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清朝时期
（公元1644至1911年）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即山海关）初期，由于受战争残酷影响，加之满清本身游猎民族特征，在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不仅充满了杀戮、甚至“屠城”等血腥，制造了不少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
据史书记载，满清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等早期首领，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他们进攻中一旦遇到抵抗，破城得地之后，即不分军民男女老幼，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殆尽。自清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清廷遣兵南下，即大肆屠戮汉人，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多尔衮曾代表清廷发布“屠城令”，并带领大军血洗江南、岭南。先后发生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等大规模惨无人性的大屠杀。尤其是四川地区，由于遭受张献忠叛乱和清兵入剿战争的严重摧残，全省大部地区的人口几乎灭绝，以致后来不得不进行“湖广填四川”的历史大移民，以填补那里的大面积无人区。
相传清军屠江苏昆山的时候，有妇女千人藏匿在昆山顶上。因有小孩啼哭被搜山清军发现，于是“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
清军入关第二年（1645年）4月，清军围攻扬州，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固守孤城。清军主帅多铎，先后五次致书诱降，许以高官厚禄，但史可法严词拒绝，并率军民浴血奋战，历七昼夜。于25日城破，军民大部壮烈牺牲。为此清军纵兵屠城，“十日不封刀”，先后八十多万汉人惨遭杀害。城破时史可法被俘，多铎又劝他归降，但史可法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公元1645年，清朝颁布“剃发令”，制订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强制规定。致使许多固守民族传统，认为“人之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详见《孝经》），而不愿剃发的汉族男子，遭到残酷屠杀。如江苏江阴人民还举行了“反剃发”起义，共推阎应元、陈明遇为领袖，提出“头可断，发决不可剃”，而惹恼了清廷，清廷先后调动24万大军攻城，江阴人民浴血奋战，坚守城池八十一天。但终因力量悬殊，加之粮食断尽，守城者全部壮烈牺牲。城破之后遭到清军血腥“屠城”，男女老幼被杀尽，青少年女性被掳走充当奴婢，有的被卖入妓院；致使繁华的江阴街市，遍地一片废墟。
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下诏，规定亲王以下宗室皆束金黄色腰带，以示宗室的尊贵和地位。“黄带子”成为皇族的别称。清廷规定，“黄带子”杀人不偿命，犯了法也只能交由皇家大内的衙门处理。大批无所事事的皇族子弟，欺辱滥杀平民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直到嘉庆年间，这一特权才被取消。
清兵转战烧杀37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据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先生研究推断，自1627年陕西农民发起义暴动，到1644年清兵入关，再到1682年吴三桂等“三藩”被平息，长达55年间，中国死于战乱的百姓超过一亿人。致使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清兵“屠城”所造成的极大恶果，一是导致中国敢于反抗的忠勇之士，几乎被杀绝赶尽。二是明朝刚刚兴起的工业化萌芽基础，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使中国从此落后于西方工业化经济的命运，几成定局。
清朝政权稳固后，急于解决的当务之急，就是向四川等广大无人区，大量移民；向被“屠城”后的广大城镇地区，就近调剂人口。
一是“湖广填四川”；据史书、方志等记载，自康熙七年（1668年）,清朝政府接受四川巡抚张德地的请求，朝廷扩大招募来川垦荒移民的范围，鼓励湖广等外省农民进川垦荒。康熙九年，又迁陕西移民进入成都。十年，川湖总督蔡毓荣，发布放宽招募民众入蜀者升官的条件，并延长对垦田者减免赋税的年限等；大规模的移民入川由此全面展开，史称“湖广填四川”。到雍正六年（1728年），户部（掌管土地、户籍、赋税、财政等）对移民授田方案进一步放宽。自此，广东、福建两省几乎每年都有成批百姓“挈伴入川”。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统计，百年间四川接纳来自湖南、湖北、广东、福建、贵州、陕西以及江西、浙江、广西等地的移民，包括所繁衍的后裔人口，总量达到了623万。
二是“走西口”移民； 清朝通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休养发展，加上“种牛痘”等防疫措施的推广，人口死亡率大大降低，到乾隆末期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史称“康乾盛世”。但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尤其灾荒、战乱年间，大量内地贫民、灾民迫于生计，开始“走西口”、“闯关东”、"蹚古道"和“下南洋”，"赴台湾"（一说“赴金山”即大批劳工到美国旧金山等地以劳务谋生）,形成近代五次大的移民浪潮。狭义的“西口”，指长城以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河北独石口。“后西口”包括陕西北部的神木口，河北北部的张家口等地。“走西口”泛指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冀等地人民，陆续涌入内蒙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鄂尔多斯、以及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罕省扎布哈朗特）和科布多地区（今分属蒙古国、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的四百余年间，上百万山西、陕西、河北人民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其中“杀虎口”还是通往外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西北丝绸之路”重要商道。“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不仅大大改变了内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将中原文化和先进技术带到了那里，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
三是“闯关东”移民；“闯关东”，本意是闯过山海关以东，后来泛指移民东北三省。满清统治中国后，东北满族居民大部进入内地，编为八旗。他们生活在广大汉人之中，逐渐采用汉语，并学习中原文化；同时满、汉之间开始通婚，出现了民族融合的景象。由于东北人口一直不多，清初满人倾族入关后人口更加稀少。但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并在辽宁境内筑起“柳条边”，严禁居民越界垦殖。同时又把东北作为流放犯人的场所，这些所谓“流人”，对东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十八世纪以来，由于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不顾禁令，陆续进入东北。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政府禁止中原汉人进入东北的禁令开始松动；期间，先后迁入辽东的移民约为90万，迁入吉林约30万，迁入黑龙江约11万。由于东北人口增加，经济繁荣，税赋也随之增加。清廷从中尝到了甜头；加之随着内地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到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终于正式宣布开放东北的呼兰河平原（今哈尔滨以北）；第二年又开放吉林西北草原；“由是民屯大起，直隶（今河北）、山东游民流徙关外者，趋之若鹜”。大规模的东北移民垦殖由此展开，民间称之为“闯关东”。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政府宣布对东北全部开禁，内地“闯关东”的人口迅猛增加。清代末年（公元1911年），东北三省人口增至2，900万。在短短的一百余年间，东北总人口增长了近30倍。从而，既减轻了关内人口增长的压力，又为朝廷开辟了一项财源；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充实巩固了东北边防。中华民国建立后，“闯关东”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断，到1931年“九一八”之前，估计年均迁入东北的人口在25到30万人之间。“闯关东”这一壮举，无论对中国人口地理、还是经济地理，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是“下南洋”移民；是指中国移民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南洋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国。而广义的南洋，还包含当今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诸岛。南洋是明、清时期开始使用的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其移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绝对多数。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其历史悠久，到清朝时期迅速增加；俗称“下南洋”。据《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早在西汉末年，一批逃避战乱的汉儒学者、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越南；南北朝“五胡乱华”时，中原人士纷纷移居印度支那（今越南、老挝、柬埔寨）；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尤其唐末黄巢起义攻占广州时，广东人大量逃往东南亚；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元灭南宋时，大批遗臣遗民也落难到此。明末清初，有大量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以及不甘清廷统治的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明亡后，高州、雷州、廉州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将及其家眷3000余人、战船50余艘到达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这块地方因此被称作“明乡”。1659年，跟随明末永历帝流亡缅甸的官兵眷属，有的逃亡暹罗 (今泰国 )，有的被安置在缅甸边远地方，今天缅甸北部的桂家与敏家等大族，都是这些官兵的后裔。由于“南洋”诸国地广人稀，加之当时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国王 )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葛剑雄先生所著《简明中国移民史》中推算：从1840年到1930年的九十年中，由闽、粤两省输出的流民每年平均十万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当今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二千万，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五百万人，华人约占75%，是海外华人占比最高的一个国家。大量的华人涌入东南亚后，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曾说：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马来诸邦之维持，专赖锡矿之税入……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就今日之马来半岛。” 华人在改变所在国的生活经济文化状况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东南亚华人中，先后涌现出了大批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慈善家、政治家等著名人物。东南亚华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如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泰国前总理他信是华人后裔；在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具有华裔血统；新加坡更是一直由华人掌握政权的国家。华人通过艰苦创业，积累了大量资本。他们把资金投向祖国近代工商业，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如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就是当时由侨商陈启沅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民族火柴厂“巧明火柴厂”，由侨商卫省轩创设。据统计，从1862到1949年，华侨仅在广东、福建、上海三省市的投资企业即达25510家。
五是“赴台湾”移民；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年），明末将领郑成功在大陆抗清失利后，率部数万进军台湾。荷兰殖民军投降，台湾收复。郑氏政权鼓励民众垦田，并大量招徕大陆“流民”进入台湾垦殖。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 大批大陆移民开始迁入台中地区垦殖。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朝廷准许在台湾的有业居民，可回大陆原籍接走眷属去台湾；从而解除了对闽、粤（福建、广东）民众渡台之禁。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从福建泉州、漳州和广东潮州、惠州、嘉应州等地，迁入台湾的移民大约有90万人。咸丰初年，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清政府加快了向台湾移民的步伐。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台湾建省时，人口已达320万。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大陆约有200余万人迁台。
六是“蹚古道”移民；蹚古道，是指陕西与旧西康省（辖今四川甘孜、凉山、攀枝花、雅安和西藏东部昌都、林芝等地）、以及云南、西藏地区等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所开辟的陕康藏“茶马古道”。由于这条古道在国内经商侧重于茶马交易，出国则成了“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内地走向西亚、印度和东南亚诸国的一条重要陆上通道；所以又被学术界称为“西南丝绸之路。”自明朝后期从陕南到四川康定一带贩运茶叶开始，到清朝时每年茶叶交易扩大到数千吨。由于是用马帮驮运，途径秦（陕西）蜀（四川）、康（康定）、藏（西藏）、以及云南大理、腾冲等地，蹚出了一条条狭长古道，故称“茶马古道”。“蹚古道”不仅沟通了“丝绸之路”，与中外商人开辟了通往世界的商业大道；由于路途遥远，沿途设有众多驿站、仓库、护卫、汇兑（相当于后来的银行）、甚至加工销售集散中心等，需要动员组织大量人力资源为其服务；从而使大量陕商和川商以及随从人员等，从内地涌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打破了千百年来“汉不入番，番不入汉”的壁垒，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和各民族融合。
七是边疆移民；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在边外蒙古地区行商、耕田的山东（泛指太行山以东，包括河北、河南、安徽、江苏部分地区）移民，达数十万之多。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 ）,政府招募甘肃一带的贫民，向新疆地区移民。
从明末到清初，满清政府入主中原的同时，也带来了东北及蒙古等大片疆域，回归于祖国怀抱；不仅使国家疆土面积和人口大大增加。通过移民开发“北大荒”，“闯关东”又一次形成了“移民潮”。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当代宋姓人口在东北三省成为人口密度较大的省份，这可能与移民主要来自宋姓人口相对集中的山东、河北地区有关。
明清时期，随着航海业的发展，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宋氏族人，由于经商、游历以及灾荒、战争等原因，开始陆续迁移到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以及泰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居住。而山东、河北、江苏一带的宋氏族人，开始有人迁往韩国和日本，尤其韩国的宋姓家族比较兴盛，改革开放后，曾有来华寻根问祖的旅行团队。还有一部分，迁居于现在属于俄罗斯管辖的远东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