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大移民考略
1、金元时期造成的历史大劫难
（公元1127至1368年）
自金国灭掉北宋（公元1127年），金人踏入中原淮河流域以北的广大地区之后；到元朝又灭掉金国（公元1234年），再到元朝灭掉南宋（公元1279年）统一中国；最后又由朱元璋的大明军队，在平定各路起义军后，将元朝末代残余势力赶出中原，北逃大漠以北（今属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新疆、内蒙交界一带），公元1368年建立大明王朝。
期间，共有241年，中原（北方）沦为少数民族（金、元）统治；其中，金国统治中原（不包括南宋）107年；元朝统治中原（北方）134年，而元朝实际统一中国89年。
在这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轮番厮杀的二百四十余年间；加之元末各路起义军风起云涌，鱼龙混杂，战乱不止。兵焚战火、饥荒、瘟疫等天灾人祸，致使中原大地废墟遍野，生灵涂炭。尤其是北方地区，遭受了极大摧残。
且不说长期战争带来的直接祸乱，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的直接生命财产损失。就说这些少数民族的野蛮统治方式，造成的残酷恶果，也是罄竹难书。
由于自古以来他们只会放牧牛羊和打猎为生，甚至连起码的布匹、铁器以及锅碗瓢盆等日用生活品，都不能生产制造。所以，很早就习惯了到富庶的中原地区，进行抢了就跑的掠夺式战争。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与打猎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猎取的方式和对象有所不同而已。
因此，多少年来，每当秋季马肥膘壮之际，或者乘中原内乱之机，他们就会成群结队，有组织地闯入中原地区，进行抢掠。由于他们以擅长骑射而轻装上阵，对付的对象又是以步兵为主的中原地方武装和拖家带口的庶民百姓。加之他们的速度极快，优势明显，且飘忽不定，防不胜防。所以，每次抢掠几乎都会满载而归。当然，当中原强盛而边防稳固时期除外。
自金、元入主中原之后，华夏中原便成为他们的一统天下。据史书记载：这些游牧民族，不仅在战争期间所到之处烧杀掳掠，而且在占领区内的统治时期，也并不把传统的农耕社会和农民百姓放在眼里，甚至认为制造更多的无人区，让大量农田荒芜，形成宽阔的牧场，将更有利于发展草原，放牧牛羊，并让骏马奔驰（详见格鲁塞所著《蒙古帝国史》等）。
一部由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公元1247--1318年）所著《史集》中记载：蒙古帝国可汗（元首）成吉思汗，一日曾问大将那颜不儿古赤（中国《元史》称“博尔术”）：“人生何者（什么）最乐？”答曰：“春日骑骏马，拳鹰鹘出猎，见其搏取猎物，斯（如此）为最乐。”可汗又以此历询（逐个询问）不儿古勒等诸将，诸将所答皆与不儿古赤相同。（成吉思）汗曰：“不然。人生最大之乐，即在胜敌、逐敌、夺其所有，见其最亲之人以泪洗面，（抢）乘其马，（夺）纳其妻女也。”作为蒙古帝国的至高无上统治者，竟对众多将领说出如此血腥的言论，其狰狞面目可见一斑（详见《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
又如《元史》记载：太祖（成吉思汗）之世，每年都在西域打仗，无暇经营中原，中原一带的大多数官吏私自聚敛财富，资产多至巨万，而官府却没有多少储蓄。面对如此局面，窝阔台汗（成吉思汗的第三子）即位的第二年（公元1230年），召集群臣议论对策。有近臣别迭等人建议道：“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意思是说：汉人对国家没什么帮助，不如把他们的地方空出来放牧。实际就是要强行赶走汉人，让蒙古人作为放牧牛羊的牧场。
幸亏耶律楚材（字晋卿，公元1190～1244年；是位高度汉化的契丹贵族）一再劝阻，并提出让汉人以农、林、盐、铁、酒等缴纳地税、商税，来充实国库，满足军需；窝阔台汗才同意让耶律楚材试行，结果取得了预期成效后，才在全国推行。耶律楚材后来被封为中书令（宰相）。
另据《元史》等记载：公元1233年，元军在攻克汴梁（今开封）前夕，蒙古大将速不台，派人向元朝皇帝窝阔台汗请示。速不台建议：“金国人抗拒持久，我们的士兵多有死伤，城下之日，应该屠城。”速不台的建议是有根据的，按照成吉思汗时代定下的规定，攻城时敌方如果抵抗，就属于“抗命”，城破之后必须屠城报复 。如清光绪年间《潼川府志·卷五》所载：“蒙古军制，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箭）相格（抵抗）者，必尽屠（杀）之。”
这时，又是耶律楚材闻讯后，“驰（急忙）入奏”，对窝阔台汗说：“将士们辛辛苦苦数十年，想要的不就是土地和人民吗？得了土地，却没有人民，土地又有什么用！”耶律楚材见“帝犹豫未决”，于是又说：“能工巧匠，厚藏（财主）之家，都聚集在这里了。如果都杀了，以后就什么也得不到了。”说到这里，窝阔台汗才同意了耶律楚材的建议，下诏只杀姓完颜的金国人，其余勿加伤害。从而，使开封城内147万汉族及其他民族的人民（除金人），而因此获救。
耶律楚材作为一位精通儒家学说，并高度汉化的契丹贵族，他无非是帮助元朝统治者，认清了汉人的真实价值；但却因此拯救了无数汉族及其他民族人民的性命，可谓功德无量，留名青史。
元朝统一中国之后，元世祖忽必烈把全国人民按照被征服的顺序划分为“四等人”，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蒙古人”自然是统治阶级；“色目人”是中西亚各民族的统称，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粟特人、吐蕃人等，其中波斯人比例较高，并演化为后来的回族；因为“色目人”最早被征服后，参入了蒙古帝国的东征西讨，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仅低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和南人。最底层的是“南人”，指原南宋统治下的汉人以及当地各土著民族，他们最晚被征服，抵抗的时间长，所以地位最低，也最受压迫和歧视。
由于需要人才治理国家，自窝阔台汗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议，于1238年命术忽德等负责举办科举，史称“戊戌选试”。从此，一批有文化的汉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此后，开始任用汉族幕僚和儒士，使统治阶层的人才结构，得以改善。蒙古族人也开始逐渐汉化，陆续融入华夏民族。
但是，据 《元史·选举志一》记载：每当科举考试，“ 蒙古 、色目人作一榜， 汉 人、南人作一榜。” 录取比例和条件明显不同。另据明朝叶子奇 所著《草木子·克谨》记载：元朝前期，“台省（中央部门和各行省的）要官（主要领导）皆北人（蒙古人以及色目人）为之（担任）， 汉 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被选任者），不过州县卑秩（次要职位），盖亦仅有而絶无者也（意为：仅仅作为可有可无的点缀）。”
元朝统治阶级还动辄惩罚汉人和南人。如《元史.刑法志一》说：“诸汉人、南人投弃（被招降而后逃离的）宿卫士，总宿卫官辄收纳之，并坐罪（论罪惩处）。”
蒙古帝国作为马上民族，惯于征战。尤其占领中原（北方）尝到甜头后，他们又以辽阔富庶的华夏中原为后盾，并不断征集其人财物力，向周边各国拓展疆土。
史书记载，蒙古帝国曾先后发起过三次轰轰烈烈的“西征”。
一是公元 1222年，蒙古帝国曾派速不台和哲别等将领，从撒马尔罕出发，经过今伊朗高原北部，进攻杀掠高加索三国（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之后，又越过太和岭（今高加索山脉），抵达钦察（位于俄罗斯南部），期间攻占不少国家。并向西进军到今乌克兰西部的德涅斯特河，之后折转围攻基辅。并于1223年攻击伏尔加河中上游的保加利亚；最后渡过伏尔加河东返中亚。1225年蒙古回师后，因西夏不配合西征，成吉思汗又率归师灭掉西夏。成吉思汗将新拓展的疆土分封给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台分别建国管辖；让四子拖雷领有蒙古本土。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后，先由幼子拖雷监国；后由三子窝阔台继位大汗。
二是公元1235年，窝阔台汗命拔都、贵由与蒙哥、速不台等，发起二次西征，又先后攻占钦察草原、基辅罗斯等各公国与匈牙利、摩尔达维亚、波兰、立陶宛大公国、波西米亚与捷克、斯洛伐克、摩拉维亚、威尼斯 ，以及原南斯拉夫地区、保加利亚第二帝国、拉什卡、神圣罗马帝国等中东欧各国，攻占了东欧的北部与中部广大地区。
三是公元1252年，蒙古大汗蒙哥（成吉思汗之孙、拖雷之子、忽必烈之兄）派其弟旭烈兀西征。1258年，西征军攻陷巴格达（今伊拉克），灭阿拔斯王朝。1259年旭烈兀征叙利亚，1260年攻克大马士革（叙利亚首都）。此后，除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地区以外，西亚、中亚、以及中国北部，均已处于蒙古帝国的控制之下。
此外，忽必烈建立元朝帝国后，曾先后出兵两征日本、两征安南（今越南北部）、两征缅甸；并先后将高丽（朝鲜、韩国）、安南、缅甸等国，纳入元朝帝国的控制之下。
公元1292年，忽必烈又派史弼等征讨爪哇（今属印度尼西亚），适值葛郎国（也属印度尼西亚）叛乱，爪哇国王的女婿遣使投降元朝。元朝遂派兵帮助爪哇国招降了葛郎国。但葛郎国假意投降后，不久却夹攻元朝，元军兵败撤回。
忽必烈去世后，元朝逐渐走上了由盛到衰、最终覆亡的道路。这一过程仅持续了70余年。究其原因：
首先是元朝统治者内部，争夺帝位异常激烈。据史书记载，元朝中后期，仅在公元1307年（大德十一年）至1333年（元统元年），短短26年间，就更换了九任皇帝。帝位纷争、自相残杀的局面，一幕紧接一幕，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元朝帝国的统治基础。
其次是自然灾害频发。据《元史》和《明太祖实录》等史书记载：元朝末年，仅山东发生水旱灾害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黄河与淮河流域水患尤为严重。而且水旱灾害与蝗灾、瘟疫等同时发生。元朝末期至正元年到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41—1366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黄、淮河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 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 “连年饥馑，民不聊生。”“禾不入地、人相食”(详见《元史.五行志》《元史.顺帝本纪》等)，
在水患严重的同时，大面积蝗灾也频繁发生，《元史.五行志》记载，从至正元年到至正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九次。其中河北大名路，至正十二年 有“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达十五次；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孽读聂nie）生盈道”（被逃荒抛弃的孩子充满道路），“军士掠孱（读产chan）弱以食”（掠取怯弱的被抛弃孩子充当食物）。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详见《元史.顺帝本纪》《元史.五行志》等)
据《明太祖实录》和《山东通史·明清卷》等记载：元末明初，华北地区又陷入了鼠疫的流行时期。不仅有大量人民和兵士死亡，而且连蒙古皇帝、皇子等也有很多人被传染而死，因此造成华北人口大量减少。直到明初洪武年间（公元1368至1398年），瘟疫才逐渐平息，前后持续十几年，有些村庄人口几乎死绝，老百姓称之为“洗人烟”。
战火兵焚与水、旱、蝗、疫等以上种种接踵而至，广大百姓非死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详见《元史.顺帝本纪》等)。直到明朝，又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为县，或者撤并。如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下府；洪武十年，又把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者，“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详见《明太祖实录》)
再次是农民起义爆发。由于统治者不能体恤民众疾苦，只顾一味横征暴敛，导致民变纷起，社会矛盾激化。元朝末年接连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和“红巾军起义”，敲响了元王朝的丧钟。史书记载：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江苏、安徽、湖广等地，就接连爆发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尤其是元惠宗强行征调治理黄河的十五万民夫的加入，使起义队伍空前壮大。后来形成了以韩山童、刘福通为首领的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 郭子兴、朱元璋领导的安徽濠州起义， 彭莹玉、徐寿辉领导的湖北蕲州起义，以及江苏泰州张士诚、两湖陈友谅、浙江台州方国珍等，领导的几路较大起义队伍。
元朝为挽救危亡局面，尽出其精锐与起义军决战，战争极其激烈残暴。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见《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见《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见《元史·顺帝本纪》)。元军和部分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见《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剩十八家（见《明太祖实录》等）。
经过多年混战，旧的起义首领大都战死或投降。最后由朱元璋统一领导的起义军队，先后平定收编了各路农民军后，又将元朝主力击溃，最后北逃塞北（今内蒙）、漠北（今属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新疆、内蒙交界一带）。
公元1368年，朱元璋的大明王朝宣布建立后，为彻底消灭“北元”（即北逃的元朝末代势力），又先后发动了六次北伐战争。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明军横跨戈壁至捕鱼儿海（今中蒙边境贝尔湖）击溃元军，俘虏八万余人。不久，元朝最末一代皇帝天元帝，被阿里布哥（拖雷第七子）的后裔也速迭尔杀害，北元灭亡。
2、金元统治下的人民大逃亡
自金国灭掉北宋（公元1127年），到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公元1368年）；北方游牧民族金、元两国，先后统治中原，后来元朝一度统一中国。前后二百四十余年间，轮番厮杀的长期战争和游牧民族的野蛮统治，给宋朝时期已高度发展的中原农业社会经济和处于上升阶段的东方先进文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毁灭性打击。
从此，使华夏中国从世界巅峰地位跌落下来，逐渐转向衰落！这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历史劫难！虽然明清时期又曾一度出现复兴迹象，但最终仍然落后于世界新兴主流舞台。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又险遭西方列强瓜分！
追根溯源，金元游牧民族占领并统治中原的二百四十余年，应是祸根早已种下。
试想，抗日战争历时仅八年，中国死难与牺牲的军民总人口约二千余万人，伤残与失踪的军民总人口约三千余万人，造成的难民总人口约九千五百万人。而与那段二百四十余年的苦难历史相比，时间长度相差三十倍，期间人民所遭受的劫难，更可想而知。
所以，华夏中原大面积无人区的造成，并导致明朝初年的大移民，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历史记载：自公元 1126年(宋钦宗靖康元年)正月，金国的虎狼之师攻至黄河北岸，太上皇宋徽宗即率亲信匆匆南下江淮暂避。自此，京都汴梁及其周边地区的士族世家与黎民百姓，便纷纷南下避乱。不久，金军攻破京都汴梁，将徽宗和新上任的钦宗二帝掳走，中原失陷。“靖难之变”导致的国破家亡，引发人心恐慌，全国震荡。先后又有大批士族世家，及溃败将士与随军家属（北宋实行募兵制，世代当兵称为“军户”，家属随军），随着残余朝廷及官府人等，一路逃亡江南。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北民南迁的移民高潮。
这次人口大迁移，主要南迁苏南、浙江、湖北、四川等地，后来又扩散到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南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大量尚未开垦的可耕地，吸引了大批渴望安居乐业的北方各地人民，大批贵族、官员、士民涌向南方荆湖、两浙等地，归于南宋。有史书说：“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以至“建炎（公元1127—1130年间）之后，江、浙、湘、湖、闽、广（来自）西北流寓之人遍满”。
由于敌情紧迫，匆忙逃亡，一路上因饥寒、伤病、累困等，倒毙于路途者，不计其数。
此后，据史书记载的类似大迁移，还有多次。如：
公元1141年 (南宋绍兴十一年,金国皇统元年),宋金达成和约，划定疆界，禁止招纳对方人员，从此北民大量南迁告一阶段。在此前的十余年中，大约有至少500万北方移民定居南方。到1172年时，金国与南宋对峙局面缓和之后，金国逐渐放松了对汉人的高压政策，经济也得到较快恢复，部分思乡心切而留恋祖居地的南迁人口，有的又开始返回北方，史称“壬辰北渡”。
公元 1211年(金国大安三年，蒙古成吉思汗六年),蒙古军队开始进攻金国，先后攻破河北、河东、河西、山东九十余州府，官兵、士民被俘掠者无数。
公元 1214年 (金国贞祐二年，成吉思汗九年),迫于蒙古帝国的军事威胁，金国将都城从中京（今北京）迁到南京汴梁（今河南开封）；除皇室、官府外，亦组织“军户”南迁，安置到河南、陕西、甘肃等地。河北、山西等地的大量平民，也随之迁到黄河以南，史称“贞祐南渡”。
公元1232年—1234年,南宋与蒙古联合灭金，北方人民大批迁入荆襄、四川和淮南等地。金国天兴三年（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是年河南严重饥荒，人民又纷纷迁往收成相对较好的黄河以北，垦荒就食。
公元1237年—1243年,蒙古军队在四川、湖北等地发动进攻，导致当地大量难民东迁到江陵府（今湖北荆州）和鄂州（今武昌）一带。
公元1276年—元末明初,元军攻入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掳走南宋恭帝以及皇室、臣僚等数万人。不愿降元的大臣陈宜中、张世杰、文天祥等，拥立赵昰（读夏xia，恭帝庶兄）为帝（即宋端宗），走水、陆两路到达温州，旋入福建。此后，南宋残部50余万人进入广东。至1279年，抵抗失败，死亡者数十万人。幸存的十余万人，或流落海外，或隐匿江南、广东各地。
据史书记载：到公元1218年，南宋与金国的人口总量约8060万 人。而此时的北方人口与南方人口的比例，已由原先的8︰2，变成了2︰8。
随着北方大量劳动力和先进垦殖技术的南迁，原先的“蛮荒之地”大都变成了“鱼米之乡”，在风俗习惯上南北方互相融合，经济上南强于北的局面完全确立。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和吴松弟《南宋人口变化原因及其分析》认为，自1234年金国灭亡后，到1279年南宋灭亡，在这长达45年的蒙宋战争中，仅造成的南宋人口损失大约在1000万至1500万之间。
如白寿彝《中国通史》记载，元军攻克常州后，实行屠城，“城内外积骸万数，至不可计。井池沟堑，无不充满。仅余妇女婴儿四百（人）而已”。
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襄、郢（今湖北）、东西淮（今河南、安徽、江苏淮河流域）之地，是宋元长期对抗作战的地区，战争破坏十分严重，出现“土旷民寡”（地多人少）。宋元之间长期争夺的又一地区四川，纳入元朝版图时，“土著之姓十亡七八，户口凋零，生意萧条”。直到元朝中期，仍“遗墟败棘，郡县降废几半（降格或废置的接近半数）。”（详见王磐所著《农桑辑要》等）
元朝对于江南的征服，自始至终伴随着血腥的杀戮。如元朝大将阿里海牙经略两湖，留下了不少残酷杀戮的记录。而另一元朝大将伯颜，在长江下游，也一度由于“利财剽杀，是致降城四壁之外，县邑丘虚，旷土无民”。江西闽浙一带，亦因元军“左翦左攘，数年未平，迭经战争残破。”
其中尤以四川为烈。由于蒙古大汗蒙哥，于1259年在攻打四川合州的“钓鱼城之战”（在今重庆市合川城东钓鱼山）中，受伤后死于军中。后来元军再次攻打四川期间，为报复而实行疯狂的大屠杀，仅成都战后，就积尸（堆积的尸体）多达140余万具。四川人口从嘉定十六年（1223年）的259万户，下降到了1290年的20万户左右，下降幅度超过90%，可见境况之惨。
战争中的大屠杀，加之随后长期相伴的瘟疫与饥荒，导致大量人口减少（包括死亡或逃亡）。尤以原金朝境内和南宋之四川地区，更为惨重。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烈的空前浩劫。
据当代学者葛剑雄教授考证，1234年金朝灭亡后，原金朝统治区仅有大约200万户，1050万人；与26年前1208年的金朝人口5360万相比，仅剩19.5%。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军完全扑灭四川抗元势力后，在1280年的户口调查中，四川仅有人口15.5万户，77.5万余人；只有蒙古入侵（1231年）前的2.38.%。
到元朝中后期，尽管朝廷十分混乱，但社会相对稳定下来，经济和人口也都有了较大发展。据当代学者赵文林、谢淑君考证，元惠宗时期的1351年，为元朝的实际人口峰值；估计总人口大约8758·7万人。
邱树森、王颋在《元代户口问题刍议》中，估计元朝有20%的人口没有纳入登记。到1340年时，元代实际户口最高峰值曾达1990万户，近9000万人。因为元末的战乱，人口再次减少，到1368年元朝灭亡时，只有1300万户，6000余万人。
现代学者王育民认为，元朝实际人口峰值在1351年前后，有2765万户，大约达到1.2359亿人。
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观点，中国元朝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实际人口大约达到1亿人。
当时世界总人口，在公元950年—1200年期间，从2.5亿增加到4.04亿，其中宋、金（含西夏）公元1200年总人口，约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33.66%。中国总人口从1083年的一亿，增加到1120年的一亿三千二百四十万。除此之外，排位第二的拜占庭帝国，在1025年总人口约1200万人。(以上引用数字，仅供参考)
3、宋金元时期的宋氏人物与播迁
北宋时期,河南宋氏后裔宋偓（读握wo，河南洛阳人）；祖父宋瑶，唐朝末年，官至天德军节度使，兼中书令（中书省长官，宰相之一）。到五代十国时期，父亲宋廷浩，娶后唐庄宗之女义宁公主，曾历任石、原、房三州刺史，后与叛军作战而战死。据《宋史。宋偓传》记载：宋偓十一岁，就因父亲的功绩荫庇，封为殿直侍奉官。后来娶永宁公主，被封为驸马都尉、右金吾卫大将军；授昭武军节度使，镇守滑州。
正值五代十国末的战乱时期，后周（公元951年—960年）统一中原，宋偓归降了后周，被封为左监门卫将军。史称：他武略胆识超人，曾为救后周世宗柴荣，射杀猛虎“一箭而毙”。
自赵匡胤（宋太祖）代后周称帝后，宋偓升任忠武军节度使、定国军节度使。他辅佐赵匡胤在平定太原、幽州等战役中，立下了战功。被加封右卫上将军、同平章事（宰相），加爵邢国公。宋偓死后被追赠侍中，谥号“庄惠”。
宋偓的长女嫁与宋太祖赵匡胤，被封为皇后，即孝章皇后。宋偓的幼女，是著名宰相寇准的妻子。宋偓的儿子中，有长子宋元靖，官至供备库使（掌管国库的长官）；次子宋元度，官至供备库副使；三子宋元载、四子宋元亨，同时官至左侍禁（武官，又称忠训郎）、閤（读合he）门祗侯（朝廷礼官，掌朝会典礼仪等）。史称：宋偓家族“近代贵盛，鲜有其比”。宋偓家族作为三朝国戚，成为当时著名的河南宋氏望族。
但是，由于太祖赵匡胤在位十七年、年仅五十岁就突然暴病驾崩，留下了“烛影斧声”这一大历史疑案。其弟赵光义随即继位为太宗后，虽然尊奉孝章为“开宝皇后”，但在孝章皇后年仅四十四就郁郁去世后，不仅不按皇后的礼仪治丧。亦不与太祖合葬；而且对宋偓的后人不予重用；种种不公平待遇，使宋偓家族后人逐渐淡出。后来史家多有评论 ，认为太宗赵光义薄情寡义，并为孝章皇后鸣不平等等（详见《宋史》《续湘山野录》等）。
宋朝江夏宋氏，是隋朝迁居江夏安陆（今湖北安陆县）的京兆宋氏一支；其后裔宋圯（读异yi），后来又举家迁居雍丘（今河南杞县），曾任荆南节度推官（节度使的辅佐官，掌管刑狱等）。宋圯长子宋庠、次子宋祁，于北宋天圣年间，兄弟双双考中同榜进士。史书记载：本来以文章策论和殿试成绩，皆以弟弟宋祁为第一名。但后来朝廷审议时，认为弟弟名字列榜于兄长之上，有失封建礼法；因而才改为宋庠为第一名状元。所以，兄弟双状元之名，曾轰动京城。后来，宋庠官至工部侍郎、枢密使（掌管枢密院，负责军国政要机密等）；兵部尚书（兵部相当于国防部，尚书即部长）、同平章事（宰相）。封莒国公；并以加司空衔退休。死后追赠太尉兼侍中，谥号“元宪”。 宋庠之子宋充国，官至太中大夫。他的孙子宋乔年，字仙民；官至集贤殿修撰、开封尹、河南知府、陈州知府、龙图阁学士。死后谥号“忠文”。
宋祁官至吏部侍郎、龙图阁学士、左丞（副宰相）兼工部尚书（工部为中央掌管工程、水利、交通、屯田、园林、工匠等机构，尚书即部长）等职衔。死后谥号“景文”。 宋祁次子宋师贤，在抗击金兵入侵中，以军功授荥阳卫屯军总督。北宋南渡后，他多次要求出兵收复失地，但不被采纳。后来携家定居常州东南塘门，教子读书。
宋朝时期，还有赵州平棘（读几ji；今河北赵县）人、广平宋氏后裔宋绶、宋敏求父子，皆名垂青史。宋绶官至河南知府、工部侍郎、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参知政事（副宰相）；并先后授龙图阁直学士、资政殿大学士等职衔。死后追赠司徒兼侍中。谥号“宣献”。宋敏求官至亳州和绛州知府；龙图阁直学士等职。死后追赠礼部侍郎。
另有河南滑县人宋瑄，系广平宋氏、唐朝著名宰相宋璟的后裔；明朝文渊阁大学士宋讷的曾祖父。元朝时期，曾任河北和江南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即元朝行省的最高长官），死后追赠中奉大夫（朝廷文职散官，四品）。宋瑄之子宋寿卿，元朝时官至户部尚书（朝廷掌管财政、税赋、户籍、民政等长官，尚书即部长）。死后追封魏国郡公，谥号“忠肃”。
另据《广平中坜宋氏族谱》记载：北宋至南宋年间，扶风人宋哲曾到丹阳（今江苏丹阳）做官；后举家迁居广平。其后人有宋军等兄弟七人；其长房、二房的后人又分别迁往北京、山东等地；三房、四房及其后裔，分别迁往河南、浙江、四川等地；六房后裔迁居金陵（今江苏南京）；五房、七房迁居江苏宋家埠。后来，七房后裔又迁居江西吉水；再传数代后，至宋元东一辈，移居赣州（今江西瑞金县）。宋元东生四子，长子新惠移居浙江；四子新恩移居广东；后来分别形成浙江宋氏一支和广东肇庆宋氏。次子新悠移居江西雩都县（今于都县）；三子新思移居福建莆田；于明洪武元年迁往广东惠州永安县；后传至五代宋震一迁居嘉应州（今广东梅县）。从这一家族的迁徙情况，从中可以看到北宋、南宋及金、元时期，宋氏家族播迁流布的缩影。
另据《宋史》记载：宋高宗赵构渡江南逃建立南宋期间，北方宋氏族人，尤其士族世家和“军户”官兵家属人等，跟随南迁的比较多。他们大多移居于江南苏、浙、杭一带；后来又陆续迁移到“两湖”（湖南、湖北）和“两广”（广东、广西）等地；使南方宋氏族群，得以迅速扩展。
据相关文献资料记载，北宋鼎盛时期，全国宋姓人口约有8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1%；排第十六位。其中陕西、河南、河北、四川四省，约占全国宋姓总人口的67%。其次山西、山东、浙江三省，约占全国宋姓总人口的16%。其中陕西是宋姓人口第一大省，约占全国宋姓人口的19.4%,占陕西总人口的4。当时全国形成了秦川、冀豫和黄淮三大中心的宋姓人口集聚区，并主要集中分布在北方地区。南宋时期，情况有所改变，南方宋氏人口逐渐增多。但由于战乱南北阻隔，具体统计数字不详。
4、明朝时期大移民
（公元1368—1644年）
上文提到：自金国灭掉北宋（公元1127年），到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公元1368年）；北方游牧民族金、元两国，先后统治中原，元朝一度统一中国。前后二百四十余年间，轮番厮杀的长期战争和游牧民族的野蛮统治，加之黄河水患、旱灾、蝗灾、瘟疫等灾荒接连发生，给宋朝时期已高度发展的中原农业社会经济和处于上升阶段的东方先进文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毁灭性打击。最低人口峰值时期，中国人口比最高峰值大约下降了40%以上。
明朝建立后，地方官吏纷纷向朝廷报告战后各地的极度荒凉情境。《明太祖实录》说：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积骸（尸骨）成丘，居民鲜少”； “累年租税不入”。由于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着大明王朝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也” 。于是采纳了国子监祭酒（掌管国家最高学府的长官）、文渊阁大学士宋讷和户部郎中（相当于司长）刘九皋等人的奏议，开始推行“山西填山东”、“山西填河南”、“山西填河北”、“陕西湖北填四川”、“江西填湖北”等大移民战略和计划。因朱元璋年号“洪武”，史称“洪武移民”。
据史书记载，大明王朝还先后组织了如：“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徙“沙漠遗民”屯田北平；徙江西农民于云南湖广等等。故史称“太祖（朱元璋）时徙民最多。”同时，为了巩固边防，明初在长城一线设立了称为“九边”的9个军镇；并在国内其它战略要地，也设立了许多驻兵设防的卫、所，仅明初洪武朝三十一年，即增设卫所达136处。为了解决边防军的粮饷问题，明初又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戍边；史书上说：“于时，东自辽左（辽宁东部），北抵宣大（今河北宣化至山西大同），西至甘肃，南尽滇蜀（云南、四川），极于交趾（今越南北部）；中原则大河（黄河）南北，在兴屯（兴办军屯、民屯）矣。”史书上说，仅迁往云南屯田戍边的移民，就多达四五十万。
明初最为著名的“山西洪洞大槐树”大移民，更是规模浩大，波澜壮阔，影响深远。据《明史)、《明实录》等史书记载，洪洞大槐树大移民，涉及移民主要来源地有山西太原、平阳、泽州、潞州、沁州、汾州等府州的51个县（当时山西共有70余县）；直接迁移到中原地区的山东（当时泛指太行山以东的山东、北京、河北、河南等地）、江淮（主要指江苏、安徽等局部地区），涉及498个县。
据安介生所著《山西移民史》等记述：由于元末山西地区的特殊地理环境，而受战争影响极小。加之在王保保（扩廓铁木耳）等官府的有效治理下，政局相对稳定，经济繁荣，人口稠密；加之外来避难者众多，后期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矛盾等等，从而为明初大移民储备了丰富的人口资源。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山西人口有四百多万，而山东、河南二省的总人口共计不足二百万。仅明初山西各类形式的外迁移民，在册登记者累计约达二百余万。相传涉及812个姓氏，其移民后裔，目前总人口超过亿人。
所谓“洪洞大槐树移民”，由于其地处山西东南部，临汾盆地北端的重要交通枢纽，北通幽燕（河北、北京）、东接齐鲁（山东）、南达秦蜀（陕西、四川）、西临河陇（黄河河套、甘肃）；洪洞县北关的广济寺，又是唐宋以来的重要驿站。明朝政府在这里设局派员，作为当时移民汇合的其中一个集散中心，后来竟成为了明初大移民的代表性标志。当时，明朝廷在洪洞县城北贾村驿旁的广济寺（寺旁有大槐树），设立移民局，在这里集中登记造册，确定安置地点，发放川资凭照（安家补助和划拨土地凭证）；然后集中编排队伍，统一开拔上路。
如当代学者葛剑雄教授所说：“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张青所著《洪洞大槐树移民志》认为：“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时间，实际上应该从北宋末年、宋室南迁开始（开始是逃难式迁移），到明朝洪武、永乐形成高潮（官府移民），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叶。历时自宋徽宗元年（1101年）至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约700余年的时间”。但以官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则主要集中在明初洪武、永乐期间。
另据史书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由于太子朱标早亡，他的嫡长孙朱允炆继位，史称“建文帝”。由于建文帝登基之初，即强行推行“削藩”（即削弱各地强势藩王的权势），从而引发诸位藩王的反抗。燕王朱棣（朱元璋第四子）于建文元年(1399年)，便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反抗朝廷，史称“靖难之役”。至建文四年六月，南京城破，以朱允炆自焚、朱棣夺权登基皇位而结束，历时4年。双方投入了几乎所有能够动员的全部兵力，从北平（北京）到南京，反复争夺厮杀，造成兵民死伤无数，出现了许多新的无人区，后来不得不进行二次移民。
据《明史》记载，燕王军队在战争中，抢掠屠杀极为严重，尽管朱棣称帝后，对此讳莫如深，但仍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如“燕军掠（河北）真定，顺德、广平、大名”(见《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今河北高碑店市境内）一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等等(见《明史.成祖本纪》)。
由于中原地区受“正统”思想影响较深，官民皆视朱棣为“反王”叛乱，而自发帮助朝廷军抗击朱棣的燕军。因此，燕军所到之处，对朝廷军与广大百姓“杀无遣漏”。据河北、山东等地一些族谱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相传当燕军打到冀、豫交界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顽强抵抗，燕军就把这一带杀的只剩胡、刘两家。
另据山东临清县寨村于光绪四十年所修《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所以，经过四年“靖难之役”的血腥杀戮，又使刚刚安定下来的中原地区，重遭劫难，出现了许多新的无人区。朱棣登基后，又不得不开始二次大移民，以填补新的无人区。加之朱棣决定将明朝都城，自南京迁往他的封地燕国北平（北京）；于是，从明太祖营建的应天府（南京）、开封府、以及中都凤阳等当时的三大都市中，迁走大批皇室成员、文武百官、兵士仆从、以及工匠、艺人、脚夫及其眷属等，充实扩建新的京都北平。因朱棣年号“永乐”，史称“永乐移民”。
据《明史·食货志》、《明太祖实录》、《续文献通考》等记载：从朱元璋洪武初年，至朱棣永乐15年，在近50年的时间里，先后官方自山西等地大规模的在册移民有18次；其中明洪武年间移民10次，永乐年间之后又移民8次。
1、1373年(明洪武六年),徙山西真定（今河北正定）民屯凤阳。九月，迁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云内等州边民8238户、39349口，迁入中立府（今安徽凤阳）淮河以北各地。同年，在河南、四川、湖南郴州、陕西绥德、甘肃庆阳、辽东瑞州等地，都有移民行动，主要迁入京师、河北等地，具体数目不详。
2、1376年(洪武九年)十一月，迁山西民无产业者约五千人于凤阳屯田，遣人赉（赠送）冬衣给之。还从山东兖州，江西九江、饶州（江西鄱阳）等府，迁民约九万于凤阳府境地。
3、1380年(洪武十三年)五月，山西民为军户者二万四千余户，悉（全部）还藉为民。
4、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八月，迁山西泽州（今晋城）、潞州（今长治）等地人民，于河南彰德（今安阳）、归德（今商丘）、太康（今周口）和河北真定（今正定）、山东临清。同时，从陕西、湖北等地向四川移民，此后，向四川移民约八十万。江西向湖北黄州、武昌、德安、汉阳、沔阳、荆州、襄阳的移民，约八十七万。
5、1389年（洪武二十二年）九月，迁山西贫民于北平大名（今河北邯郸）、广平（今河北永年）、山东东昌（今山东聊城）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余顷。十一月，又迁山西民于河南彰德、卫辉、归德和山东临清、东昌等地。
6、1389年(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山西沁州（今山西长治西北一带）民张丛整等一百一十六户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都督佥事徐礼分田给之。”同年，从安徽往江西移民四十余万。
7、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 从山西向河南、河北、山东迁589户，迁入徐州府三千人。同年，从江苏南部和江西饶州（今鄱阳）、徽州（今安徽）两府向扬州府迁民二十三万，向淮安府迁民二十万。
8、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 八月，“冯胜、傅友德率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今属内蒙鄂尔多斯）等地。计平阳（今山西临汾、运城境内）选民丁九卫，太原、辽（今山西晋中一带）、沁、汾（今山西吕梁一带），选民丁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
9、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 ，“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宣告）山西民愿迁居彰德者，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徒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其后移民数目不详。
10、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至此，山西迁入河南的民众约93.4万人。从山西迁往山东青州、济南、莱州、登州府的人口约63.4万。（以上迁移的起始时间不详，应是对洪武朝部分山西移民的累计数字）。同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二万六千六百人往塞北（指长城以北）筑城屯田。另从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地迁入山东青州（齐长城以南）5.6万人。
11、1402年 （惠帝建文四年）九月（有说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其实洪武仅三十一年止；是年六月惠帝建文已城破自焚而亡。此时应是朱棣所为，只是当年尚未改元，又不愿使用建文年号，故说洪武三十五年）,经户部遣官核实，已迁山西太原、平阳、泽州、潞州、辽州（今山西左权县）、沁州（今山西沁源县）、汾州（今山西隰县）各府、州丁多田少或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充）实北平各府州县。又迁山西8卫军人及眷属于北平各地。具体人口数目不详。
12、1403年(永乐元年)八月，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其余有罪俱免，免杖（免除杖刑）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今河北卢龙县）等府州县为民种田。礼部奏请：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布政司（省府），就本布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皇上全都批准）。
13、1404年（永乐二年），徙山西太原、平阳、泽州、潞州、辽州、汾州、沁州万户（充）实北平。迁洪洞民六万人于顺德府（今河北邢台）诸县。迁入真定（今河北正定）府柏乡县的550户，主要来自山西长子、屯留、襄垣、黎城等县。迁入河北南宫县400余户，主要来自山西高平、长子等县。
14、1405年（永乐三年），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充）实北平。四年，从山西、山东、湖广等地郡县迁（官）吏214人于北京，李懋等吏（永乐之前的旧官吏）言：愿为民北京。（朝廷）户部给道里费（旅途和安家费）遣之（派人护送）。
15、1407年（永乐五年）,迁山西平阳府、泽、潞二州及山东登、莱二州民五千户于北京上林宛（居庸关一带），牧养栽种。
16、1414年（永乐十二年）,迁山西等处流民，及各地罪囚当迁谪（发配）者1647户，8148口于隆庆州（今北京延庆）。
17、1416年（永乐十四年）,迁山西、山东、湖广民约2300余户于保安州（今河北涿鹿）和隆庆州。
18、1417年（永乐十五年）,迁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县贫民于北京、（河北）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地。
据史学界推算评估，明初山西在册移民约200多万人（不算以上重复累计数目）；除山西之外，还从其他省的个别或局部人口稠密地区，也征调了部分移民，迁往无人区或地广人稀的地方安置，移民人口总数大约也在二百多万。而其他不在册的移民、包括未经移民当局签发证照，自行迁移的所谓“流民”，也非常多；具体数目难以计算。据《明朝大移民与山东村落的重构》等书籍记载，中原地区一带、特别是山东、河南二省，有半数以上的村庄，是明代新建立的
在明初“洪武移民”和“永乐移民”之后，各地移民又相继发生多次。据史书和方志等记载，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居住在河南、山东、河北三省交界处、黄河故道上的二十余万流民，因河溢横流，多转徙于荆襄地区（今湖北）。河南、山西、山东、四川等地的流民约十余万人，流入汉中（今陕西西南部）地区。
又如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年号，宣宗为永乐之孙，其父仁宗在位仅二年驾崩）,河南南阳一带聚集的流民不下十余万口。所谓“流民”就是在洪武年间，未经过移民当局签发证照，自行迁移，且未在当地落户入籍的移民。
明宪宗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荆襄地区（今湖北）发生了两次流民起义，朝廷派军队镇压，有近百万人被遣返原籍，五十多万人自行散往各地。后来流民又重新聚集，朝廷在襄阳府（湖北）、汉中府（陕西）和河南南部一带安置近四十万。明朝中后期，江西、广东一带的流民多次“叛乱”，流民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此外，自明太祖朱元璋颁布《教民榜文》，鼓励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同时也带动了小手工业和商业。从明代前期，全国开始大量引种棉花，织布棉纺业已普遍成为家庭副业。同时与此相匹配的是商业资本和商人的活跃；如明朝徽州商人、苏州商人、山陕（山西与陕西）商人、江西商人等崛起，以长途贩运为主的“商帮”，也带动了人口的流动和迁移。
另据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剑雄教授所著《中国移民史》和山东民俗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民俗学硕士生导师刘德增教授所著《山东移民史》等记载：明初大移民最多的省份山东，有历史记载的移民，先后有大小七八个批次。
一是山西大槐树移民；目的地主要分布在东昌府（今聊城市辖区，因与山西交界，是当时移民中转站）、兖州府西部（今菏泽一带）、济南府南部（包括今泰安、莱芜、济宁部分县市）、青州府南部（齐长城以南包括今潍坊、临沂、日照等部分县市）；还有登州府（今蓬莱一带）一少部分。
二是河北枣强移民；枣强实为山西移民迁往山东的中转站，因为枣强也是元末明初的重灾区，枣强又与山西、山东（德州）距离较近而成为交通枢纽和重要驿站，自洪洞至枣强再到德州，是当时移民干线；其移民目的地主要分布在青州府北部（齐长城以北包括今淄博、潍坊、滨州部分县市）、济南府北部（包括德州部分县市）；覆盖今济南历山区、章丘市、商河县、长青县、垦利县、利津县、广饶县、博兴县、沾化县、邹平县、惠民县、寿光市、安丘市、沂源县（南麻）等十多个县市区。当地曾流行民谣“要问老家在那边，直隶省的枣强县。”作为“枣强县中转”的移民，与笼统说“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意思相同。只是有的“习惯成自然”，最后真的也把自己当成了枣强县土生土长的移民后代了。
三是苏州阊门移民；阊（读昌chang）门是苏州古城之西门，通往虎丘方向，乃商业繁华地区。《苏州市志》记载：洪武五年，迁苏州阊门一带富户百姓，至苏北沿海与沂州、莒州一带。一说朱洪武为打击商业投机；一说为活跃山东商业经济；这部分移民，主要迁往今日照、临沂二市的日照、莒县、莒南、临沭、郯城、苍山、沂水、沂南等地。
四是四川铁碓臼移民；铁碓（读对dui）臼，即舂米场（一说是俘虏与犯人的劳改场所），有来自成都、奉节、绵阳、酆都、德阳等地的四川移民，在此集中汇合（类似洪洞大槐树），然后一部分迁往今山东莱州、招远、昌邑、高密、平度、即墨等地。
五是云南和“小云南”移民；目的地主要在今胶东半岛的沿海军事要塞灵山卫（今青岛）、鳌山卫（今威海）、雄崖所、浮山所、海阳卫等地，进行戌边屯田。据《山东省地名志·行政区划、居民地卷》等文献记载，山东有一百多个村庄，五十五个姓氏来自云南，主要分布在青岛、威海、烟台一带；其中即墨、平度最多。据考证，这部分移民，分别来自旧云南的乌撒卫（已划归贵州省）和号称“小云南”的云南祥云县、以及云州（今山西大同）南部的三个地方。其中乌撒卫（今属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移民，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云南分设十四卫，乌撒卫是其中之一。此后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又设鳌山卫于青岛即墨，同时又设立了威海卫，成山卫、灵山卫、以及雄崖所、浮山所、海阳所等于胶东半岛至青岛等沿海要塞。来自乌撒卫的军户移民，应为卫、所的军队官兵及其眷属，属于各卫、所之间的调剂和换防（一说因内乱被远途贬遣）。而“小云南”祥云县，即今云南省祥云县；因祥云县古称“云南县”，后来因与云南省名相重，改为祥云县，所以民间俗称祥云县为“小云南”。“小云南”这批移民，可能与乌撒卫移民属于同一时期。此外，还有一部分族谱上自称是“云南大槐树”移民的人，则是来自云州以南地区（今山西大同）的山西移民，他们也号称“云南移民”。从西南边疆云贵高原迁来的移民，有一项特殊的民俗，即死了人要举行一种送魂回归云南老家的仪式，名曰“送盘缠”；须在村头十字路口举行，亲人参加，由主持人宣读“过关文书”，祭奠后连同纸马（配纸扎马夫）、“盘缠”（冥钞、衣物、被服等）一同焚烧；儿子还要站在凳子上哭喊：“爷啊（母死喊娘），向西南，西方大路，苦处使钱！”并连喊三遍，谓之“指路”，说是防止死了的人迷路。其仪式各地大同小异。只是这种仪式，后来在山东各地逐渐普遍流行开来，现在已经难以根据是否举行这种仪式，来区别是否是云南藉移民了。
六是越南交趾移民；据当代著名学者易中天教授所著《客从何处来》记载，明初所设“交趾布政使司”因故撤消后，其官员、军户及其眷属，被发送到今青岛一带落户入籍。“交趾”，古时泛指五岭（广西、广东）以南，包括越南北部和东部滨海一带。史书记载，明初有越南权臣黎季犛（读黎li，又名胡季犛，越南胡朝开国皇帝），篡夺了越南陈氏王朝的政权，应陈王朝请求，明成祖朱棣命将军张辅、沐英等统兵讨伐黎季犛。擒获黎季犛后，朱棣下诏改越南为交趾布政使司（相当于省）。二十年后，因越南局势恶化，明宣德二年（1427年），朱棣的孙子、宣宗皇帝朱瞻基，宣布撤销交趾布政使司。期间，有大量交趾人流亡中原。部分交趾官员、军户及其眷属，被发送到今青岛浮山一带。从宣德七年（1432年），一名叫陈复宗的原交趾籍官吏，在给明宣宗皇帝的奏折中，曾提到一批交趾籍官员、军户，被安置在河南、山东一带的情况。与宣宗时期安置交趾籍移民的时间，大体吻合。
七是运河移民；明初将元朝已淹堵停航的京杭大运河（北京到杭州），经过疏浚修复通航之后，主要来自山西的晋商和来自安徽的徽商，大量涌入沿运河开展漕运（用船进行的水上商业贩运），并在运河山东段的东昌（今聊城）、临清、德州、济宁、台儿庄等码头附近落户入籍，成为一批有特色的商业移民。
据史书记载，由于先期移民安定后，其地广人稀的优势，又吸引了投亲式再移民。相传明初移民若干年头后，广大移民大众逐渐安顿下来。由于地广人稀，加之连年风调雨顺，移民百姓的温饱得到保证。从而回乡探亲等活动也逐渐增多。因此又吸引了许多故乡的少地或无地农民，自发投亲移民。恰如后来的“闯关东”一样，通过投亲靠友，引来更多同族或亲友移民，使新的移民人口不断壮大。另一方面，随着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又随之出现了人多地少等新的问题。因而，又引发了移民子弟再移民的现象。
如纪连海先生所著《历史上的刘墉》中记载，刘墉（即刘罗锅）的祖上，是江苏徐州府砀山县（后划归安徽省宿州市）的大刘家村，元朝末年避难迁入江苏东海当芦村。明初移民到山东日照与莒县交界的甲子山西北的“喜鹊窝村”。于明英宗天顺年间，因家中发生火灾，刘墉祖上兄弟五人只好分头外出谋生。其中老二刘思源留守本地，其余老大刘承源迁往安丘，老三刘接源迁往邱前，老四刘续源和老五刘根源迁往莒县。若干年后，刘墉先祖刘思源的八个儿子，为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决定只留老四刘禧留守故土，其他兄弟七人分头外出谋生。其中刘福、刘禄同迁日照三庄乡刘家沟，刘寿迁刘家庄，刘诗迁大株洲，刘书投奔莒县的叔叔刘续源和刘根源；刘忠迁临沂，刘厚迁沂水刘家店。再后来，到清朝弘治年间，刘墉的高祖刘福，因避匪乱，又自日照三庄刘家沟，迁居诸城逄哥庄（今属高密市）；并从此定居于这里。
另据史书记载：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多半不理政事，或游乐嬉戏，或炼丹修道，追求长生不老。如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在位48年）后期，由于沉湎酒色（一说染上鸦片烟瘾）加之因立太子之争，竟与内阁怄气，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接见朝臣；史称“万历怠政”。并在民间大选嫔妃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在宫中养着十个长得俊俏的太监，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从而形成宦官把持朝政的局面，使明朝政治进入黑暗时期。
加之明代气候，进入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个寒冷期，长期寒冷干旱。明朝后期，灾情进一步加重。如天启元年（1621年）开始的旱灾，持续到崇祯十一年（1638），旱情进一步扩展，长达18年之久，遍及华北、华东、中南和西北地区。在连续发生旱灾的同时，又多次爆发蝗灾与鼠疫等严重自然灾害。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灾民纷纷离乡逃亡，引发社会激烈震荡。从而爆发了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大规模农民起义，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又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北方（长城以北）的人口大量迁入关内。崇祯十七年（1643年），吴三桂率部五十万众退守山海关。辽宁重镇广宁卫（今辽宁北宁市）失守后，辽人大批转移入关，数量达百万余，另有约几十万人逃往朝鲜半岛。
据《明史·食货》《中国人口史》等记载：明朝人口发展鼎盛时期，到明神宗万历年间，全国人口峰值曾达到约1·3亿至1·5亿之间。后来，由于灾荒与战乱连年发生，全国人口开始下降。到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时，全国实际人口约1亿左右。
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明朝初期，全国宋姓人口大约有54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57%；排名由宋朝的第十六位，下降到第三十七位。宋、金、元四百余年间，全国总人口大约增长了20%左右；而元末宋姓人口，却比宋朝鼎盛时期减少了30多万；应是人口减少最多的姓氏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南宋与金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侵占中原地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加上农民起义战争；从北宋到南宋、再到金、元以及朱洪武等起义军争夺天下，其时的战争与战场，主要长期集中在淮河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中原古老大姓的宋氏，其人口恰恰大多集聚在这一地区。除此之外，这期间又接连发生了几次大的灾荒和瘟疫，人口大量死亡或者逃亡；使这一带的许多地方，出现了大面积无人区，从而使整个中原北方人口比重大大降低，宋姓人口也随之降低。
在明初大移民过程中，限于当时的交通、通讯和社会经济等条件，除山西大移民和陕西、湖北填四川等大移民外，朝廷还采取了一些局部对局部的、近距离小型移民。如江苏迁山东（东南部），江西迁江苏（西北部）、江西迁安徽；以及采取军屯（即征调军队或地方武装及其眷属到边疆垦荒戌边）、民屯（由官府招募无地农民集体耕种官田或垦荒）等多种移民措施。后来移民区的许多地名叫“官庄”“官屯”或“某某屯”“某某营”等村落，就是由那时的军屯、民屯遗留下来的。
由于中国人存有浓厚的“安土重迁”传统，即一贯安于乡土，而特别看重搬迁，也不轻易搬迁的习俗。所以，明初推动移民，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据吴晗先生所著《朱元璋传》记载：“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腾），至于率吁众蹙（读促cu）。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劓，读异yi，割掉鼻子的刑罚）。意思是说：移民命令刚颁布，就引起民怨沸腾，以至政府采取恐吓胁迫手段，（对不服从命令的）威胁处以割掉鼻子的刑罚。
同时，明初官府还先后采取了“两丁抽一”（即兄弟两个必须迁走一个）和同族拆分（防止抱团反抗）；以及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等政策。甚至派出军队强行押送，防止半路逃回。以致出现了连移民大小便，都需要报告“解手”（即松绑双手）等问题。
据《明太祖实录》和《山东通史·明清卷》等记载：明初移民山东青州府辖区（当时辖潍州、莒州、胶州三个州；含后来划归升格后沂州府的莒州、蒙阴、沂水、日照等县）南部地区，约有移民20万人。
其中，属于山西籍移民青州府南部地区的，共约9万；另有河北枣强籍移民约2万，还有通过调剂其他地方的移民人口约2万（总计约13万）。他们先从山西太原东部边界的娘子关，进入河北真定府（现为石家庄市正定县），经河北枣强县，再进入山东青州府南部的各县各地。
其中，另自江苏海州（今连云港及宿迁部分县）移民青州府南部地区的人口，共计约有6万人。他们分两路行动；其中一路（西路）自江苏东海县北上进入山东沂州府（当时山东南部驻军重镇“沂州卫指挥使司”所在地；明初实行军政合一，以军管为主）驻地兰山县落脚后，通过领取“盘缠”（即移民补贴）和划拨土地的“官契”（即官方发给的土地凭证）等之后，再分配到沂水（包括沂南、沂源）和蒙阴县内各地。另一路（东路），自海州（今连云港）经江苏赣榆县，一路北上直接进入莒州、日照等辖区各地。
相传由于当时这里的部分地区瘟疫流行尚未完全解除，部分移民先期到达沂州府驻地兰山县后，先在这里落脚了一段时间。然后，根据当时同族拆分（防止抱团反抗）的政策，又被拆分到各县各地。
由于元末明初山东人烟极为稀少，加之当时地方基层组织普遍尚未建立，官府与驻军（当时以驻军为主）对大量移民的安置管理，极为粗糙混乱。以致出现了许多移民一再被辗转迁移的现象，从而导致同族移民相互失去联系，音讯隔断。这也是后来各地续修家谱时，普遍遇到的难题。
通过明初大移民，又经过明朝二百多年的稳定发展时期，宋姓人口得到较快发展。明朝末期全国总人口平均值约为9300万，而宋姓人口约接近80多万；从而又恢复发展到占总人口接近0·8%左右。当时，山东为宋姓第一大省，约占宋姓总人口的17.1%。宋姓人口在当时全国分布最为集中的省份是山东、江西、浙江，这三省宋姓人口大约占了宋姓总人口的46%，其次分布于江苏、山西、河北，三省又集中了约25%的宋姓人口。经明朝大移民后，全国重新形成了鲁冀晋、苏浙赣两大块宋姓人口集中聚居区。
5、清朝时期大移民
（公元1644至1911年）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即山海关）初期，由于受战争残酷影响，加之满清本身游猎民族特征，在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不仅充满了杀戮、甚至“屠城”等血腥，制造了不少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
据史书记载，满清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等早期首领，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他们进攻中一旦遇到抵抗，破城得地之后，即不分军民男女老幼，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殆尽。自清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清廷遣兵南下，即大肆屠戮汉人，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多尔衮曾代表清廷发布“屠城令”，并带领大军血洗江南、岭南。先后发生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等大规模惨无人性的大屠杀。尤其是四川地区，由于遭受张献忠叛乱和清兵入剿战争的严重摧残，全省大部地区的人口几乎灭绝，以致后来不得不进行“湖广填四川”的历史大移民，以填补那里的大面积无人区。
相传清军屠江苏昆山的时候，有妇女千人藏匿在昆山顶上。因有小孩啼哭被搜山清军发现，于是“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
清军入关第二年（1645年）4月，清军围攻扬州，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固守孤城。清军主帅多铎，先后五次致书诱降，许以高官厚禄，但史可法严词拒绝，并率军民浴血奋战，历七昼夜。于25日城破，军民大部壮烈牺牲。为此清军纵兵屠城，“十日不封刀”，先后八十多万汉人惨遭杀害。城破时史可法被俘，多铎又劝他归降，但史可法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公元1645年，清朝颁布“剃发令”，制订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强制规定。致使许多固守民族传统，认为“人之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详见《孝经》），而不愿剃发的汉族男子，遭到残酷屠杀。如江苏江阴人民还举行了“反剃发”起义，共推阎应元、陈明遇为领袖，提出“头可断，发决不可剃”，而惹恼了清廷，清廷先后调动24万大军攻城，江阴人民浴血奋战，坚守城池八十一天。但终因力量悬殊，加之粮食断尽，守城者全部壮烈牺牲。城破之后遭到清军血腥“屠城”，男女老幼被杀尽，青少年女性被掳走充当奴婢，有的被卖入妓院；致使繁华的江阴街市，遍地一片废墟。
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下诏，规定亲王以下宗室皆束金黄色腰带，以示宗室的尊贵和地位。“黄带子”成为皇族的别称。清廷规定，“黄带子”杀人不偿命，犯了法也只能交由皇家大内的衙门处理。大批无所事事的皇族子弟，欺辱滥杀平民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直到嘉庆年间，这一特权才被取消。
清兵转战烧杀37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据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先生研究推断，自1627年陕西农民发起义暴动，到1644年清兵入关，再到1682年吴三桂等“三藩”被平息，长达55年间，中国死于战乱的百姓超过一亿人。致使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清兵“屠城”所造成的极大恶果，一是导致中国敢于反抗的忠勇之士，几乎被杀绝赶尽。二是明朝刚刚兴起的工业化萌芽基础，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使中国从此落后于西方工业化经济的命运，几成定局。
清朝政权稳固后，急于解决的当务之急，就是向四川等广大无人区，大量移民；向被“屠城”后的广大城镇地区，就近调剂人口。
一是“湖广填四川”；据史书、方志等记载，自康熙七年（1668年）,清朝政府接受四川巡抚张德地的请求，朝廷扩大招募来川垦荒移民的范围，鼓励湖广等外省农民进川垦荒。康熙九年，又迁陕西移民进入成都。十年，川湖总督蔡毓荣，发布放宽招募民众入蜀者升官的条件，并延长对垦田者减免赋税的年限等；大规模的移民入川由此全面展开，史称“湖广填四川”。到雍正六年（1728年），户部（掌管土地、户籍、赋税、财政等）对移民授田方案进一步放宽。自此，广东、福建两省几乎每年都有成批百姓“挈伴入川”。至乾隆四十一年统计，四川接纳来自湖南、湖北、广东、福建、贵州、陕西以及江西、浙江、广西等地的移民，包括所繁衍的后裔人口，总量达到了623万。
二是“走西口”移民； 清朝通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休养发展，加上“种牛痘”等防疫措施的推广，人口死亡率大大降低，到乾隆末期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史称“康乾盛世”。但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尤其灾荒、战乱年间，大量内地贫民、灾民迫于生计，开始“走西口”、“闯关东”、"蹚古道"和“下南洋”，"赴台湾"（一说“赴金山”即大批劳工到美国旧金山等地以劳务谋生）,形成近代五次大的移民浪潮。狭义的“西口”，指长城以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河北独石口。“后西口”包括陕西北部的神木口，河北北部的张家口等地。“走西口”泛指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冀等地人民，涌入内蒙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鄂尔多斯、以及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罕省扎布哈朗特）和科布多地区（今分属蒙古国、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的四百余年间，上百万山西、陕西、河北人民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其中“杀虎口”还是通往外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西北丝绸之路”重要商道。“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不仅大大改变了内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将中原文化和先进技术带到了那里，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
三是“闯关东”移民；“闯关东”，本意是闯过山海关以东，后来泛指移民东北三省。满清统治中国后，东北满族居民大部进入内地，编为八旗。他们生活在广大汉人之中，逐渐采用汉语，并学习中原文化；同时满、汉之间开始通婚，出现了民族融合的景象。由于东北人口一直不多，清初满人倾族入关后人口更加稀少。但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并在辽宁境内筑起“柳条边”，严禁居民越界垦殖。同时又把东北作为流放犯人的场所，这些所谓“流人”，对东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十八世纪以来，由于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不顾禁令，陆续进入东北。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政府禁止中原汉人进入东北的禁令开始松动；期间，先后迁入辽东的移民约为90万，迁入吉林约30万，迁入黑龙江约11万。由于东北人口增加，经济繁荣，税赋也随之增加。清廷从中尝到了甜头；加之随着内地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到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终于正式宣布开放东北的呼兰河平原（今哈尔滨以北）；第二年又开放吉林西北草原；“由是民屯大起，直隶（今河北）、山东游民流徙关外者，趋之若鹜”。大规模的东北移民垦殖由此展开，民间称之为“闯关东”。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政府宣布对东北全部开禁，内地“闯关东”的人口迅猛增加。清代末年（公元1911年），东北三省人口增至2，900万。在短短的一百余年间，东北总人口增长了近30倍。从而，既减轻了关内人口增长的压力，又为朝廷开辟了一项财源；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充实巩固了东北边防。中华民国建立后，“闯关东”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断，到1931年“九一八”之前，估计年均迁入东北的人口在25到30万人之间。“闯关东”这一壮举，无论对中国人口地理、还是经济地理，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是“下南洋”移民；是指中国移民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南洋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国。而广义的南洋，还包含当今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诸岛。南洋是明、清时期开始使用的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其移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绝对多数。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其历史悠久，到清朝时期迅速增加；俗称“下南洋”。据《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早在西汉末年，一批逃避战乱的汉儒学者、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越南；南北朝“五胡乱华”时，中原人士纷纷移居印度支那（今越南、老挝、柬埔寨）；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尤其唐末黄巢起义攻占广州时，广东人大量逃往东南亚；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元灭南宋时，大批遗臣遗民也落难到此。明末清初，有大量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以及不甘清廷统治的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明亡后，高州、雷州、廉州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将及其家眷3000余人、战船50余艘到达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这块地方因此被称作“明乡”。1659年，跟随明末永历帝流亡缅甸的官兵眷属，有的逃亡暹罗 (今泰国 )，有的被安置在缅甸边远地方，今天缅甸北部的桂家与敏家等大族，都是这些官兵的后裔。由于“南洋”诸国地广人稀，加之当时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国王 )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葛剑雄先生所著《简明中国移民史》中推算：从1840年到1930年的九十年中，由闽、粤两省输出的流民每年平均十万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当今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二千万，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五百万人，华人约占75%，是海外华人占比最高的一个国家。大量的华人涌入东南亚后，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曾说：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马来诸邦之维持，专赖锡矿之税入……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就今日之马来半岛。” 华人在改变所在国的生活经济文化状况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东南亚华人中，先后涌现出了大批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慈善家、政治家等著名人物。东南亚华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如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泰国前总理他信是华人后裔；在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也是华裔；新加坡更是一直由华人掌握政权的国家。华人通过艰苦创业，积累了大量资本。他们把资金投向祖国近代工商业，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如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就是侨商陈启沅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民族火柴厂“巧明火柴厂”，由侨商卫省轩创设。据统计，从1862到1949年，华侨仅在广东、福建、上海三省市的投资企业即达25510家。
五是“赴台湾”移民；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年），明末将领郑成功在大陆抗清失利后，率部数万进军台湾。荷兰殖民军投降，台湾收复。郑氏政权鼓励民众垦田，并大量招徕大陆“流民”进入台湾垦殖。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 大批大陆移民开始迁入台中地区垦殖。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朝廷准许在台湾的有业居民，可回大陆原籍接走眷属去台湾；从而解除了对闽、粤（福建、广东）民众渡台之禁。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从福建泉州、漳州和广东潮州、惠州、嘉应州等地，迁入台湾的移民大约有90万人。咸丰初年，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清政府加快了向台湾移民的步伐。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台湾建省时，人口已达320万。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大陆约有200余万人迁台。
六是“蹚古道”移民；蹚古道，是指陕西与旧西康省（辖今四川甘孜、凉山、攀枝花、雅安和西藏东部昌都、林芝等地）、以及云南、西藏地区等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所开辟的陕康藏“茶马古道”。由于这条古道在国内经商侧重于茶马交易，出国则成了“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内地走向西亚、印度和东南亚诸国的一条重要陆上通道；所以又被学术界称为“西南丝绸之路。”自明朝后期从陕南到四川康定一带贩运茶叶开始，到清朝时每年茶叶交易扩大到数千吨。由于是用马帮驮运，途径秦（陕西）蜀（四川）、康（康定）、藏（西藏）、以及云南大理、腾冲等地，蹚出了一条条狭长古道，故称“茶马古道”。“蹚古道”不仅沟通了“丝绸之路”，与中外商人开辟了通往世界的商业大道；由于路途遥远，沿途设有众多驿站、仓库、护卫、汇兑（相当于后来的银行）、甚至加工销售集散中心等，需要动员组织大量人力资源为其服务；从而使大量陕商和川商以及随从人员等，从内地涌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打破了千百年来“汉不入番，番不入汉”的壁垒，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和各民族融合。
七是边疆移民；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在边外蒙古地区行商、耕田的山东（泛指太行山以东，包括河北、河南、安徽、江苏部分地区）移民，达数十万之多。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 ）,政府招募甘肃一带的贫民，向新疆地区移民。
据相关统计资料记载：明朝初期，全国宋姓人口大约有54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57%；排名由宋朝的第十六位，下降到第三十七位。宋元明600年间，全国总人口大约增长了20%左右；而宋姓人口却减少了34万；是人口减少最多的姓氏之一。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南宋与金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侵占中原地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加上农民起义战争；从北宋到南宋、再到金、元以及朱洪武等起义军争夺天下，历时逾二百年；战争与战场，主要长期集中在淮河和黄河下游地区；而宋姓人口恰恰大多集聚在这一地区。除此之外，这期间又发生了几次大的灾荒和瘟疫流行，使这一带的许多地方曾出现大面积无人区，使整个北方人口比重大大降低。
这期间， 宋姓族人也和其他古老的中原姓氏一样，遭受到极大摧残。而江南东南方和山西中南部地区的族群，开始逐步崛起，尤其部分未遭遇战乱和灾荒的地方，人口密度已相当稠密。所以，朱洪武建立明朝之初，面对全国极不均衡的人口形势，他采纳了国子监祭酒、文渊阁大学士宋讷等人的建议，开始推行以“山西填山东”的大移民战略和计划。
当时所说的“山西”与“山东”，是泛指太行山以西和以东的广大地区。如当时说的“山东”，除现在的山东省，还应包括现在的河南、安徽、江苏北部和河北南部、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区域。而那时说的山西，则包括太行山以西和以南的广大地区。这是大的方面。
此外，限于当时的交通、通讯和社会经济等条件，明朝初期，朝廷与地方政府还采取了一些局部对局部的小型移民。如江浙（江苏浙江）迁山东（东南部）、江西填两湖（湖南湖北局部）；以及采取军屯、民屯（即征调军队及地方武装和无地户，开垦边疆或官府掌管的荒芜土地）、“两丁抽一”（即兄弟两个必须迁走一个，多者不限）等政策。并准许他们携带家眷亲属，以开垦无人区和边疆地区。同时，对移民户，给予盘缠、补助，并在移居区划拨土地、馈赠农具种子和减免租税、夫役等，以优惠政策增强其吸引力。
后来移民区的许多地名叫“官庄”“官屯”或“某某屯”“某某营”等村落，就是由那时的军屯、民屯留传下来的。据史书记载：从洪武年间到永乐年间，前后历经50余年，移民18批，移民总人口超过400万人。
通过明初大移民，又经过明朝二百多年的稳定发展时期，宋姓人口得到较快发展。明朝末期全国总人口平均值约为9300万，而宋姓人口接近（有说超过）90万；从而又恢复发展到占总人口接近1%的顶峰时期。当时，山东为宋姓第一大省，约占宋姓总人口的17.1%。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山东、江西、浙江，这三省宋姓大约占宋姓总人口的46%，其次分布于江苏、山西、河北，三省又集中了25%的宋姓人口。全国重新形成了鲁冀、赣浙苏两大块宋姓人口聚集区。
从明末到清初，满清政府入主中原的同时，也带来了东北及蒙古等大片疆域，回归于祖国怀抱；不仅使国家疆土面积和人口大大增加。通过移民开发“北大荒”，“闯关东”又一次形成了“移民潮”。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当代宋姓人口在东北三省成为人口密度较大的省份，这可能与移民主要来自宋姓人口相对集中的山东、河北地区有关。
明清时期，随着航海业的发展，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宋氏族人，由于经商、游历以及灾荒、战争等原因，开始陆续迁移到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以及泰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居住。而山东、河北、江苏一带的宋氏族人，开始有人迁往韩国和日本，尤其韩国的宋姓家族比较兴盛，改革开放后，曾有来华寻根问祖的旅行团队。还有一部分，迁居于现在属于俄罗斯管辖的远东地区。
明清以来，由于社会相对安定，加之通过发明“种牛痘”等医学的推广，婴幼儿及青少年因“发牛痘”等造成的死亡，大大减少，人口发展较快，到清末民初（民国初年），全国人口已达到四亿。
在这期间，宋姓人口流动的程度和方向，与宋、金、元时期相比，有了很大区别。尤其是由东部、南部，流向华中、华北的回迁，已经大于由北向南的迁移。同时，流向西南的客家和流向东北三省的山东河北的垦荒屯田移民，也已形成重要的流动方向。
6、当代宋氏人口分布
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当代宋姓人口已达932万，排全国总人口第二十三位的中华大姓（也有二十二和二十四位等说法，主要是不同时期的统计数据不同所致）；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7%。当代宋姓人口以山东、河南、河北三省最多；约占宋姓总人口的34.3%多。其中山东约占14.4%，是宋姓人口第一大省。其次为四川、辽宁、黑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西、吉林、湖南九省；约占宋姓总人口的40.5%。宋姓人口所占单位面积密度最高的地区有：山东大部、河南东北部、河北东南部、辽宁大连、四川成都、江苏东部、吉林东北部和黑龙江部分地区。即鲁豫冀、苏皖、川鄂、东北四大区域。宋姓在华北、中原、沿长江中游省份和东北地区是比较常见的姓氏之一。
当代宋姓人口的分布频率，以宋姓人口单位面积看，密度最高的地区在山东大部、江苏北部、黑龙江局部、辽宁大连地区、四川成都地区，每平方公里的宋姓人口达到3．3人以上，有的地区甚至高达7人以上。宋姓分布密度示意图(见彩图)表明：密度最高的(3．3人以上／平方公里)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4．9%，宋姓人口大约214万；2．2-3．3人／平方公里的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9．8%，宋姓人口大约249万；1．1-2．2人／平方公里的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24．3%，宋姓人口大约356万；0．1一1．1人／平方公里的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40%，宋姓人口大约146万；不足0．1人／平方公里的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21%，宋姓人口大约7万。
当代宋姓人口分布很广，但不均衡。在晋冀鲁豫、京津、苏皖鄂北部、陕西大部、甘肃中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四川中部，宋姓一般占当地人口的比例最高，在0.81%以上，中心地区最高可达到2.2%以上，其覆盖面积约占了全国总面积的29%，居住了大约65%的宋姓人群。
在陕甘宁其他地区、内蒙古西部、四川北部和东部、云南北部、重庆、贵州、湖南北部、赣浙北端、苏皖鄂南部、上海，宋姓在当地人群中的比例约在0.54%一0.81%之间，其覆盖面积约占了全国总面积的22%，居住了大约23%的宋姓人群。
另有资料显示：宋姓在山东东部、黑龙江、吉林东北部一般占当地人口的比例最高，在1．4%以上，有的达到2．5%以上，其覆盖面积约占了全国总面积的5．6%；山东西部、晋冀豫、陕甘宁大部、苏皖鄂川大部、辽宁、吉林西部、内蒙古中东部，宋姓频率在0．7一1．4%，其覆盖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8%；云南、贵州北部、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江西、福建西北部、浙江大部、台湾东南部、青海东部，宋姓频率在0．35一0．7%，其覆盖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9．4%；宋姓在其他地区的频率不足0．35%，其覆盖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47%，其中频率不足0．1的地区占了28%。
据国家抽样调查，宋姓人群的血型分布，总的情况是：O型约占31．3%；A型约占28%．4；B型约占30．6%；AB型约占9．7 %。
迁徙分布
在商、周、春秋、战国一千多年中，宋氏一直活跃在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北方地区。汉晋南北朝时，宋姓已经播散于山西、陕西、甘肃、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等地。在隋朝以前已经分布在河南，湖北，河北，山西，陕西，江西，山东，甘肃，安徽，浙江等地。唐初，宋姓开始进入福建，四川和广西。南宋时期，赵构南逃，宋姓也跟着发展到浙江，江苏，湖南和广东，到清朝康熙年间，福建和广东的宋姓开始进入台湾。宋姓的主要聚居地有：京兆，西河，河南，扶风，广平，敦煌，介休，安众，长安，豫章，章陵，青州，沛国，钱塘，乐陵，五华，福州，梅州，潮州等。
当代宋姓的人口已达972万，为全国第二十二位大姓，大约占全国人口的0．81。从明朝至今近600年中宋姓人口由54万激增到近972万，近18倍之多。明朝的平均人口接近9300万，当代的人口按12亿计，人口增长了13倍。宋姓人口的增加速度高于全国人口的增加速度，近1000年宋姓人口增加率是呈"V"形态势。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山东、四川、河南、河北四省，大约占宋姓总人口的44；其次分布于黑龙江、安徽、江苏、湖北，这四省又集中了24。山东居住了宋姓总人口的15，为宋姓第一大省，占省总人口的1．6。全国形成了鲁冀豫、四川、黑龙江三块高比率的宋姓区域。在这近600年间，宋姓人口流动的程度和方向与宋、元、明期间有了很大的区别，尤其是由东部向华中、华北的回迁已经大于由北向南和东的迁移，同时，向西南、东北的移民已经成为重要的流动方向。
当代宋姓的分布频率 宋姓人口单位面积内密度最高的地区在山东东部、江苏北部、黑龙江、辽宁大连地区、四川成都地区，每平方公里的宋姓人口达到3．3人以上，有的地区高达7人以上。宋姓分布密度示意图(见彩图5．2．4A)表明：密度最高的(3．3人以上／平方公里)地区占国土面积的4．9，宋姓人口大约214万；2．2-3．3人／平方公里的地区占国土面积的9．8，宋姓人口大约249万；1．1-2．2人／平方公里的地区占国土面积的24．3，宋姓人口大约356万；0．1一1．1人／平方公里的地区占国土面积的40%，宋姓人口大约146万；不足0．1人／平方公里的地区占国土面积的21%，宋姓人口大约7万。宋姓分布很广，但不均衡。宋姓在人群中分布频率示意图(见彩图5．2．4B)表明：宋姓在华北、四川和东北地区是比较常见的姓氏之一。
宋姓在山东东部、黑龙江、吉林东北部一般占当地人口的比例达最高，在1．4%以上，有的地方达到2．5%以上，其覆盖面积约占了全国总面积的5．6%；山东西部、晋冀豫、陕甘宁大部、苏皖鄂川大部、辽宁、吉林西部、内蒙古中和东部，宋姓频率在0．7一1．4%，其覆盖面积约占了全国总面积的28%；云南、贵州北部、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江西、福建西北部、浙江大部、台湾东南部、青海东部，宋姓频率在0．35一0．7%，其覆盖面积约占了全国总面积的19．4%；宋姓在其他地区的频率不足0．35%，其覆盖面积约占了全国总面积的47%，其中频率不足0．1%的地区占了28%。
血型分布特征。根据抽样调查，宋姓人群的血型分布总的是：O型约占31．3%；A型约占28．4%；B型约占30．6%；AB型约占9．7%。
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北东南、四川成都地区、黑龙江、辽宁、吉林大部，是宋姓人口常见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14．7%。华北大部、四川其他地区、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陕甘宁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24．3%。其他地区为宋姓分布较少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