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明清时期大移民
1、明朝时期
（公元1368—1644年）
上文提到：自金国灭掉北宋（公元1127年），而后元朝灭掉金国和南宋，再到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王朝（公元1368年）；北方游牧民族金、元两国，先后统治中原，元朝一度统一中国；前后二百四十余年间，轮番厮杀的长期战争和游牧民族的野蛮统治，加之黄河水患、旱灾、蝗灾、瘟疫等灾荒接连发生，给宋朝时期已高度发展的中原农业社会经济和处于上升阶段的东方先进文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毁灭性打击。当时中国最低人口峰值，比最高峰值时期大约下降了40%以上。
明朝建立后，地方官吏纷纷向朝廷报告战后各地的极度荒凉情境。《明太祖实录》说：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积骸（尸骨）成丘，居民鲜少”； “累年租税不入”。由于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着大明王朝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也” 。于是采纳了国子监祭酒（掌管国家最高学府的长官）、文渊阁大学士宋讷和户部郎中（相当于司长）刘九皋等人的奏议，开始推行“山西填山东”、“山西填河南”、“山西填河北”、“陕西湖北填四川”、“江西填湖北”等大移民战略和计划。因朱元璋年号“洪武”，史称“洪武移民”。
据史书记载，大明王朝还先后组织了如：“徙（读希xi，即迁移）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徙“沙漠遗民”屯田北平；徙江西农民于云南湖广等等。故史称“太祖（朱元璋）时徙民最多。”同时，为了巩固边防，明初在长城一线设立了称为“九边”的9个军镇；并在国内其它战略要地，也设立了许多驻兵设防的卫、所，仅明初洪武朝三十一年，即增设卫所达136处。为了解决边防军的粮饷问题，明初又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戍边；史书上说：“于时，东自辽左（辽宁东部），北抵宣大（今河北宣化至山西大同），西至甘肃，南尽滇蜀（云南、四川），极于交趾（今越南北部）；中原则大河（黄河）南北，在兴屯（兴办军屯、民屯）矣。”史书上说，仅迁往云南屯田戍边的移民，就多达四五十万。
明初最为著名的“山西洪洞大槐树”大移民，更是规模浩大，波澜壮阔，影响深远。据《明史)、《明实录》等史书记载，洪洞大槐树大移民，涉及移民主要来源地有山西太原、平阳、泽州、潞州、沁州、汾州等府州的51个县（当时山西共有70余县）；直接迁移到中原地区的山东（当时泛指太行山以东的山东、北京、河北、河南等地）、江淮（主要指江苏、安徽等局部地区），涉及498个县。
据安介生所著《山西移民史》等记述：由于元末山西地区的特殊地理环境，而受战争影响极小。加之在王保保（蒙古名为扩廓铁木耳）等官府的有效治理下，政局相对稳定，经济繁荣，人口稠密；加之外来避难者众多，后期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矛盾等等，从而为明初大移民储备了丰富的人口资源。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山西人口有四百多万，而山东、河南二省的总人口共计不足二百万。仅明初山西各类形式的外迁移民，在册登记者累计约达二百余万。相传涉及812个姓氏，其移民后裔，目前总人口超过亿人。
所谓“洪洞大槐树移民”，由于其地处山西东南部，临汾盆地北端的重要交通枢纽，北通幽燕（河北、北京）、东接齐鲁（山东）、南达秦蜀（陕西、四川）、西临河陇（黄河河套、甘肃）；洪洞县北关的广济寺，又是唐宋以来的重要驿站。明朝政府在这里设局派员，作为当时移民汇合的其中一个集散中心，后来竟成为了明初大移民的代表性标志。当时，明朝廷在洪洞县城北贾村驿旁的广济寺（寺旁有大槐树），设立移民局，在这里集中登记造册，确定安置地点，发放川资凭照（安家补助和划拨土地凭证）；然后集中编排队伍，统一开拔上路。
如当代学者葛剑雄教授所说：“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张青所著《洪洞大槐树移民志》认为：“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时间，实际上应该从北宋末年、宋室南迁开始（开始是逃难式迁移），到明朝洪武、永乐形成高潮（官府移民），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叶。历时自宋徽宗元年（1101年）至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约700余年的时间”。但以官府直接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则主要集中在明初洪武、永乐期间。
另据史书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由于太子朱标早亡，他的嫡长孙朱允炆继位，史称“建文帝”。由于建文帝登基之初，即强行推行“削藩”（即削弱各地强势藩王的权势），从而引发诸位藩王的反抗。燕王朱棣（朱元璋第四子）于建文元年(1399年)，便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反抗朝廷，史称“靖难之役”。至建文四年六月，南京城破，以朱允炆自焚、朱棣夺权登基皇位而结束，历时4年。双方投入了几乎所有能够动员的全部兵力，从北平（北京）到南京，反复争夺厮杀，造成兵民死伤无数，从而又造成了许多新的无人区，后来不得不进行二次移民。
据《明史》记载，燕王军队在战争中，抢掠屠杀极为严重，尽管朱棣称帝后，对此讳莫如深，但仍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如“燕军掠（河北）真定，顺德、广平、大名”(见《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今河北高碑店市境内）一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等等(见《明史.成祖本纪》)。
由于中原地区受“正统”思想影响较深，当时的官民皆视朱棣为“反王”叛乱，而自发帮助朝廷军抗击朱棣的燕军。因此，燕军所到之处，对朝廷军与广大百姓“杀无遣漏”。据河北、山东等地一些族谱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相传当燕军打到冀、豫交界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顽强抵抗，燕军就把这一带杀的只剩胡、刘两家。
另据山东临清县寨村于光绪四十年所修《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所以，经过四年“靖难之役”的血腥杀戮，又使刚刚安定下来的中原地区，重遭劫难，出现了许多新的无人区。朱棣登基后，又不得不在永乐年间开始二次大移民，以填补新的无人区。加之朱棣决定将明朝都城，自南京迁往他的封地燕国北平（北京）；于是，从明太祖营建的应天府（南京）、开封府、以及中都凤阳等当时的三大都市中，迁走大批皇室成员、文武百官、兵士仆从、以及工匠、艺人、脚夫及其眷属等，以充实扩建新的京都北平。因朱棣年号“永乐”，史称“永乐移民”。
据《明史·食货志》、《明太祖实录》、《续文献通考》等记载：从朱元璋洪武初年，至朱棣永乐15年，在近50年的时间里，先后官方自山西等地大规模的在册移民有18次；其中明洪武年间移民10次，永乐年间之后又移民8次。
1、1373年(明洪武六年),徙山西真定（今河北正定）民屯凤阳。九月，迁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云内等州边民8238户、39349口，迁入中立府（今安徽凤阳）淮河以北各地。同年，在河南、四川、湖南郴州、陕西绥德、甘肃庆阳、辽东瑞州等地，都有移民行动，主要迁入京师、河北等地，具体数目不详。
2、1376年(洪武九年)十一月，迁山西民无产业者约五千人于凤阳屯田，遣人赉（赠送）冬衣给之。还从山东兖州，江西九江、饶州（江西鄱阳）等府，迁民约九万于凤阳府境地。
3、1380年(洪武十三年)五月，山西民为军户者二万四千余户，悉（全部）还藉为民。
4、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八月，迁山西泽州（今晋城）、潞州（今长治）等地人民，于河南彰德（今安阳）、归德（今商丘）、太康（今周口）和河北真定（今正定）、山东临清。同时，从陕西、湖北等地向四川移民，此后，向四川移民约八十万。江西向湖北黄州、武昌、德安、汉阳、沔阳、荆州、襄阳的移民，约八十七万。
5、1389年（洪武二十二年）九月，迁山西贫民于北平大名（今河北邯郸）、广平（今河北永年）、山东东昌（今山东聊城）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余顷。十一月，又迁山西民于河南彰德、卫辉、归德和山东临清、东昌等地。
6、1389年(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山西沁州（今山西长治西北一带）民张丛整等一百一十六户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都督佥事徐礼分田给之。”同年，从安徽往江西移民四十余万。
7、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 从山西向河南、河北、山东迁589户，迁入徐州府三千人。同年，从江苏南部和江西饶州（今鄱阳）、徽州（今安徽）两府向扬州府迁民二十三万，向淮安府迁民二十万。
8、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 八月，“冯胜、傅友德率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今属内蒙鄂尔多斯）等地。计平阳（今山西临汾、运城境内）选民丁九卫，太原、辽（今山西晋中一带）、沁、汾（今山西吕梁一带），选民丁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
9、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 ，“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宣告）山西民愿迁居彰德者，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徒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其后移民数目不详。
10、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至此，山西迁入河南的民众约93.4万人。从山西迁往山东青州、济南、莱州、登州府的人口约63.4万。（以上迁移的起始时间不详，应是对洪武朝部分山西移民的累计数字）。同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二万六千六百人往塞北（指长城以北）筑城屯田。另从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地迁入山东青州（齐长城以南）5.6万人。
11、1402年 （惠帝建文四年）九月（有说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其实洪武仅三十一年止；是年六月惠帝建文已城破自焚而亡。此时应是朱棣所为，只是当年尚未改元，又不愿使用建文年号，故说洪武三十五年）,经户部遣官核实，已迁山西太原、平阳、泽州、潞州、辽州（今山西左权县）、沁州（今山西沁源县）、汾州（今山西隰县）各府、州丁多田少或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充）实北平各府州县。又迁山西8卫军人及眷属于北平各地。具体人口数目不详。
12、1403年(永乐元年)八月，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其余有罪俱免，免杖（免除杖刑）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今河北卢龙县）等府州县为民种田。礼部奏请：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布政司（省府），就本布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皇上全都批准）。
13、1404年（永乐二年），徙山西太原、平阳、泽州、潞州、辽州、汾州、沁州万户（充）实北平。迁洪洞民六万人于顺德府（今河北邢台）诸县。迁入真定（今河北正定）府柏乡县的550户，主要来自山西长子、屯留、襄垣、黎城等县。迁入河北南宫县400余户，主要来自山西高平、长子等县。
14、1405年（永乐三年），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充）实北平。四年，从山西、山东、湖广等地郡县迁（官）吏214人于北京，李懋等吏（永乐之前的旧官吏）言：愿为民北京。（朝廷）户部给道里费（旅途和安家费）遣之（派人护送）。
15、1407年（永乐五年）,迁山西平阳府、泽、潞二州及山东登、莱二州民五千户于北京上林宛（居庸关一带），牧养栽种。
16、1414年（永乐十二年）,迁山西等处流民，及各地罪囚当迁谪（发配）者1647户，8148口于隆庆州（今北京延庆）。
17、1416年（永乐十四年）,迁山西、山东、湖广民约2300余户于保安州（今河北涿鹿）和隆庆州。
18、1417年（永乐十五年）,迁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县贫民于北京、（河北）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地。
据史学界推算评估，明初山西在册移民约200多万人（不算以上重复累计数目）；除山西之外，还从其他省的个别或局部人口稠密地区，也征调了部分移民，迁往无人区或地广人稀的地方安置，移民人口总数大约也在二百多万。而其他不在册的移民、包括未经移民当局签发证照，自行迁移的所谓“流民”，也非常多；具体数目难以计算。据《明朝大移民与山东村落的重构》等书籍记载，中原地区一带、特别是山东、河南二省，有半数以上的村庄，是明代新建立的
在明初“洪武移民”和“永乐移民”之后，各地移民又相继发生多次。据史书和方志等记载，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居住在河南、山东、河北三省交界处、黄河故道上的二十余万流民，因河溢横流，多转徙于荆襄地区（今湖北）。河南、山西、山东、四川等地的流民约十余万人，流入汉中（今陕西西南部）地区。
又如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年号，宣宗为永乐之孙，其父仁宗在位仅二年驾崩）,河南南阳一带聚集的流民不下十余万口。所谓“流民”就是在洪武年间，未经过移民当局签发证照，自行迁移，且未在当地落户入籍的移民。
明宪宗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荆襄地区（今湖北）发生了两次流民起义，朝廷派军队镇压，有近百万人被遣返原籍，五十多万人自行散往各地。后来流民又重新聚集，朝廷在襄阳府（湖北）、汉中府（陕西）和河南南部一带安置近四十万。明朝中后期，江西、广东一带的流民多次“叛乱”，流民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此外，自明太祖朱元璋颁布《教民榜文》，鼓励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同时也带动了小手工业和商业。从明代前期，全国开始大量引种棉花，织布棉纺业已普遍成为家庭副业。同时与此相匹配的是商业资本和商人的活跃；如明朝徽州商人、苏州商人、山陕（山西与陕西）商人、江西商人等崛起，以长途贩运为主的“商帮”，也带动了人口的流动和迁移。
另据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剑雄教授所著《中国移民史》和山东民俗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民俗学硕士生导师刘德增教授所著《山东移民史》等记载：明初大移民最多的省份山东，有历史记载的移民，先后有大小七八个批次。
一是山西大槐树移民；目的地主要分布在东昌府（今聊城市辖区，因与山西交界，是当时移民中转站）、兖州府西部（今菏泽一带）、济南府南部（包括今泰安、莱芜、济宁部分县市）、青州府南部（齐长城以南包括今潍坊、临沂、日照等部分县市）；还有登州府（今蓬莱一带）一少部分。
二是河北枣强移民；枣强实为山西移民迁往山东的中转站，因为枣强也是元末明初的重灾区，枣强又与山西（洪洞）、山东（德州）距离较近而成为交通枢纽和重要驿站，自洪洞至枣强再到德州，是当时移民干线；其移民目的地主要分布在青州府北部（齐长城以北包括今淄博、潍坊、滨州部分县市）、济南府北部（包括德州部分县市）；覆盖今济南历山区、章丘市、商河县、长青县、垦利县、利津县、广饶县、博兴县、沾化县、邹平县、惠民县、寿光市、安丘市、沂源县（南麻）等十多个县市区。当地曾流行民谣“要问老家在那边，直隶省的枣强县。”作为“枣强县中转”的移民，与笼统说“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意思相同。只是有的“习惯成自然”，最后真的也把自己当成了枣强县土生土长的移民后代了。
三是苏州阊门移民；阊（读昌chang）门是苏州古城之西门，通往虎丘方向，乃商业繁华地区。《苏州市志》记载：洪武五年，迁苏州阊门一带富户百姓，至苏北沿海与沂州、莒州一带。一说朱洪武为打击商业投机；一说为活跃山东商业经济；这部分移民，主要迁往今日照、临沂二市的日照、莒县、莒南、临沭、郯城、苍山、沂水、沂南等地。
四是四川铁碓臼移民；铁碓（读对dui）臼，即舂米场（一说是俘虏与犯人的劳改场所），有来自成都、奉节、绵阳、酆都、德阳等地的四川移民，在此集中汇合（类似洪洞大槐树），然后一部分迁往今山东莱州、招远、昌邑、高密、平度、即墨等地。
五是云南和“小云南”移民；目的地主要在今胶东半岛的沿海军事要塞灵山卫（今青岛）、鳌山卫（今威海）、雄崖所、浮山所、海阳卫等地，进行戌边屯田。据《山东省地名志·行政区划、居民地卷》等文献记载，山东有一百多个村庄，五十五个姓氏来自云南，主要分布在青岛、威海、烟台一带；其中即墨、平度最多。据考证，这部分移民，分别来自旧云南的乌撒卫（已划归贵州省）和号称“小云南”的云南祥云县、以及云州（今山西大同）南部的三个地方。其中乌撒卫（今属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移民，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云南分设十四卫，乌撒卫是其中之一。此后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又设鳌山卫于青岛即墨，同时又设立了威海卫，成山卫、灵山卫、以及雄崖所、浮山所、海阳所等于胶东半岛至青岛等沿海要塞。来自乌撒卫的军户移民，应为卫、所的军队官兵及其眷属，属于各卫、所之间的调剂和换防（一说因内乱被远途贬遣）。而“小云南”祥云县，即今云南省祥云县；因祥云县古称“云南县”，后来因与云南省名相重，改为祥云县，所以民间俗称祥云县为“小云南”。“小云南”这批移民，可能与乌撒卫移民属于同一时期。此外，还有一部分族谱上自称是“云南大槐树”移民的人，则是来自云州以南地区（今山西大同）的山西移民，他们也号称“云南移民”。从西南边疆云贵高原迁来的移民，有一项特殊的民俗，即死了人要举行一种送魂回归云南老家的仪式，名曰“送盘缠”；须在村头十字路口举行，亲人参加，由主持人宣读“过关文书”，祭奠后连同纸马（配纸扎马夫）、“盘缠”（冥钞、衣物、被服等）一同焚烧；儿子还要站在凳子上哭喊：“爷啊（母死喊娘），向西南，西方大路，苦处使钱！”并连喊三遍，谓之“指路”，说是防止死了的人迷路。其仪式各地大同小异。只是这种仪式，后来在山东各地逐渐普遍流行开来，现在已经难以根据是否举行这种仪式，来区别是否是云南藉移民了。
六是越南交趾移民；据当代著名学者易中天教授所著《客从何处来》记载，明初所设“交趾布政使司”因故撤消后，其官员、军户及其眷属，被发送到今青岛一带落户入籍。“交趾”，古时泛指五岭（广西、广东）以南，包括越南北部和东部滨海一带。史书记载，明初有越南权臣黎季犛（读黎li，又名胡季犛，越南胡朝开国皇帝），篡夺了越南陈氏王朝的政权，应陈王朝请求，明成祖朱棣命将军张辅、沐英等统兵讨伐黎季犛。擒获黎季犛后，朱棣下诏改越南为交趾布政使司（相当于省）。二十年后，因越南局势恶化，明宣德二年（1427年），朱棣的孙子、宣宗皇帝朱瞻基，宣布撤销交趾布政使司。期间，有大量交趾人流亡中原。部分交趾官员、军户及其眷属，被发送到今青岛浮山一带。从宣德七年（1432年），一名叫陈复宗的原交趾籍官吏，在给明宣宗皇帝的奏折中，曾提到一批交趾籍官员、军户，被安置在河南、山东一带的情况。与宣宗时期安置交趾籍移民的时间，大体吻合。
七是运河移民；明初将元朝已淹堵停航的京杭大运河（北京到杭州），经过疏浚修复通航之后，主要来自山西的晋商和来自安徽的徽商，大量涌入沿运河开展漕运（用船进行的水上商业贩运），并在运河山东段的东昌（今聊城）、临清、德州、济宁、台儿庄等码头附近落户入籍，成为一批有特色的商业移民。
据史书记载，由于先期移民安定后，其地广人稀的优势，又吸引了投亲式再移民。相传明初移民若干年头后，广大移民大众逐渐安顿下来。由于地广人稀，加之连年风调雨顺，移民百姓的温饱得到保证。从而回乡探亲等活动也逐渐增多。因此又吸引了许多故乡的少地或无地农民，自发投亲移民。恰如后来的“闯关东”一样，通过投亲靠友，引来更多同族或亲友移民，使新的移民人口不断壮大。另一方面，随着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又随之出现了人多地少等新的问题。因而，又引发了移民子弟再移民的现象。
如纪连海先生所著《历史上的刘墉》中记载，刘墉（即刘罗锅）的祖上，是江苏徐州府砀山县（后划归安徽省宿州市）的大刘家村，元朝末年避难迁入江苏东海当芦村。明初移民到山东日照与莒县交界的甲子山西北的“喜鹊窝村”。于明英宗天顺年间，因家中发生火灾，刘墉祖上兄弟五人只好分头外出谋生。其中老二刘思源留守本地，其余老大刘承源迁往安丘，老三刘接源迁往邱前，老四刘续源和老五刘根源迁往莒县。若干年后，刘墉先祖刘思源的八个儿子，为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决定只留老四刘禧留守故土，其他兄弟七人分头外出谋生。其中刘福、刘禄同迁日照三庄乡刘家沟，刘寿迁刘家庄，刘诗迁大株洲，刘书投奔莒县的叔叔刘续源和刘根源；刘忠迁临沂，刘厚迁沂水刘家店。再后来，到清朝弘治年间，刘墉的高祖刘福，因避匪乱，又自日照三庄刘家沟，迁居诸城逄哥庄（今属高密市）；并从此定居于这里。
另据史书记载：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多半不理政事，或游乐嬉戏，或炼丹修道，追求长生不老。如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在位48年）后期，由于沉湎酒色（一说染上鸦片烟瘾）加之因立太子之争，竟与内阁怄气，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接见朝臣；史称“万历怠政”。并在民间大选嫔妃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在宫中养着十个长得俊俏的太监，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从而形成宦官把持朝政的局面，使明朝政治进入黑暗时期。
加之明代末期气候，进入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个寒冷期，长期寒冷干旱。明朝后期，灾情进一步加重。如天启元年（1621年）开始的旱灾，持续到崇祯十一年（1638），旱情进一步扩展，长达18年之久，遍及华北、华东、中南和西北地区。在连续发生旱灾的同时，又多次爆发蝗灾与鼠疫等严重自然灾害。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灾民纷纷离乡逃亡，引发社会激烈震荡。从而爆发了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大规模农民起义，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又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北方（长城以北）的人口大量迁入关内。崇祯十七年（1643年），吴三桂率部五十万众退守山海关。辽宁重镇广宁卫（今辽宁北宁市）失守后，辽人大批转移入关，数量达百万余，另有约几十万人逃往朝鲜半岛。
据《明史·食货》《中国人口史》等记载：明朝人口发展鼎盛时期，到明神宗万历年间，全国人口峰值曾达到约1·3亿至1·5亿之间。后来，由于灾荒与战乱连年发生，全国人口开始下降。到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时，全国实际人口约1亿左右。
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明朝初期，全国宋姓人口大约有54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57%；排名由宋朝的第十六位，下降到第三十七位。宋、金、元四百余年间，全国总人口大约增长了20%左右；而元末宋姓人口，却比宋朝鼎盛时期减少了30多万；应是人口减少最多的姓氏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南宋与金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侵占中原地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加上农民起义战争；从北宋到南宋、再到金、元以及朱洪武等起义军争夺天下，其时的战争与战场，主要长期集中在淮河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中原古老大姓的宋氏，其人口恰恰大多集聚在这一地区。除此之外，这期间又接连发生了几次大的灾荒和瘟疫，人口大量死亡或者逃亡；使这一带的许多地方，出现了大面积无人区，从而使整个中原北方人口比重大大降低，宋姓人口也随之降低。
在明初大移民过程中，限于当时的交通、通讯和社会经济等条件，除山西大移民和陕西、湖北填四川等大移民外，朝廷还采取了一些局部对局部的、近距离小型移民。如江苏（东北部）迁山东（东南部），江西迁江苏（西北部）、江西迁安徽；以及采取军屯（即征调军队或地方武装及其眷属到边疆垦荒戌边）、民屯（由官府招募无地农民集体耕种官田或垦荒）等多种移民措施。后来移民区的许多地名叫“官庄”“官屯”或“某某屯”“某某营”等村落，就是由那时的军屯、民屯遗留下来的。
由于中国人存有浓厚的“安土重迁”传统，即一贯安于乡土，而特别看重搬迁，也不轻易搬迁的习俗。所以，明初推动移民，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据吴晗先生所著《朱元璋传》记载：“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腾），至于率吁众蹙（读促cu）。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劓，读异yi，割掉鼻子的刑罚）。意思是说：移民命令刚颁布，就引起民怨沸腾，以至政府采取恐吓胁迫手段，（对不服从命令的）威胁处以割掉鼻子的刑罚。
同时，明初官府还先后采取了“两丁抽一”（即兄弟两个必须迁走一个）和同族拆分（防止抱团反抗）；以及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等政策。甚至派出军队强行押送，防止半路逃回。以致出现了连移民大小便，都需要报告“解手”（即松绑双手）等问题。
据《明太祖实录》和《山东通史·明清卷》等记载：明初移民山东青州府辖区（当时辖潍州、莒州、胶州三个州；含后来划归升格后沂州府的莒州、蒙阴、沂水、日照等县）南部地区，约有移民20万人。
其中，属于山西籍移民青州府南部地区的，共约9万；另有河北枣强籍移民约2万，还有通过调剂其他地方的移民人口约2万（总计约13万）。他们先从山西太原东部边界的娘子关，进入河北真定府（现为石家庄市正定县），经河北枣强县，再进入山东青州府南部的各县各地。
其中，另自江苏海州（今连云港及宿迁部分县）移民青州府南部地区的人口，共计约有6万人。他们分两路行动；其中一路（西路）自江苏东海县北上进入山东沂州府（当时山东南部驻军重镇“沂州卫指挥使司”所在地；明初实行军政合一，以军管为主）驻地兰山县落脚后，通过领取“盘缠”（即移民补贴）和划拨土地的“官契”（即官方发给的土地凭证）等之后，再分配到沂水（包括沂南、沂源）和蒙阴县内各地。另一路（东路），自海州（今连云港）经江苏赣榆县，一路北上直接进入莒州、日照等辖区各地。
相传由于当时这里的部分地区瘟疫流行尚未完全解除，部分移民先期到达沂州府驻地兰山县后，先在这里落脚了一段时间。然后，根据当时同族拆分（防止抱团反抗）的政策，又被拆分到各县各地。
由于元末明初山东人烟极为稀少，加之当时地方基层组织普遍尚未建立，官府与驻军（当时以驻军为主）对大量移民的安置管理，极为粗糙混乱。以致出现了许多移民一再被辗转迁移的现象，从而导致同族移民相互失去联系，音讯隔断。这也是后来各地续修家谱时，普遍遇到的难题。
通过明初大移民，又经过明朝二百多年的稳定发展时期，宋姓人口得到较快发展。明朝末期全国总人口平均值约为9300万，而宋姓人口约接近80多万；从而又恢复发展到占总人口接近0·8%左右。当时，山东为宋姓第一大省，约占宋姓总人口的17.1%。宋姓人口在当时全国分布最为集中的省份是山东、江西、浙江，这三省宋姓人口大约占了宋姓总人口的46%，其次分布于江苏、山西、河北，三省又集中了约25%的宋姓人口。经明朝大移民后，全国重新形成了鲁冀晋、苏浙赣两大块宋姓人口集中聚居区。
2、清朝时期
（公元1644至1911年）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即山海关）初期，由于受战争残酷影响，加之满清本身游猎民族特征，在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不仅充满了杀戮、甚至“屠城”等血腥，制造了不少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
据史书记载，满清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等早期首领，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他们进攻中一旦遇到抵抗，破城得地之后，即不分军民男女老幼，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殆尽。自清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清廷遣兵南下，即大肆屠戮汉人，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多尔衮曾代表清廷发布“屠城令”，并带领大军血洗江南、岭南。先后发生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等大规模惨无人性的大屠杀。尤其是四川地区，由于遭受张献忠叛乱和清兵入剿战争的严重摧残，全省大部地区的人口几乎灭绝，以致后来不得不进行“湖广填四川”的历史大移民，以填补那里的大面积无人区。
相传清军屠江苏昆山的时候，有妇女千人藏匿在昆山顶上。因有小孩啼哭被搜山清军发现，于是“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
清军入关第二年（1645年）4月，清军围攻扬州，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固守孤城。清军主帅多铎，先后五次致书诱降，许以高官厚禄，但史可法严词拒绝，并率军民浴血奋战，历七昼夜。于25日城破，军民大部壮烈牺牲。为此清军纵兵屠城，“十日不封刀”，先后八十多万汉人惨遭杀害。城破时史可法被俘，多铎又劝他归降，但史可法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公元1645年，清朝颁布“剃发令”，制订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强制规定。致使许多固守民族传统，认为“人之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详见《孝经》），而不愿剃发的汉族男子，遭到残酷屠杀。如江苏江阴人民还举行了“反剃发”起义，共推阎应元、陈明遇为领袖，提出“头可断，发决不可剃”，而惹恼了清廷，清廷先后调动24万大军攻城，江阴人民浴血奋战，坚守城池八十一天。但终因力量悬殊，加之粮食断尽，守城者全部壮烈牺牲。城破之后遭到清军血腥“屠城”，男女老幼被杀尽，青少年女性被掳走充当奴婢，有的被卖入妓院；致使繁华的江阴街市，遍地一片废墟。
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下诏，规定亲王以下宗室皆束金黄色腰带，以示宗室的尊贵和地位。“黄带子”成为皇族的别称。清廷规定，“黄带子”杀人不偿命，犯了法也只能交由皇家大内的衙门处理。大批无所事事的皇族子弟，欺辱滥杀平民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直到嘉庆年间，这一特权才被取消。
清兵转战烧杀37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据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先生研究推断，自1627年陕西农民发起义暴动，到1644年清兵入关，再到1682年吴三桂等“三藩”被平息，长达55年间，中国死于战乱的百姓超过一亿人。致使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清兵“屠城”所造成的极大恶果，一是导致中国敢于反抗的忠勇之士，几乎被杀绝赶尽。二是明朝刚刚兴起的工业化萌芽基础，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使中国从此落后于西方工业化经济的命运，几成定局。
清朝政权稳固后，急于解决的当务之急，就是向四川等广大无人区，大量移民；向被“屠城”后的广大城镇地区，就近调剂人口。
一是“湖广填四川”；据史书、方志等记载，自康熙七年（1668年）,清朝政府接受四川巡抚张德地的请求，朝廷扩大招募来川垦荒移民的范围，鼓励湖广等外省农民进川垦荒。康熙九年，又迁陕西移民进入成都。十年，川湖总督蔡毓荣，发布放宽招募民众入蜀者升官的条件，并延长对垦田者减免赋税的年限等；大规模的移民入川由此全面展开，史称“湖广填四川”。到雍正六年（1728年），户部（掌管土地、户籍、赋税、财政等）对移民授田方案进一步放宽。自此，广东、福建两省几乎每年都有成批百姓“挈伴入川”。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统计，百年间四川接纳来自湖南、湖北、广东、福建、贵州、陕西以及江西、浙江、广西等地的移民，包括所繁衍的后裔人口，总量达到了623万。
二是“走西口”移民； 清朝通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休养发展，加上“种牛痘”等防疫措施的推广，人口死亡率大大降低，到乾隆末期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史称“康乾盛世”。但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尤其灾荒、战乱年间，大量内地贫民、灾民迫于生计，开始“走西口”、“闯关东”、"蹚古道"和“下南洋”，"赴台湾"（一说“赴金山”即大批劳工到美国旧金山等地以劳务谋生）,形成近代五次大的移民浪潮。狭义的“西口”，指长城以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河北独石口。“后西口”包括陕西北部的神木口，河北北部的张家口等地。“走西口”泛指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冀等地人民，陆续涌入内蒙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鄂尔多斯、以及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罕省扎布哈朗特）和科布多地区（今分属蒙古国、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的四百余年间，上百万山西、陕西、河北人民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其中“杀虎口”还是通往外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西北丝绸之路”重要商道。“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不仅大大改变了内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将中原文化和先进技术带到了那里，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
三是“闯关东”移民；“闯关东”，本意是闯过山海关以东，后来泛指移民东北三省。满清统治中国后，东北满族居民大部进入内地，编为八旗。他们生活在广大汉人之中，逐渐采用汉语，并学习中原文化；同时满、汉之间开始通婚，出现了民族融合的景象。由于东北人口一直不多，清初满人倾族入关后人口更加稀少。但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并在辽宁境内筑起“柳条边”，严禁居民越界垦殖。同时又把东北作为流放犯人的场所，这些所谓“流人”，对东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十八世纪以来，由于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不顾禁令，陆续进入东北。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政府禁止中原汉人进入东北的禁令开始松动；期间，先后迁入辽东的移民约为90万，迁入吉林约30万，迁入黑龙江约11万。由于东北人口增加，经济繁荣，税赋也随之增加。清廷从中尝到了甜头；加之随着内地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到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终于正式宣布开放东北的呼兰河平原（今哈尔滨以北）；第二年又开放吉林西北草原；“由是民屯大起，直隶（今河北）、山东游民流徙关外者，趋之若鹜”。大规模的东北移民垦殖由此展开，民间称之为“闯关东”。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政府宣布对东北全部开禁，内地“闯关东”的人口迅猛增加。清代末年（公元1911年），东北三省人口增至2，900万。在短短的一百余年间，东北总人口增长了近30倍。从而，既减轻了关内人口增长的压力，又为朝廷开辟了一项财源；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充实巩固了东北边防。中华民国建立后，“闯关东”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断，到1931年“九一八”之前，估计年均迁入东北的人口在25到30万人之间。“闯关东”这一壮举，无论对中国人口地理、还是经济地理，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是“下南洋”移民；是指中国移民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南洋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国。而广义的南洋，还包含当今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诸岛。南洋是明、清时期开始使用的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其移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绝对多数。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其历史悠久，到清朝时期迅速增加；俗称“下南洋”。据《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早在西汉末年，一批逃避战乱的汉儒学者、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越南；南北朝“五胡乱华”时，中原人士纷纷移居印度支那（今越南、老挝、柬埔寨）；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尤其唐末黄巢起义攻占广州时，广东人大量逃往东南亚；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元灭南宋时，大批遗臣遗民也落难到此。明末清初，有大量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以及不甘清廷统治的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明亡后，高州、雷州、廉州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将及其家眷3000余人、战船50余艘到达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这块地方因此被称作“明乡”。1659年，跟随明末永历帝流亡缅甸的官兵眷属，有的逃亡暹罗 (今泰国 )，有的被安置在缅甸边远地方，今天缅甸北部的桂家与敏家等大族，都是这些官兵的后裔。由于“南洋”诸国地广人稀，加之当时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国王 )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葛剑雄先生所著《简明中国移民史》中推算：从1840年到1930年的九十年中，由闽、粤两省输出的流民每年平均十万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当今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二千万，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五百万人，华人约占75%，是海外华人占比最高的一个国家。大量的华人涌入东南亚后，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曾说：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马来诸邦之维持，专赖锡矿之税入……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就今日之马来半岛。” 华人在改变所在国的生活经济文化状况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东南亚华人中，先后涌现出了大批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慈善家、政治家等著名人物。东南亚华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如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泰国前总理他信是华人后裔；在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具有华裔血统；新加坡更是一直由华人掌握政权的国家。华人通过艰苦创业，积累了大量资本。他们把资金投向祖国近代工商业，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如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就是当时由侨商陈启沅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民族火柴厂“巧明火柴厂”，由侨商卫省轩创设。据统计，从1862到1949年，华侨仅在广东、福建、上海三省市的投资企业即达25510家。
五是“赴台湾”移民；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年），明末将领郑成功在大陆抗清失利后，率部数万进军台湾。荷兰殖民军投降，台湾收复。郑氏政权鼓励民众垦田，并大量招徕大陆“流民”进入台湾垦殖。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 大批大陆移民开始迁入台中地区垦殖。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朝廷准许在台湾的有业居民，可回大陆原籍接走眷属去台湾；从而解除了对闽、粤（福建、广东）民众渡台之禁。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从福建泉州、漳州和广东潮州、惠州、嘉应州等地，迁入台湾的移民大约有90万人。咸丰初年，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清政府加快了向台湾移民的步伐。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台湾建省时，人口已达320万。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大陆约有200余万人迁台。
六是“蹚古道”移民；蹚古道，是指陕西与旧西康省（辖今四川甘孜、凉山、攀枝花、雅安和西藏东部昌都、林芝等地）、以及云南、西藏地区等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所开辟的陕康藏“茶马古道”。由于这条古道在国内经商侧重于茶马交易，出国则成了“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内地走向西亚、印度和东南亚诸国的一条重要陆上通道；所以又被学术界称为“西南丝绸之路。”自明朝后期从陕南到四川康定一带贩运茶叶开始，到清朝时每年茶叶交易扩大到数千吨。由于是用马帮驮运，途径秦（陕西）蜀（四川）、康（康定）、藏（西藏）、以及云南大理、腾冲等地，蹚出了一条条狭长古道，故称“茶马古道”。“蹚古道”不仅沟通了“丝绸之路”，与中外商人开辟了通往世界的商业大道；由于路途遥远，沿途设有众多驿站、仓库、护卫、汇兑（相当于后来的银行）、甚至加工销售集散中心等，需要动员组织大量人力资源为其服务；从而使大量陕商和川商以及随从人员等，从内地涌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打破了千百年来“汉不入番，番不入汉”的壁垒，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和各民族融合。
七是边疆移民；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在边外蒙古地区行商、耕田的山东（泛指太行山以东，包括河北、河南、安徽、江苏部分地区）移民，达数十万之多。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 ）,政府招募甘肃一带的贫民，向新疆地区移民。
从明末到清初，满清政府入主中原的同时，也带来了东北及蒙古等大片疆域，回归于祖国怀抱；不仅使国家疆土面积和人口大大增加。通过移民开发“北大荒”，“闯关东”又一次形成了“移民潮”。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当代宋姓人口在东北三省成为人口密度较大的省份，这可能与移民主要来自宋姓人口相对集中的山东、河北地区有关。
明清时期，随着航海业的发展，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宋氏族人，由于经商、游历以及灾荒、战争等原因，开始陆续迁移到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以及泰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居住。而山东、河北、江苏一带的宋氏族人，开始有人迁往韩国和日本，尤其韩国的宋姓家族比较兴盛，改革开放后，曾有来华寻根问祖的旅行团队。还有一部分，迁居于现在属于俄罗斯管辖的远东地区。
（十）、当代宋氏人口分布
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当代宋姓人口已达932万，排全国总人口第二十二位的中华大姓（也有二十三和二十四位等说法，主要是不同时期的统计数据不同所致）；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8%。当代宋姓人口以山东、河南、河北三省最多；约占宋姓总人口的34.3%多。其中山东约占14.4%，是宋姓人口第一大省。其次为四川、辽宁、黑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西、吉林、湖南九省；约占宋姓总人口的40.5%。宋姓人口所占单位面积密度最高的地区有：山东大部、河南东北部、河北东南部、辽宁大连、四川成都、江苏东部、吉林东北部和黑龙江部分地区。即鲁豫冀、苏皖、川鄂、东北四大区域。宋姓在华北、中原、沿长江中游省份和东北地区是比较常见的姓氏之一。
当代宋姓人口的分布频率，以宋姓人口单位面积看，密度最高的地区在山东大部、江苏北部、黑龙江局部、辽宁大连地区、四川成都地区，每平方公里的宋姓人口达到3．3人以上，有的地区甚至高达7人以上。宋姓分布密度示意图(见彩图)表明：密度最高的(3．3人以上／平方公里)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4．9%，宋姓人口大约214万；2．2-3．3人／平方公里的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9．8%，宋姓人口大约249万；1．1-2．2人／平方公里的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24．3%，宋姓人口大约356万；0．1一1．1人／平方公里的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40%，宋姓人口大约146万；不足0．1人／平方公里的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21%，宋姓人口大约7万。
当代宋姓人口分布很广，但不均衡。在晋冀鲁豫、京津、苏皖鄂北部、陕西大部、甘肃中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四川中部，宋姓一般占当地人口的比例最高，在0.81%以上，中心地区最高可达到2.2%以上，其覆盖面积约占了全国总面积的29%，居住了大约65%的宋姓人群。
另有资料显示：宋姓在山东东部、黑龙江、吉林东北部一般占当地人口的比例最高，在1．4%以上，有的达到2．5%以上，其覆盖面积约占了全国总面积的5．6%；山东西部、晋冀豫、陕甘宁大部、苏皖鄂川大部、辽宁、吉林西部、内蒙古中东部，宋姓频率在0．7一1．4%，其覆盖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8%；云南、贵州北部、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江西、福建西北部、浙江大部、台湾东南部、青海东部，宋姓频率在0．35一0．7%，其覆盖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9．4%；宋姓在其他地区的频率不足0．35%，其覆盖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47%，其中频率不足0．1的地区占了28%。
据国家抽样调查，宋姓人群的血型分布，总的情况是：O型约占31．3%；A型约占28%．4；B型约占30．6%；AB型约占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