）。公元357年，前燕国自蓟（读级ji）州（在今北京市境内）迁至邺郡（今河北临漳县），宋恭、宋畿、宋恰家族，也随之迁入广平郡列人（今河北鸡泽县东南）定居。自此，他们便成为著名郡望——广平宋氏望族的始迁祖。
其后，宋恭生子宋隐。据《魏书》记载：“宋隐，字处默，西河介休人也。曾祖（宋）奭，晋昌黎太守。”宋隐初仕后燕政权，为尚书郎（掌管文书起草等）；太子中舍人（掌管太子东宫文书翰墨等）；后燕国（存在于公元384—407年，十六国之一）亡国后，又在北魏朝（公元386--534年）任尚书吏部郎（吏部的辅佐官），辅佐卫王镇守中山；后官至行台右丞（相当于副宰相）。后因母亲去世，辞官回家守丧；守丧期满后，谢绝复职而弃官归隐山林，闲居安度晚年（详见《魏书。宋隐传》）。史书上说：宋隐有五子，皆显达；三子宋温，官至中书博士；死后追赠豫州刺史、建威将军，封列人侯。四子宋演，官至明威将军，齐北太守等。
宋恭的二弟宋畿生荣国，荣国生愔（读音yin），官至广平太守；愔生淑珍（年轻时去世），淑珍生弁（读辩bian），宋弁官至北魏吏部尚书。宋弁生宋纪，官至尚书郎（掌管朝廷文书起草等）；纪生钦仁，官至太尉祭酒（相当于国防部长助理）；钦仁生元节，元节生弘峻，弘峻生务本，务本生玄抚，玄抚官至卫州司户参军（州府辅佐官，掌管户籍、赋税等）；玄抚生璟（即唐朝著名宰相宋璟，详见后文）。
宋恭的三弟宋洽，其四子宋宣，字道茂；任中书博士、散骑常侍（皇帝近侍大臣，备皇帝顾问）；官至冠军将军、司隶校尉；赐爵中都侯。死后追封简侯。宋宣长子宋瑛（又名谟），字乾仁；继承父爵，官至辽西太守。次子宋鸾，字珍和；官至东莞太守等。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还有宋弁一支，《魏书。列传》有他的传记。史书记载：他的祖父宋愔（读音yin，宋畿之孙），与其从叔宋宣(即宋恭之弟宋洽四子) 皆知名于世。宋愔官至中书博士、员外散骑常侍、广平太守；赐爵列人子（子爵）；死后追赠安远将军、相州刺史；谥号“惠”。宋愔的长子宋显，袭其爵位。宋显即是宋弁的伯父。因宋显无子，便收养宋弁为继子。宋弁的父亲宋淑珍，早年去世。
宋弁被史家评论有“王佐之才”，并称“少有美名”。受到北魏高祖和世祖的赏识。先任中书侍郎（皇帝近侍官），兼员外常侍；后以司徒司马、曜（读要yao）武将军、东道副使随驾南征时，以军令严明著称。后因功绩卓著，升为右卫将军、散骑常侍（皇帝侍从官，入则备皇帝顾问，出则骑马随从）。后官至吏部尚书（掌管朝廷与地方官吏选拔任免；号称吏部天官），并成为世祖的六大辅臣之一。但不幸英年早逝（死时仅四十八岁）。死后追赠安东将军，瀛州刺史；谥号“贞顺”。
宋弁的长子宋维，字伯绪，官至冠军将军、洛州刺史；次子宋纪，字仲烈，官至尚书郎（掌管起草朝廷文书等）。他的孙子宋钦道，官至黄门侍郎（皇帝侍从，负责传达诏命等），后升为秘书监（掌管朝廷艺文著作图籍等）。另一孙子宋钦仁，官至太尉祭酒（太尉左官，掌管教谕及经书释读宣讲等）。
宋弁之弟宋机，官至本州治中（州刺史的主要辅佐官）。其子宋宝积，官至中散大夫。宋弁族弟宋翻，孝明帝时，任侍御史（掌管监察地方官吏等）、洛阳令；孝庄帝时，任司徒左长史（司徒的主要辅佐官）、抚军将军、河南尹（尹为州府最高行政长官）。死后追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享受司徒、司寇、司空“三司”的待遇）；谥号“贞烈”。宋弁族弟宋世景，宣武帝时，官至伏波将军、荥（读幸xing）阳太守；因精通律令，清正廉明，被《魏书》列入《良吏传》而流芳后世。
据史书记载：南北朝十六国时期，西凉敦煌（今甘肃酒泉市境内）宋氏族人宋混（？——361年），字玄一；在前凉国（公元320—376年，十六国之一）官至骠骑大将军、尚书令（宰相）。史书上说他“深得民心，死后庶民为之流涕（痛哭）。”他的弟弟宋澄，继任为领军大将军、尚书令；因独专朝政，遭到大司马张邕（读拥yong,？---361年）的嫉恨，于是起兵攻打宋澄，把宋澄及其家族一并灭掉。张邕后来又被冠军大将军张天锡灭族。
敦煌宋氏另一支宋繇（读摇yao），字体业；其祖上世居甘肃敦煌。曾祖宋配，曾在前凉国任西平太守。宋繇的父亲宋僚（又名燎），官至龙骧（读相xiang）将军、武兴太守；宋僚不幸在张邕攻杀宋澄事变中被杀，宋繇是宋僚遗腹子。据《魏书》记载：宋繇五岁丧母，由伯母张氏抚养；自幼聪慧，博通经史，是当时著名学者和政治家。他遭逢乱世，先在北凉国（397—439年，十六国之一）任中散常侍（皇帝近侍官，备皇帝顾问），北凉早期国君段业亡后，西凉建立（400—420年，十六国之一），宋繇被西凉国君李暠（读豪hao）任命为长史（相当于秘书长或幕僚长），并成为辅佐世子李歆的顾命大臣。相传宋繇平时手不释卷，即使在战乱中也读书不辍。宋繇还礼贤下士，每当听到门外有儒士来访，会立即迎接，从不怠慢。在辅佐后主李歆时，他力主以德治国；并极力劝阻李歆北伐北凉，但不能奏效。宋繇喟然长叹道：大事完了!今天只能见师出，而不能见师还。果不然如其所言。北凉新的君主沮渠蒙逊（366年—433年），灭掉西凉后，发现宋繇家无余财，仅有书籍数千卷，不禁感叹道：我并不为战胜了李歆而高兴，高兴的是得到了宋繇这样的大儒！于是拜宋繇为尚书吏部郎中，负责北凉的选举工作。后来官至河西王右丞相，赐爵清水公，加安远将军。到北魏统一平定凉州时，宋繇因在当时的威望，不但没有受到株连或歧视，反而受到很高的礼遇。他在平城逝世后，北魏追封谥号“恭”，并予厚葬。后来史家评论说，宋繇在十六国战乱时期，虽然曾经为凉州政权的重臣，但他以振兴儒学为己任，对于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实行以德治国的方略，作出了积极贡献。
宋繇的长子宋岩（又名严），世袭父爵，后封西平侯。次子宋超，官至尚书度支郎（掌管国家金库、财政收支等）；三子宋稚，官至户曹参军（同司户参军）、渤海太守。宋岩之子宋荫，官至中郎将（武官将佐）；死后追赠辅国将军、咸阳太守。宋稚之子宋游道，官至北魏太尉长史（太尉辅佐官，掌管府内事务等）。其家族显赫于当世，成为著名的“敦煌宋氏”望族。
另据《洛阳伽蓝记·宋云家记》载：北魏敦煌人宋云，于神龟元年（公元518年）与惠生和尚同赴西域取经。经葱岭、乌场至健陀罗等国，终于取回大乘佛经一百七十部，并撰有《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一书。尚早于唐三藏西域取经。
据史籍记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京兆宋氏一支，迁往江夏安陆（今湖北安陆县），成为江夏宋氏的祖先。后来有一支，又迁返虢州（今河南卢氏县），回到了先祖居住地河南；还有一支，迁往河北邯郸。在差不多同一时期，西河宋氏中的一支，迁往广平（在今河北鸡泽县东南）；一支迁往弘农（今河南灵宝县）；他们后来分别形成了著名的“广平宋氏”和“弘农宋氏”。如有史书记载的隋文帝时期著名起义首领宋子贤，是博陵唐县（今河北唐县略北）人。隋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宋金刚（？---620年），是上谷易州（今河北易县）人。唐朝初著名诗人宋之问（约656 — 712），字延清，一名少连；汾州隰城（今山西汾阳市）人；一说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