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族群迁徙与移民
1、两晋十六国时期
（公元265至420年）
当代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李济先生，曾对我国的人口迁徙和由此导致的人种特征，做过深入研究。他认为，秦汉以来至清朝成立的公元1644年以前，中国历史上最少发生过3次重大的边疆民族人口内迁。分别是公元三至六世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匈奴--鲜卑内迁时期”、公元936年至1125年（五代十国至辽金时期）的“契丹内迁时期”、及公元1279至1367年（元朝时期）的“蒙古内迁时期”。原因就是西北异族南侵战争，其持续时间之长,涉及人口之多,影响之深远,都对中国的人口结构和人种构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北人南侵，原来的中原汉人不得不南移，再加上中原人多次与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族杂居并联姻通婚，不仅促进了各民族的同化融合，从物种学上来看，避免了近亲婚姻，有助于人种的优胜劣汰，中国人身高显著增加，由此出现了“关西大汉”“山东大汉”等称誉。 古代的“关西”，泛指潼关以西。而古代的“山东”，唐代时泛指陕西渭南的华山以东，宋代以后泛指山西河北交界的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区域都是“山东”,包括现在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
先说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极不稳定的时期。公元266年，三国时期，曹氏魏国权臣司马炎逼迫魏元帝禅让，自己即位为帝，国号大晋，即晋武帝。建都洛阳，史称“西晋”。从此，三国寿终正寝，史称“三国归晋”。
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司马炎将司马氏家族子弟都封为王，建立王国，并分取赋税，统领军队。到公元291年，晋朝内部发生了长达16年（公元291-306）的“八王之乱”。即八位诸侯王（汝南王、楚王、赵王、齐王、长沙王、河间王、东海王、成都王）争夺皇位的混战。从而极大地削弱了西晋王朝的统治，也给内附的北方少数民族势力，以可乘之机。
到晋惠帝永安元年（公元304年），首先由山西匈奴贵族刘渊、刘聪父子，乘“八王之乱”建立“前赵”政权。于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1年），派大军侵入中原，并先后俘杀西晋太尉（军队最高统帅）王衍，攻陷首都洛阳，俘虏西晋怀帝，杀太子司马诠及其宗室、官员、将士等数万人，史称“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后，北方匈奴、鲜卑、羯（读结jie）、羌、氐（读敌di）等五个主要北方胡人游牧部落，乘机侵入到沦陷的中原、华北地区，实行军阀割据，出现了史称“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
《晋书•愍帝纪》载：晋愍帝（司马邺，公元313年―317年在位）末年，汉兵（汉赵叛军）东略（向东进攻），弘农太守、平东将军宋哲（字世俊，山西西河介休人，东晋时被封散骑常侍、冠军将军、梁州刺史、野王公）受愍帝诏书，命丞相琅琊王司马睿（读锐rui，封国在今山东临沂）统摄万机(即代行皇帝职责)。不久慜帝被俘。《晋书》等记述这段历史有：“晋愍帝派侍中宋敞向刘曜（前赵国昭文帝，匈奴人）送上降书,自己乘坐羊车,脱去上衣,口衔玉璧,侍从抬着棺材,出城投降。群臣哭泣····；”情景十分凄惨。不久后慜帝被杀。
此时司马睿在王导（后来成为东晋著名丞相，是书圣王羲之的伯父）等大臣、士族的拥戴下，渡过长江，退守南方，史称“衣冠南渡”。
宋哲奔至江东，琅琊王司马睿接受慜帝诏书后，于公元317年宣布登基，“立宗庙社稷于建康；”定都建康（即南京），史称“晋元帝”。自此，西晋灭亡，东晋（公元317-至420年）建立。
自西晋被匈奴建立的前赵政权所取代后，北方中原地区由“五胡” 即匈奴、鲜卑、羯（读结jie）、羌、氐（读狄di）等游牧民族所控制。期间先后建立的“十六国”，其中十三国为“五胡”所建。包括前赵（匈奴）、成汉（氐）、后赵（羯）、后凉（氐）、南凉（鲜卑）、北凉（匈奴）、前燕（鲜卑）、后燕（鲜卑）、南燕（鲜卑）、前秦（氐）、后秦（羌）、西秦（鲜卑）、夏（匈奴）。汉人建立的有三个：北燕（汉）、前凉（汉）、西凉（汉）。“十六国”立国时间都比较短暂。
从此，中原结束了汉族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启了长达265年的东晋十六国及以后的南北朝纷争。这一时期，也是历史上军阀割据混战，持续时间最长、最为惨烈的时期。
但西晋初期，曾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时期。据史书记载，西晋武帝年间（公元266至289年），后期一度出现过“太康之治”的繁荣局面。据《晋书·地理志》记载，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约有2,459,840户，16,163,863人。到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户口调查为全国377万户.约2380万人。此为西晋鼎盛时期。
其中三国以来招揽和内附的北方游牧民族人口，逐渐发展壮大。据《晋书·文帝纪》等记载，到西晋人口鼎盛时期，匈奴、鲜卑、羯、羌、氐等游牧民族人口，也已达870余万。
西晋的统一局面只维持了十一年，就发生了“八王之乱”，紧接着又发生了“永嘉之乱”和“五胡乱华”。据《十六国春秋》记载，到前燕幽帝建熙十一年（公元370年)，此时偏安江南的东晋约有800万人，包括被“五胡”占领割据的中原地区，全国合计共约1800万人。
西晋初期全国人口之所以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除上面提到的自三国时期就采取招揽游牧民族人口和鼓励生育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重新清查登记户籍人口，对查出的大量逃逸人口，采取鼓励“重新入籍”的政策。通过重新登记入册，招揽返乡安居乐业的同时，给予一定年限的赋税减免等照顾。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人口的迅速恢复、繁衍和增长。
自“五胡乱华”东晋南渡之后，中原人民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纷纷越淮渡江，相率南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南迁高潮。随着江南东晋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北方人口向南方迁移的规模更大，持续的时间更长。
据史书记载，从西晋怀帝永嘉年间到南朝刘宋元嘉年间（公元307至453年），近一百五十年间，南迁移民的高峰期，前后出现过五次，移民总量约达700余万人。
第一次：公元301年(晋惠帝永宁元年),“八王之乱”所引发的内战，使洛阳、长安和今河南、河北、陕西、山东、陕西等部分地区沦为战场，导致大量人口逃亡，仅聚集在湖北荆州的流民，就有10余万户。
第二次，公元311年(晋怀帝永嘉五年),晋东海王司马越病死于项县（今河南沈丘），大臣与王公贵族及军民人等数十万人，被羯族将领石勒（十六国后赵建立者，史称后赵明帝）率军追杀，死者达10余万人。余众逃离洛阳，当地百姓相随，又被石勒、石虎兄弟追杀。由此引发了北民南迁的第一次浪峰，史称“永嘉南渡”。同时，还有大量迁往浙江宁绍平原和鄱阳湖、洞庭湖、四川成都、以及河西凉州等地者，具体数字不详。为此，河西凉州（今甘肃西北，黄河以西）刺史张轨（后为前凉国建立者），自武威郡分置武兴郡，以安置移民。而石勒、石虎兄弟，竟将掳掠的上百万人口强制迁往襄国（今河北邢台）和邺城（今河北临漳），作为他们直接奴役的臣民。
第三次，西晋末年，为逃避战乱的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以及江苏、安徽二省的淮北流民，相继渡过淮河、长江南迁。东晋元帝太兴三年（公元320年），在建康（今南京）新设了怀德县（今南京鼓楼一带），以收容安置南渡流民，成为官方设立的第一个“侨置县”。此后．又陆续设置了徐、兖、幽、冀、青、并、司诸多侨置州郡县。所谓“侨置”，即仍然移植使用北方的州郡县名称，来命名南迁人口集聚区；或者继续使用北方州郡县名称，登记管理南迁的户籍人口。实际上就是一个“流亡政府”。这样既有利于抚慰南迁人们的怀乡之情，也满足了一部分喜欢标榜家族郡望的贵族人士。
第四次：东晋成帝（公元326至342年在位）初年，（长）江淮（河）间战乱迭起，淮南居民以及原来侨居在淮南的北方人，纷纷渡江南迁江浙、湖广等地。 东晋成帝末年，中原战乱不断，关中所遭破坏尤其严重，今陕西、甘肃境内的人口南迁汉水流域，一部分进入四川盆地。
第五次：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年间（公元424至453年）和明帝泰始年间（公元465至472年），一度由刘宋武帝收复的中原地区重新失陷，淮北各州也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占领，大量人口又一次渡淮南迁。因而刘宋政权在淮南新设了司、兖、徐、青等侨置州和侨置郡县。同一时期，由氐族人引发的战乱，迫使大量关陇（今陕西关中与甘肃陇山地区）流民，南迁汉水（今陕西与湖北汉水两岸）流域和四川北部地区。
由于当时大量人口逃亡隐匿，加之官府管理混乱，这一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缩水较大。正像有些史书所指出的：“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江南）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寄居或客居）流离，民籍不立（户口不登记）”；“时百姓遭难，流离此境，流民多庇（依附）大姓以为客。”说明由于存在寄居或客居、依附豪族大户等流亡移民较多，这些流民的户籍人口，并没有纳入登记管理，因而实际移民规模，将远高于官方统计。
这一时期内的移民分布，主要以长江流域为主，更南的福建、两广移民也开始大量涌现。据记载：“晋永嘉二年，中州版荡（动荡或动乱），衣冠（士族阶层）始入闽（福建）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为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自北向南的历史性转移，奠定了基础。从而，使秦汉以来人口分布北多南少的显著格局，开始发生变化。这是中国人口分布中心，自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因此，一般认为，现代江浙、闽南等南方人的始祖，上溯若干代大多是来自于此一时期大规模南迁的中原人。
北方人口的大量涌入，也带去了中原先进文化和技术。不仅促进了南方人口的迅速增长，给南方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促使江南古来“火耕水耨”的粗放型农业方式，开始向精耕细作的农业方式转变；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江南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
而在传统文化方面，汉代以后，由于内迁边疆民族带来的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汉族传统文化相融合，中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加之遭逢乱世，两晋时期的许多士族文人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不甘隐遁，遂托为放逸，开清谈之风，崇尚玄学。竹林七贤（阮咸、刘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涛、王戎）等名士，成为当时代表人物。后来又与印度东传佛教相交汇，从此中国传统文化，开始逐渐趋向儒、道、释大融合的局面。
晋朝继承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推行世族政治和门阀统治，政权主要由地方豪强、经学世家或累世为官者的族人组成。由于选拔任用往往只重视家世门阀而忽略才德，最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经济方面，由于中原人口大量南迁，世族豪强大量开发无主土地，建立庞大庄园，有效地将劳动力组织起来，并将大批部曲（即家兵）、佃客及奴隶等庇护于门下，垄断土地，占有山泽，推广北方的牛耕犁耙和精耕细作以及水利、两熟等技术，从而使南方的水田普遍开发，农作物品种增加，产量提高，使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
史书记载，东晋在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筑荻塘，溉田千顷”。到刘宋时期（即后来刘裕所建立的南朝宋国），在乌程修吴兴塘，“溉田二千余顷”；又在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带开垦湖田，“皆成良业”。南梁罢（撤销）义阳（今河南信阳）镇兵以后，“江湖诸州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与浙江相邻的闽中、鄱阳湖周围地区，也有较快的发展。此外，淮南地区，土地肥沃，流民集中。寿春（今安徽六安市寿县）附近有芍陂灌溉农田，地方千里，“良畴万顷”，是重要的粮食产地。江南地区普遍实行麦稻兼作，岭南（指五岭以南，今广东、广西等地）种双季稻。益州（包括今四川、重庆、陕南和云南西北，首府在成都）则号称“沃野天府”。刘宋时期在湖熟（今南京江宁）“起废田四千多顷”；又向京口（今江苏镇江）、姑熟（今安徽当涂）移民。南齐在句容修赤山塘。又说扬州“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丰收），则数郡忘饥”等等。
这时，偏安江南一隅的东晋王朝，为了巩固政权，发展壮大势力，也采取减免赋税调役等优惠政策，大量招揽北方士人，以及各界精英，甚至附带大量因战乱造成的流人（外流人口）群体，到南方为其新建政权服务效力。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涌入和不断开发，南方地区（主要是长江中下游）的许多荒芜、偏僻之地，得到充分开垦利用，人口也随之急剧增加。并且随着人口聚集地的大量扩展，新兴集镇、城市也大量增多。 在东晋新设的“侨置州郡县”中，假借北方州郡县名称开始大量出现。如与山东沂州一带重名的侨置州郡县，比较突出的有东莞、兰陵和琅琊等。
据史书记载，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侨置东莞于晋陵（今江苏常州市）东南。到唐朝又侨置东莞于汉朝名为博罗县、东晋名为宝安县的地方（治所在今深圳市西），史称“南东莞”。
另据史书记载：东晋元帝以“江乘县”（辖区在今南京市栖霞区和句容市北部）侨置“南兰陵”郡。此后，又改侨置南兰陵郡及兰陵县于武进（治所在今常州市武进区丹阳附近）。南北朝时期，南齐时南兰陵郡被裁倂，侨置的“兰陵县”、“承县”与江乘县、临沂县、谯县同属南琅邪郡，郡治白下城（即今南京市北、幕府山西南一带）。南梁国武帝萧衍在他登基的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夏四月，即将他的祖籍地北兰陵县，又恢复侨置于武进（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区西北万绥镇），并“改南东海为兰陵郡”。到南陈时期，又改南兰陵郡为东海郡。隋朝灭南陈后，废南兰陵郡及南兰陵县等侨置郡县，恢复北方原有郡县。这一时期，史书上皆称侨置兰陵郡为南兰陵郡。
至今江苏常州市别名中即有“兰陵”一说。而且一度建国称帝的兰陵萧氏，在这一带留有遗迹较多，如万绥（寓意“万岁”）镇、“万绥戏楼”，访仙桥萧氏宗祠，丹阳陵口胡桥一带南朝萧氏石刻等。由于唐朝诗人李白有诗“兰陵美酒郁金香”，而南北兰陵至今仍保留了“封缸酒”的遗俗等等。
据史书记载：侨置冠名为“琅琊”的地名，在江南有2处：
一是东晋渡江南迁后，东晋泰兴三年，在江乘县（即今江苏句容市）设置琅琊郡；史称“南琅琊郡”。二是南北朝时期，北齐国乔治琅琊郡于白下县（即今南京市北、幕府山西南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