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明清时期大移民
1、明朝时期
（公元1368—1644年）
上文提到：自金国灭掉北宋（公元1127年），而后元朝灭掉金国和南宋，再到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王朝（公元1368年）；北方游牧民族金、元两国，先后统治中原，元朝一度统一中国；前后二百四十余年间，轮番厮杀的长期战争和游牧民族的野蛮统治，加之黄河水患、旱灾、蝗灾、瘟疫等灾荒接连发生，给宋朝时期已高度发展的中原农业社会经济和处于上升阶段的东方先进文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毁灭性打击。当时中国最低人口峰值，比最高峰值时期大约下降了40%以上。
明朝建立后，地方官吏纷纷向朝廷报告战后各地的极度荒凉情境。《明太祖实录》说：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积骸（尸骨）成丘，居民鲜少”； “累年租税不入”。由于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着大明王朝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也” 。于是采纳了国子监祭酒（掌管国家最高学府的长官）、文渊阁大学士宋讷和户部郎中（相当于司长）刘九皋等人的奏议，开始推行“山西填山东”、“山西填河南”、“山西填河北”、“陕西湖北填四川”、“江西填湖北”等大移民战略和计划。因朱元璋年号“洪武”，史称“洪武移民”。
据史书记载，大明王朝还先后组织了如：“徙（读希xi，即迁移）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徙“沙漠遗民”屯田北平；徙江西农民于云南湖广等等。故史称“太祖（朱元璋）时徙民最多。”同时，为了巩固边防，明初在长城一线设立了称为“九边”的9个军镇；并在国内其它战略要地，也设立了许多驻兵设防的卫、所，仅明初洪武朝三十一年，即增设卫所达136处。为了解决边防军的粮饷问题，明初又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戍边；史书上说：“于时，东自辽左（辽宁东部），北抵宣大（今河北宣化至山西大同），西至甘肃，南尽滇蜀（云南、四川），极于交趾（今越南北部）；中原则大河（黄河）南北，在兴屯（兴办军屯、民屯）矣。”史书上说，仅迁往云南屯田戍边的移民，就多达四五十万。
明初最为著名的“山西洪洞大槐树”大移民，更是规模浩大，波澜壮阔，影响深远。据《明史)、《明实录》等史书记载，洪洞大槐树大移民，涉及移民主要来源地有山西太原、平阳、泽州、潞州、沁州、汾州等府州的51个县（当时山西共有70余县）；直接迁移到中原地区的山东（当时泛指太行山以东的山东、北京、河北、河南等地）、江淮（主要指江苏、安徽等局部地区），涉及498个县。
据安介生所著《山西移民史》等记述：由于元末山西地区的特殊地理环境，而受战争影响极小。加之在王保保（蒙古名为扩廓铁木耳）等官府的有效治理下，政局相对稳定，经济繁荣，人口稠密；加之外来避难者众多，后期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矛盾等等，从而为明初大移民储备了丰富的人口资源。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山西人口有四百多万，而山东、河南二省的总人口共计不足二百万。仅明初山西各类形式的外迁移民，在册登记者累计约达二百余万。相传涉及812个姓氏，其移民后裔，目前总人口超过亿人。
所谓“洪洞大槐树移民”，由于其地处山西东南部，临汾盆地北端的重要交通枢纽，北通幽燕（河北、北京）、东接齐鲁（山东）、南达秦蜀（陕西、四川）、西临河陇（黄河河套、甘肃）；洪洞县北关的广济寺，又是唐宋以来的重要驿站。明朝政府在这里设局派员，作为当时移民汇合的其中一个集散中心，后来竟成为了明初大移民的代表性标志。当时，明朝廷在洪洞县城北贾村驿旁的广济寺（寺旁有大槐树），设立移民局，在这里集中登记造册，确定安置地点，发放川资凭照（安家补助和划拨土地凭证）；然后集中编排队伍，统一开拔上路。
如当代学者葛剑雄教授所说：“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张青所著《洪洞大槐树移民志》认为：“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时间，实际上应该从北宋末年、宋室南迁开始（开始是逃难式迁移），到明朝洪武、永乐形成高潮（官府移民），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叶。历时自宋徽宗元年（1101年）至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约700余年的时间”。但以官府直接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则主要集中在明初洪武、永乐期间。
另据史书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由于太子朱标早亡，他的嫡长孙朱允炆继位，史称“建文帝”。由于建文帝登基之初，即强行推行“削藩”（即削弱各地强势藩王的权势），从而引发诸位藩王的反抗。燕王朱棣（朱元璋第四子）于建文元年(1399年)，便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反抗朝廷，史称“靖难之役”。至建文四年六月，南京城破，以朱允炆自焚、朱棣夺权登基皇位而结束，历时4年。双方投入了几乎所有能够动员的全部兵力，从北平（北京）到南京，反复争夺厮杀，造成兵民死伤无数，从而又造成了许多新的无人区，后来不得不进行二次移民。
据《明史》记载，燕王军队在战争中，抢掠屠杀极为严重，尽管朱棣称帝后，对此讳莫如深，但仍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如“燕军掠（河北）真定，顺德、广平、大名”(见《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今河北高碑店市境内）一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等等(见《明史.成祖本纪》)。
由于中原地区受“正统”思想影响较深，当时的官民皆视朱棣为“反王”叛乱，而自发帮助朝廷军抗击朱棣的燕军。因此，燕军所到之处，对朝廷军与广大百姓“杀无遣漏”。据河北、山东等地一些族谱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相传当燕军打到冀、豫交界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顽强抵抗，燕军就把这一带杀的只剩胡、刘两家。
另据山东临清县寨村于光绪四十年所修《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所以，经过四年“靖难之役”的血腥杀戮，又使刚刚安定下来的中原地区，重遭劫难，出现了许多新的无人区。朱棣登基后，又不得不在永乐年间开始二次大移民，以填补新的无人区。加之朱棣决定将明朝都城，自南京迁往他的封地燕国北平（北京）；于是，从明太祖营建的应天府（南京）、开封府、以及中都凤阳等当时的三大都市中，迁走大批皇室成员、文武百官、兵士仆从、以及工匠、艺人、脚夫及其眷属等，以充实扩建新的京都北平。因朱棣年号“永乐”，史称“永乐移民”。
据《明史·食货志》、《明太祖实录》、《续文献通考》等记载：从朱元璋洪武初年，至朱棣永乐15年，在近50年的时间里，先后官方自山西等地大规模的在册移民有18次；其中明洪武年间移民10次，永乐年间之后又移民8次。
1、1373年(明洪武六年),徙山西真定（今河北正定）民屯凤阳。九月，迁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云内等州边民8238户、39349口，迁入中立府（今安徽凤阳）淮河以北各地。同年，在河南、四川、湖南郴州、陕西绥德、甘肃庆阳、辽东瑞州等地，都有移民行动，主要迁入京师、河北等地，具体数目不详。
2、1376年(洪武九年)十一月，迁山西民无产业者约五千人于凤阳屯田，遣人赉（赠送）冬衣给之。还从山东兖州，江西九江、饶州（江西鄱阳）等府，迁民约九万于凤阳府境地。
3、1380年(洪武十三年)五月，山西民为军户者二万四千余户，悉（全部）还藉为民。
4、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八月，迁山西泽州（今晋城）、潞州（今长治）等地人民，于河南彰德（今安阳）、归德（今商丘）、太康（今周口）和河北真定（今正定）、山东临清。同时，从陕西、湖北等地向四川移民，此后，向四川移民约八十万。江西向湖北黄州、武昌、德安、汉阳、沔阳、荆州、襄阳的移民，约八十七万。
5、1389年（洪武二十二年）九月，迁山西贫民于北平大名（今河北邯郸）、广平（今河北永年）、山东东昌（今山东聊城）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余顷。十一月，又迁山西民于河南彰德、卫辉、归德和山东临清、东昌等地。
6、1389年(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山西沁州（今山西长治西北一带）民张丛整等一百一十六户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都督佥事徐礼分田给之。”同年，从安徽往江西移民四十余万。
7、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 从山西向河南、河北、山东迁589户，迁入徐州府三千人。同年，从江苏南部和江西饶州（今鄱阳）、徽州（今安徽）两府向扬州府迁民二十三万，向淮安府迁民二十万。
8、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 八月，“冯胜、傅友德率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今属内蒙鄂尔多斯）等地。计平阳（今山西临汾、运城境内）选民丁九卫，太原、辽（今山西晋中一带）、沁、汾（今山西吕梁一带），选民丁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
9、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 ，“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宣告）山西民愿迁居彰德者，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徒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其后移民数目不详。
10、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至此，山西迁入河南的民众约93.4万人。从山西迁往山东青州、济南、莱州、登州府的人口约63.4万。（以上迁移的起始时间不详，应是对洪武朝部分山西移民的累计数字）。同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二万六千六百人往塞北（指长城以北）筑城屯田。另从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地迁入山东青州（齐长城以南）5.6万人。
11、1402年 （惠帝建文四年）九月（有说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其实洪武仅三十一年止；是年六月惠帝建文已城破自焚而亡。此时应是朱棣所为，只是当年尚未改元，又不愿使用建文年号，故说洪武三十五年）,经户部遣官核实，已迁山西太原、平阳、泽州、潞州、辽州（今山西左权县）、沁州（今山西沁源县）、汾州（今山西隰县）各府、州丁多田少或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充）实北平各府州县。又迁山西8卫军人及眷属于北平各地。具体人口数目不详。
12、1403年(永乐元年)八月，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其余有罪俱免，免杖（免除杖刑）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今河北卢龙县）等府州县为民种田。礼部奏请：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布政司（省府），就本布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皇上全都批准）。
13、1404年（永乐二年），徙山西太原、平阳、泽州、潞州、辽州、汾州、沁州万户（充）实北平。迁洪洞民六万人于顺德府（今河北邢台）诸县。迁入真定（今河北正定）府柏乡县的550户，主要来自山西长子、屯留、襄垣、黎城等县。迁入河北南宫县400余户，主要来自山西高平、长子等县。
14、1405年（永乐三年），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充）实北平。四年，从山西、山东、湖广等地郡县迁（官）吏214人于北京，李懋等吏（永乐之前的旧官吏）言：愿为民北京。（朝廷）户部给道里费（旅途和安家费）遣之（派人护送）。
15、1407年（永乐五年）,迁山西平阳府、泽、潞二州及山东登、莱二州民五千户于北京上林宛（居庸关一带），牧养栽种。
16、1414年（永乐十二年）,迁山西等处流民，及各地罪囚当迁谪（发配）者1647户，8148口于隆庆州（今北京延庆）。
17、1416年（永乐十四年）,迁山西、山东、湖广民约2300余户于保安州（今河北涿鹿）和隆庆州。
18、1417年（永乐十五年）,迁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县贫民于北京、（河北）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地。
据史学界推算评估，明初山西在册移民约200多万人（不算以上重复累计数目）；除山西之外，还从其他省的个别或局部人口稠密地区，也征调了部分移民，迁往无人区或地广人稀的地方安置，移民人口总数大约也在二百多万。而其他不在册的移民、包括未经移民当局签发证照，自行迁移的所谓“流民”，也非常多；具体数目难以计算。据《明朝大移民与山东村落的重构》等书籍记载，中原地区一带、特别是山东、河南二省，有半数以上的村庄，是明代新建立的
在明初“洪武移民”和“永乐移民”之后，各地移民又相继发生多次。据史书和方志等记载，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居住在河南、山东、河北三省交界处、黄河故道上的二十余万流民，因河溢横流，多转徙于荆襄地区（今湖北）。河南、山西、山东、四川等地的流民约十余万人，流入汉中（今陕西西南部）地区。
又如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年号，宣宗为永乐之孙，其父仁宗在位仅二年驾崩）,河南南阳一带聚集的流民不下十余万口。所谓“流民”就是在洪武年间，未经过移民当局签发证照，自行迁移，且未在当地落户入籍的移民。
明宪宗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荆襄地区（今湖北）发生了两次流民起义，朝廷派军队镇压，有近百万人被遣返原籍，五十多万人自行散往各地。后来流民又重新聚集，朝廷在襄阳府（湖北）、汉中府（陕西）和河南南部一带安置近四十万。明朝中后期，江西、广东一带的流民多次“叛乱”，流民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此外，自明太祖朱元璋颁布《教民榜文》，鼓励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同时也带动了小手工业和商业。从明代前期，全国开始大量引种棉花，织布棉纺业已普遍成为家庭副业。同时与此相匹配的是商业资本和商人的活跃；如明朝徽州商人、苏州商人、山陕（山西与陕西）商人、江西商人等崛起，以长途贩运为主的“商帮”，也带动了人口的流动和迁移。
另据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剑雄教授所著《中国移民史》和山东民俗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民俗学硕士生导师刘德增教授所著《山东移民史》等记载：明初大移民最多的省份山东，有历史记载的移民，先后有大小七八个批次。
一是山西大槐树移民；目的地主要分布在东昌府（今聊城市辖区，因与山西交界，是当时移民中转站）、兖州府西部（今菏泽一带）、济南府南部（包括今泰安、莱芜、济宁部分县市）、青州府南部（齐长城以南包括今潍坊、临沂、日照等部分县市）；还有登州府（今蓬莱一带）一少部分。
二是河北枣强移民；枣强实为山西移民迁往山东的中转站，因为枣强也是元末明初的重灾区，枣强又与山西（洪洞）、山东（德州）距离较近而成为交通枢纽和重要驿站，自洪洞至枣强再到德州，是当时移民干线；其移民目的地主要分布在青州府北部（齐长城以北包括今淄博、潍坊、滨州部分县市）、济南府北部（包括德州部分县市）；覆盖今济南历山区、章丘市、商河县、长青县、垦利县、利津县、广饶县、博兴县、沾化县、邹平县、惠民县、寿光市、安丘市、沂源县（南麻）等十多个县市区。当地曾流行民谣“要问老家在那边，直隶省的枣强县。”作为“枣强县中转”的移民，与笼统说“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意思相同。只是有的“习惯成自然”，最后真的也把自己当成了枣强县土生土长的移民后代了。
三是苏州阊门移民；阊（读昌chang）门是苏州古城之西门，通往虎丘方向，乃商业繁华地区。《苏州市志》记载：洪武五年，迁苏州阊门一带富户百姓，至苏北沿海与沂州、莒州一带。一说朱洪武为打击商业投机；一说为活跃山东商业经济；这部分移民，主要迁往今日照、临沂二市的日照、莒县、莒南、临沭、郯城、苍山、沂水、沂南等地。
四是四川铁碓臼移民；铁碓（读对dui）臼，即舂米场（一说是俘虏与犯人的劳改场所），有来自成都、奉节、绵阳、酆都、德阳等地的四川移民，在此集中汇合（类似洪洞大槐树），然后一部分迁往今山东莱州、招远、昌邑、高密、平度、即墨等地。
五是云南和“小云南”移民；目的地主要在今胶东半岛的沿海军事要塞灵山卫（今青岛）、鳌山卫（今威海）、雄崖所、浮山所、海阳卫等地，进行戌边屯田。据《山东省地名志·行政区划、居民地卷》等文献记载，山东有一百多个村庄，五十五个姓氏来自云南，主要分布在青岛、威海、烟台一带；其中即墨、平度最多。据考证，这部分移民，分别来自旧云南的乌撒卫（已划归贵州省）和号称“小云南”的云南祥云县、以及云州（今山西大同）南部的三个地方。其中乌撒卫（今属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移民，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云南分设十四卫，乌撒卫是其中之一。此后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又设鳌山卫于青岛即墨，同时又设立了威海卫，成山卫、灵山卫、以及雄崖所、浮山所、海阳所等于胶东半岛至青岛等沿海要塞。来自乌撒卫的军户移民，应为卫、所的军队官兵及其眷属，属于各卫、所之间的调剂和换防（一说因内乱被远途贬遣）。而“小云南”祥云县，即今云南省祥云县；因祥云县古称“云南县”，后来因与云南省名相重，改为祥云县，所以民间俗称祥云县为“小云南”。“小云南”这批移民，可能与乌撒卫移民属于同一时期。此外，还有一部分族谱上自称是“云南大槐树”移民的人，则是来自云州以南地区（今山西大同）的山西移民，他们也号称“云南移民”。从西南边疆云贵高原迁来的移民，有一项特殊的民俗，即死了人要举行一种送魂回归云南老家的仪式，名曰“送盘缠”；须在村头十字路口举行，亲人参加，由主持人宣读“过关文书”，祭奠后连同纸马（配纸扎马夫）、“盘缠”（冥钞、衣物、被服等）一同焚烧；儿子还要站在凳子上哭喊：“爷啊（母死喊娘），向西南，西方大路，苦处使钱！”并连喊三遍，谓之“指路”，说是防止死了的人迷路。其仪式各地大同小异。只是这种仪式，后来在山东各地逐渐普遍流行开来，现在已经难以根据是否举行这种仪式，来区别是否是云南藉移民了。
六是越南交趾移民；据当代著名学者易中天教授所著《客从何处来》记载，明初所设“交趾布政使司”因故撤消后，其官员、军户及其眷属，被发送到今青岛一带落户入籍。“交趾”，古时泛指五岭（广西、广东）以南，包括越南北部和东部滨海一带。史书记载，明初有越南权臣黎季犛（读黎li，又名胡季犛，越南胡朝开国皇帝），篡夺了越南陈氏王朝的政权，应陈王朝请求，明成祖朱棣命将军张辅、沐英等统兵讨伐黎季犛。擒获黎季犛后，朱棣下诏改越南为交趾布政使司（相当于省）。二十年后，因越南局势恶化，明宣德二年（1427年），朱棣的孙子、宣宗皇帝朱瞻基，宣布撤销交趾布政使司。期间，有大量交趾人流亡中原。部分交趾官员、军户及其眷属，被发送到今青岛浮山一带。从宣德七年（1432年），一名叫陈复宗的原交趾籍官吏，在给明宣宗皇帝的奏折中，曾提到一批交趾籍官员、军户，被安置在河南、山东一带的情况。与宣宗时期安置交趾籍移民的时间，大体吻合。
七是运河移民；明初将元朝已淹堵停航的京杭大运河（北京到杭州），经过疏浚修复通航之后，主要来自山西的晋商和来自安徽的徽商，大量涌入沿运河开展漕运（用船进行的水上商业贩运），并在运河山东段的东昌（今聊城）、临清、德州、济宁、台儿庄等码头附近落户入籍，成为一批有特色的商业移民。
据史书记载，由于先期移民安定后，其地广人稀的优势，又吸引了投亲式再移民。相传明初移民若干年头后，广大移民大众逐渐安顿下来。由于地广人稀，加之连年风调雨顺，移民百姓的温饱得到保证。从而回乡探亲等活动也逐渐增多。因此又吸引了许多故乡的少地或无地农民，自发投亲移民。恰如后来的“闯关东”一样，通过投亲靠友，引来更多同族或亲友移民，使新的移民人口不断壮大。另一方面，随着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又随之出现了人多地少等新的问题。因而，又引发了移民子弟再移民的现象。
如纪连海先生所著《历史上的刘墉》中记载，刘墉（即刘罗锅）的祖上，是江苏徐州府砀山县（后划归安徽省宿州市）的大刘家村，元朝末年避难迁入江苏东海当芦村。明初移民到山东日照与莒县交界的甲子山西北的“喜鹊窝村”。于明英宗天顺年间，因家中发生火灾，刘墉祖上兄弟五人只好分头外出谋生。其中老二刘思源留守本地，其余老大刘承源迁往安丘，老三刘接源迁往邱前，老四刘续源和老五刘根源迁往莒县。若干年后，刘墉先祖刘思源的八个儿子，为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决定只留老四刘禧留守故土，其他兄弟七人分头外出谋生。其中刘福、刘禄同迁日照三庄乡刘家沟，刘寿迁刘家庄，刘诗迁大株洲，刘书投奔莒县的叔叔刘续源和刘根源；刘忠迁临沂，刘厚迁沂水刘家店。再后来，到清朝弘治年间，刘墉的高祖刘福，因避匪乱，又自日照三庄刘家沟，迁居诸城逄哥庄（今属高密市）；并从此定居于这里。
另据史书记载：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多半不理政事，或游乐嬉戏，或炼丹修道，追求长生不老。如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在位48年）后期，由于沉湎酒色（一说染上鸦片烟瘾）加之因立太子之争，竟与内阁怄气，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接见朝臣；史称“万历怠政”。并在民间大选嫔妃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在宫中养着十个长得俊俏的太监，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从而形成宦官把持朝政的局面，使明朝政治进入黑暗时期。
加之明代末期气候，进入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个寒冷期，长期寒冷干旱。明朝后期，灾情进一步加重。如天启元年（1621年）开始的旱灾，持续到崇祯十一年（1638），旱情进一步扩展，长达18年之久，遍及华北、华东、中南和西北地区。在连续发生旱灾的同时，又多次爆发蝗灾与鼠疫等严重自然灾害。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灾民纷纷离乡逃亡，引发社会激烈震荡。从而爆发了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大规模农民起义，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又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北方（长城以北）的人口大量迁入关内。崇祯十七年（1643年），吴三桂率部五十万众退守山海关。辽宁重镇广宁卫（今辽宁北宁市）失守后，辽人大批转移入关，数量达百万余，另有约几十万人逃往朝鲜半岛。
据《明史·食货》《中国人口史》等记载：明朝人口发展鼎盛时期，到明神宗万历年间，全国人口峰值曾达到约1·3亿至1·5亿之间。后来，由于灾荒与战乱连年发生，全国人口开始下降。到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时，全国实际人口约1亿左右。
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明朝初期，全国宋姓人口大约有54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57%；排名由宋朝的第十六位，下降到第三十七位。宋、金、元四百余年间，全国总人口大约增长了20%左右；而元末宋姓人口，却比宋朝鼎盛时期减少了30多万；应是人口减少最多的姓氏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南宋与金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侵占中原地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加上农民起义战争；从北宋到南宋、再到金、元以及朱洪武等起义军争夺天下，其时的战争与战场，主要长期集中在淮河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中原古老大姓的宋氏，其人口恰恰大多集聚在这一地区。除此之外，这期间又接连发生了几次大的灾荒和瘟疫，人口大量死亡或者逃亡；使这一带的许多地方，出现了大面积无人区，从而使整个中原北方人口比重大大降低，宋姓人口也随之降低。
在明初大移民过程中，限于当时的交通、通讯和社会经济等条件，除山西大移民和陕西、湖北填四川等大移民外，朝廷还采取了一些局部对局部的、近距离小型移民。如江苏（东北部）迁山东（东南部），江西迁江苏（西北部）、江西迁安徽；以及采取军屯（即征调军队或地方武装及其眷属到边疆垦荒戌边）、民屯（由官府招募无地农民集体耕种官田或垦荒）等多种移民措施。后来移民区的许多地名叫“官庄”“官屯”或“某某屯”“某某营”等村落，就是由那时的军屯、民屯遗留下来的。
由于中国人存有浓厚的“安土重迁”传统，即一贯安于乡土，而特别看重搬迁，也不轻易搬迁的习俗。所以，明初推动移民，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据吴晗先生所著《朱元璋传》记载：“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腾），至于率吁众蹙（读促cu）。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劓，读异yi，割掉鼻子的刑罚）。意思是说：移民命令刚颁布，就引起民怨沸腾，以至政府采取恐吓胁迫手段，（对不服从命令的）威胁处以割掉鼻子的刑罚。
同时，明初官府还先后采取了“两丁抽一”（即兄弟两个必须迁走一个）和同族拆分（防止抱团反抗）；以及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等政策。甚至派出军队强行押送，防止半路逃回。以致出现了连移民大小便，都需要报告“解手”（即松绑双手）等问题。
据《明太祖实录》和《山东通史·明清卷》等记载：明初移民山东青州府辖区（当时辖潍州、莒州、胶州三个州；含后来划归升格后沂州府的莒州、蒙阴、沂水、日照等县）南部地区，约有移民20万人。
其中，属于山西籍移民青州府南部地区的，共约9万；另有河北枣强籍移民约2万，还有通过调剂其他地方的移民人口约2万（总计约13万）。他们先从山西太原东部边界的娘子关，进入河北真定府（现为石家庄市正定县），经河北枣强县，再进入山东青州府南部的各县各地。
其中，另自江苏海州（今连云港及宿迁部分县）移民青州府南部地区的人口，共计约有6万人。他们分两路行动；其中一路（西路）自江苏东海县北上进入山东沂州府（当时山东南部驻军重镇“沂州卫指挥使司”所在地；明初实行军政合一，以军管为主）驻地兰山县落脚后，通过领取“盘缠”（即移民补贴）和划拨土地的“官契”（即官方发给的土地凭证）等之后，再分配到沂水（包括沂南、沂源）和蒙阴县内各地。另一路（东路），自海州（今连云港）经江苏赣榆县，一路北上直接进入莒州、日照等辖区各地。
相传由于当时这里的部分地区瘟疫流行尚未完全解除，部分移民先期到达沂州府驻地兰山县后，先在这里落脚了一段时间。然后，根据当时同族拆分（防止抱团反抗）的政策，又被拆分到各县各地。
由于元末明初山东人烟极为稀少，加之当时地方基层组织普遍尚未建立，官府与驻军（当时以驻军为主）对大量移民的安置管理，极为粗糙混乱。以致出现了许多移民一再被辗转迁移的现象，从而导致同族移民相互失去联系，音讯隔断。这也是后来各地续修家谱时，普遍遇到的难题。
通过明初大移民，又经过明朝二百多年的稳定发展时期，宋姓人口得到较快发展。明朝末期全国总人口平均值约为9300万，而宋姓人口约接近80多万；从而又恢复发展到占总人口接近0·8%左右。当时，山东为宋姓第一大省，约占宋姓总人口的17.1%。宋姓人口在当时全国分布最为集中的省份是山东、江西、浙江，这三省宋姓人口大约占了宋姓总人口的46%，其次分布于江苏、山西、河北，三省又集中了约25%的宋姓人口。经明朝大移民后，全国重新形成了鲁冀晋、苏浙赣两大块宋姓人口集中聚居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