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汉朝时期
（约公元前206至265年含三国）
西汉王朝是建立在秦末战争的废墟之上。据有关专家学者推算，汉朝统一天下时，汉高祖（刘邦）元年（公元前206年)，全国总人口约1650万（或介于1500万至1800万之间），比周朝和秦朝鼎盛时期减少了近约1/2。经济上更是民穷财尽，甚至连皇帝的车驾，都凑不齐四匹一样颜色的马。开国大臣们只能乘牛车。
西汉建立后，奉行黄老哲学、无为而治和与民生息的政策，特别是“文景之治”期间的迅速发展，到汉武帝元光六年时（公元前129年），全国总人口又达到3600万。尤其是曾经遭受战乱最为严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时又恢复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在这六十年间，人口约增长了2.5倍，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繁荣富庶景象。
汉族，这个世界最大、最古老的民族，就是在这一时期正式形成的。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原战国时期各诸侯列国的文化，便相互渗透融合。到西汉时，在典章制度、语言文字、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方面，开始逐渐趋于统一，从而构成了共同的汉文化。汉族和周边各少数民族，都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成员。汉族由于人口众多，文明程度较高，在各兄弟民族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是历史发展和自然形成的结果。汉以后尽管朝代名称虽有变换，但汉族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地位始终未变。
西汉“文景之治”的盛世时代，给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汉武帝刘彻继位后进行的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政治上，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 汉武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下令诸侯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后代，诸侯国越分越小，其势力一步步被削弱），同时激励平民百姓通过建功立业可以升官或获得奖赏，从而不仅大大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也极大地调动了平民百姓建功立业的积极性，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文化上，废除了以“黄老学说、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开始重用儒家学说。并兼以儒、法、道、阴阳、纵横等各家学说，实行“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并逐渐成为中国历经二千年的主流思想。军事上，以彻底消除最大外患—--匈奴帝国为目标，重用卫青、霍去病等著名年轻将领 ，跨越千里大漠而大败匈奴，实现封狼居胥（意指在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的狼居胥上设立祭坛宣告北伐胜利），最远达到今天的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迫使匈奴残余势力向西狼狈逃遁。并降服中亚大国大宛，使西域诸国臣服；同时，收复南越、朝鲜，诸倭（当时对日本列岛众多小国的统称），使进贡通使于汉朝者，达三十余国。外交上，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首次开辟了“丝绸之路”， 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并引进良马、骆驼、香料、葡萄、石榴、苜蓿、胡麻、黄瓜、胡豆、胡桃等境外品种，成功移植中原，丰富了广大人们的生活之需。从而开拓了“北绝大漠（蒙古沙漠）、西逾葱岭（帕米尔高原）、东越朝鲜、南至大海” 的广袤国土，奠定了现今中华民族的地理版图。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霸主，世界第一大帝国。
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平定岭南后，除派驻军队戍边外，还先后向岭南地区进行了五次移民。另据《汉书》等记载，到汉元帝建昭四年（公元前35年)，汉朝的全国户籍人口共有12,233,062户，59,594,978人。已接近6000万人，达到鼎盛时期。这一人口总量，直到北宋英宗时期（公元1064至1067年在位）才被再次超过。期间发生的多次长期战乱，严重的阻碍了人口发展。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由于项羽占领秦国都城后，“屠咸阳，烧宫室，大火三月不灭”，使咸阳及周围地区几成废墟，人口大量逃亡 。西汉王朝定都长安后，为恢复发展京都及其周边地区，消除各地旧贵族豪强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统治，汉高祖刘邦采纳大臣娄敬“实关中”（即充实京都所在的关中地区）的建议，将关东（今陕西潼关以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豪强贵族势力，强行迁至关中，即靠近汉朝统治中心长安（今陕西西安）的周边地区。
史书记载，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十一月，“徙（迁）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进入）关中”；同时迁入的还有燕、赵、韩、魏列国的诸侯贵族子弟和世族大家，总人数约有10余万口。
又于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长陵（刘邦陵墓）建成，置长陵县，迁入万户。”从而，自汉初移民形成的京兆、西河、扶风等诸多姓氏郡望大族，大多就在此时，自东部地区西迁关中后，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汉朝还非常重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屯垦戎边，尤其是对河套地区（今分属宁夏、内蒙古、陕西；因黄河在这里向北、再向东、然后向南形成“几”字形，故称“河套”）、河西走廊（今甘肃西北玉门、瓜州、敦煌平原）、青海东部以及新疆中部等地，进行的大规模屯垦移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史书记载：公元前119年 (汉武帝元狩四年),又迁关东贫民72万余，迁往今内蒙古南部、山西西北部、陕西西北部、宁夏南部和甘肃中西部，即秦长城（故塞）内外以及河西走廊。随着移民的增加和农业的开发，在河西走廊陆续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
到公元25年(东汉光武帝元年),刘秀定都洛阳，又将关中及各地人口大量迁至东都洛阳，以巩固发展新设立的京都地区。刘秀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又将“各郡驰刑徒（犯人）迁至晋阳”（今山西太原）。
另据史书记载，到公元190年，东汉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公元189年至220年在位），在凉州军阀董卓（官至太师）的胁迫下，强行迁都长安（今西安），并将东都洛阳及周边数百万人口，一同强行西迁，途中死亡、逃散者众多，到达长安者数十万人。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投奔荆州牧刘表，迁至今湖北荆州一带。不久董卓被王允和吕布所杀，再次引发动乱，致使数十万人被迫东迁至今江苏一带，还有数万户进入四川，投奔益州牧刘焉等等。
据《新唐书·丞相世系表》等记载：宋微子（微子启）的第三十二世孙、秦末楚怀王上将军宋义，为战国末期楚国令尹（即宰相）；与将军项梁、项羽叔侄同时起兵反秦。楚怀王因功封宋义为卿子冠军，统帅义军。后来由于遭到项羽的嫉恨，宋义及其儿子宋襄（官至齐国相），同被项羽杀害。宋义、宋襄被害后，宋襄之子宋昌流亡于齐地（今山东北部），后来投奔刘邦，初以家吏（身边仆役管家）跟随高祖刘邦起兵，至荥（读幸xing）阳（今河南荥阳）升任都尉（州郡副职，也称郡尉；掌管军事治安等）；后任刘邦之子代王刘恒（即后来登基的汉文帝，其代国封地在汾州平遥、即今山西平遥县一带）中尉（汉朝为武官，掌管京师治安，后曾改称执金吾；而诸侯王国设置的中尉，职级相当于郡尉，掌管军事治安等）。史书记载：宋昌在辅助刘恒登上帝位的过程中，立下大功，因此被汉文帝刘恒视为心腹，加封为卫将军（掌管皇宫禁卫部队）、壮武侯。期间，宋昌族人，从河南楚地（原宋国土地后被楚国占领），迁居于西河介休（今山西晋中介休市）。自此，最早形成了著名郡望---西河宋氏望族。
“天下宋氏源于商，西河之地是郡望。”西河介休是宋氏郡望中最早的发祥地。今山西晋中介休市位于山西省腹地，太原盆地偏南，北与东北部分别与汾阳市、平遥县接壤，东南与沁源县毗邻，西南与灵石县相连，西北与孝义市相望。历代各地宋氏族谱，多有记载源于“西河堂”者。包括后来的京兆、扶风、广平等宋氏望族，无不源出于西河郡望。
《新唐书·丞相世系表》记载：“楚有上将军（宋）义，义生（宋）昌，汉中尉，始居西河介休。十二世孙晃（又名宋活），晃三子：恭、畿、洽，徙广平利人”。说明直到十二世后的广平宋氏始迁祖宋恭、宋畿（读机ji）、宋洽兄弟，皆是西河宋氏始迁祖宋昌的嫡传后裔。
宋昌的另一后人宋尚，于西汉成帝时任少府（朝廷九卿之一，掌管财政税赋及皇室事物等）。宋尚的儿子宋弘，在东汉光武帝时，官至大司空（与司徒、司寇合称“三司”；掌管土地、建筑工程等），封宣平侯。史书上说：宋弘文武双全，一表人才。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丈夫死后，看中了宋弘，便托光武帝做媒想嫁给他。但宋弘不愿抛弃结发妻子，对光武帝说了一句名言：“贫贱之知不能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而流传后世。《后汉书》列《宋弘传》名留青史。
宋弘的弟弟宋嵩，官至河南尹（东汉京都洛阳的最高长官）。史书上说他“以刚强孝烈著名”。他的儿子宋由，东汉元和年间官至太尉（掌管全国军队；也称大司马；相当于国防部长）。宋由有两子，长子宋汉，字仲和；官至西河太守、度辽将军、太仆（掌朝廷车马及牧场等）、太中大夫（掌朝廷谏议之职）。次子宋登，字叔阳；东汉时官至河南颍州太守、京兆尹、尚书仆射（尚书令的副职）、侍中（皇帝近侍大臣兼常备顾问）；因博学多才，史称“神父”。
相传壮武侯宋昌的后人中，先后有宋畴（读筹chou，又名宋畸）、宋登、宋平（又名次君）等三人，曾担任过京兆尹（汉朝将京都与京郊地区划归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个地方官府分别管理，称“三辅”。而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下》等记载：宋畴，曾任左冯翊之职；左冯翊属汉朝京都“三辅”之一）。自此，壮武侯宋昌家族，又形成了显赫的长安京兆（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宋氏望族。
还有一支，是西汉壮武侯宋昌的七世孙宋杨，他迁居于扶风郡（西汉时在今陕西西安西北，东汉时移至今陕西兴平县东南）平陵。史书上说他以恭孝称于乡闾（乡间邻里），不应州郡之命（不愿受州郡官府征召去当官）。他的姑母即明德马皇后（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汉明帝刘庄的皇后）之外祖母。《后汉书·章帝八王列传》 等记载：东汉章帝时，宋杨之女被选入后宫封为贵人，死后追封敬隐皇后。宋皇后生子刘庆，被立为太子。后来遭诬陷被废，改封清河王。到刘庆的儿子刘祜（读护hu），后来即位为东汉安帝时，追封宋杨为当阳侯。因此宋杨之弟宋衍、宋俊、宋盖、宋暹等世代为官，家族十分显赫；宋衍官至清河中大夫，被封为盛乡侯。
到东汉末年，宋杨的曾孙宋酆之女，又被册封为汉灵帝的皇后；宋酆官至执金吾（掌京师治安，西汉时称中尉），封其乡侯。自此，以宋杨、宋酆为首的当地宋氏家族，便形成了显赫的名门望族——扶风宋氏。
《后汉书·皇后纪》记载： 宋皇后（？―178年），扶风平陵人，汉章帝敬隐皇后的堂曾孙女，执金吾宋酆之女，为汉灵帝刘宏的第一任皇后。建宁三年（170年），入选掖庭，先封为贵人。建宁四年（171年），汉灵帝立宋氏为皇后。史书上说：“宋皇后亲与陛下共承宗庙，母临万国，历年已久，海内蒙化，过恶无闻。”但因不受昏庸的汉灵帝宠爱，并遭到后宫众多受宠嫔妃的嫉妒，便共同诬陷和诋毁她。加之宦官奸臣中常侍王甫专权，他诬陷并枉杀了渤海王刘悝及其王妃宋氏后，因恐惧宋氏是宋皇后的姑母，王甫便与太中大夫程阿一起编造谎言陷害宋皇后，说宋皇后用“巫蛊之法”诅咒皇帝，糊涂的汉灵帝便相信了。光和元年（178年），宋皇后被废黜，打入冷宫，不久忧郁而死。
《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记载：宋酆之子宋奇，官至执金吾，封濦强侯。宋奇娶侍中、长水校尉沛国曹炽之女为妻；因此与妻舅曹操相为挚友。宋酆父子及其兄弟家族，当时受宋皇后案株连者百余人，大多被下狱诛杀，从而使京兆宋氏遭到沉重打击。
此外，河南南阳安众（今河南邓县东北）人宋伯，在东汉光武帝初年，任五官中郎将（掌宫殿宿卫）。他的儿子宋均，官至九江太守、司隶校尉（掌管京城治安、刑狱等）、尚书令（掌朝廷凑章，宰相之一）。宋均的族弟宋京，官至辽东太守。宋京的儿子宋意，官至司隶校尉。宋意的孙子宋俱，汉灵帝时官至司空。这一家族，在河南当地也成为名门望族。
据史书记载：东汉至三国时期（公元25—265年）著名宋氏人物还有：宋忠（一作衷），字仲子；东汉末著名学者。南阳章陵（今湖北枣阳）人。东汉建安年间，荆州牧刘表立学官，求儒士，以宋忠与綦母闿等撰《五经章句》，称为《后定》；宋忠又注《周易》，有《周易注》十卷。名士王肃、尹默、李撰、潘濬等曾先后从宋忠受学。又著有《太玄经注》九卷，《法言注》十三卷等。此外，还有东汉末将军宋果（陕西扶风人）、将军宋宪（山西介休人），汉灵帝中常侍宋典、三国东吴大将宋谦、汉末西晋著名书法家宋翼（山西太原人）等。
另据《三国志》载：有（甘肃）敦煌宋氏宋建，乃陇西河首枹罕（今甘肃临夏）人，东汉末年在凉州起义，自称河首平汉王，聚集部下，建造宫殿，设置百官，长达三十馀年。东汉朝廷几度派遣大军讨伐而未果。据《进魏公爵为魏王诏》记载：“韩遂、宋建，南结巴、蜀，群逆合从，图危社稷。”公元214年，曹操命夏侯渊率张郃、张既等讨伐。围攻一月余城破， 宋建等被杀，其家族数百人几乎被杀绝。从而使敦煌宋氏望族受到严重削弱。
自公元9年，王莽篡汉建立新莽政权后，到公元25年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的十几年间，中原爆发绿林、赤眉起义，遍地烽烟四起，群雄割据混战，加之流寇作乱，造成大量人口逃亡。为躲避战火，北方大量士族及其依附人口，又一次向长江流域以南迁徙，致使华南地区人口升至占全国四成，而北方大部地区人口急剧减少。在此之前，由于黄河流域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人口发展稠密。当时以淮河、秦岭为界，华北人口约占比重超过85%，而那时华南人口尚不足15%。
据联合国有关组织推算，公元元年（即汉平帝元始一年）的世界总人口约2.7亿。 此时的汉代人口约占世界比例的21%左右。 在整个东汉王朝，人口数量最多的时期，是东汉和帝、顺帝在位时期（公元89至143年），那段时期的中国总人口，又恢复接近6000万。 自此，全国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 。
到东汉桓帝期间（公元147至167年在位），东汉朝廷曾经组织清查过全国的户籍人口，那时总人口约5600多万。 此后，由于朝廷腐败，加之连年水旱灾害和山东一带（古时泛指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现在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瘟疫流行，天灾人祸导致黄巾军起义，以及董卓之乱。从此，中国陷入群雄割据的战乱年代。
东汉末至三国期间的战乱，可以说是全面爆发，遍地烽烟，满目疮痍。如北方刚打完惨烈的“官渡之战”，南方又爆发了百万大军血腥四溅的“赤壁之战”。随后西北、西南都接连爆发战争。汉帝国的疆土之内，除了边远的西域之外，几乎全都被卷入了战争祸殃，无一幸免。遭殃的全国老百姓，几乎无处可逃。“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究其原因：
一是军阀战争。据《汉书》等记载：刘邦派人拉拢楚国的大司马周殷。周殷架不住刘邦的利诱，背叛楚国。他率领九江地区的军队去投靠刘邦的大将黥布前，屠杀了六个地方的军民，然后又和黥布一起对城父（今安徽亳州）进行了屠杀。最后只剩鲁地久攻未下，刘邦大怒，要调集各路军队，对该地进行血洗。
另据《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载：韩信的部将、宛朐（今山东菏泽市东明西南）人陈豨（读希xi），于公元前197年起兵反叛，刘邦命大将周勃率军讨伐陈豨，周勃纵兵屠灭了陈豨据守的马邑城（今山西朔州）；此后燕王卢绾叛乱，周勃又以相国的身份代替樊哙率军平叛，又屠灭了卢绾据守的浑都城（今河北宣化）。
东汉王朝是在篡权的新朝皇帝王莽死后，经历了21年的大混战而建立起来的。范晔在《后汉书·耿弇传》中说：“（耿）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说的是东汉开国名将耿弇（读淹yǎn），在跟随刘秀平定河北、齐鲁以及陇右等四十六郡的战争中，先后屠灭了三百座城池（当时全国设12州，共有大小城市700余座），而从未遭到过挫败。因此，耿弇号称“常胜将军”。
而东汉末期出现的军阀枭雄们，大都是漠视生命，滥杀无辜的奸雄。据史书记载，作为陇西军阀豪强和乱世枭雄的董卓，在乘动乱之际起兵勤王时，废黜了东汉少帝刘辩，另立年仅9岁的刘协为汉献帝后，董卓自封太尉、丞相和郡侯，从而控制了中央政权与军队，“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干尽了诸如纵兵抢劫京都富豪、屠杀大臣、盗挖皇家陵墓和公卿坟冢掠取财宝等大逆不道之事后；在山东各路豪杰和各州军队纷纷揭竿而起的讨伐声中；董卓惶惶不可终日，便挟持皇帝和群臣以及无辜百姓，强制迁都长安，以躲避锋芒。为了防止官员和人民留恋或逃回故都洛阳，董卓率军将整个洛阳城及其附近二百余里内的宫殿、宗庙、府库、村舍等大批建筑物，全部纵火烧毁。使昔日兴盛繁华的东汉京都洛阳城，瞬间变成一片火海与废墟，其凄凉惨景令人目不忍睹。
董卓为扩充军力，还不断派兵四处滥抓壮丁，从而导致大量百姓逃亡。而北方的许多军阀，在作战中还经常拿无辜的百姓做为“肉盾”，逼迫他们列入阵前，以阻挡敌人进攻，从而造成大量无辜百姓死伤多于兵士。
清末民初著名史学家、作家蔡东藩评论说：董卓“穷凶极恶，何其残忍乃尔？且屠戮富人，焚毁宫室，二百里内，不留鸡犬，虽如嬴政项羽之暴虐，亦未有过于是者。”《三国志通俗演义》有诗曰：“董卓迁都汉帝忧，生灵滚滚丧荒丘。狗衔骸骨筋犹动，乌啄骷髅血尚流。郿坞追魂凭李肃，宫门取命有温侯。奸雄已死戈矛下，直到如今骂未休。”
另据台湾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改朝换代的大混战，所造成的人口减少做了如下统计：
“首都长安与其余十六郡的人口平均减少77%。长安的人口战乱前为682000人，战乱后人口只剩下286000人，减少了58%；人口减少最多的西河郡（治所在今内蒙准格尔旗西南），战乱前有699000人，战乱后只剩下21000人，急剧减少97%；战乱前全国人口为6005000人，战乱后人口减少到834400人。也就是说共有5170600人死于改朝换代的战乱，这些人除了阵亡的将士和饿病而死者，其余皆被屠杀。”
又据《三国志》和《后汉书》等记载，曹操用人只讲才能而不论德行，常常重用无德之人，因此军纪极差。“官渡之战”曹操打败袁绍后，将投降的数万袁军将士全部坑杀。他曾下达军令，凡是“围而后降者不赦”，即包围后拒不投降的一律不予赦免而杀戮殆尽。
另据《三国志》《资治通鉴》《水经注·泗水》等记载：前太尉曹嵩（曹操之父）避难琅琊（今山东临沂），其子操（即曹操）令泰山太守应劭（读邵shao）前往迎接到他的驻军地兖州。曹嵩的财宝辎重有百馀车辆，路过徐州辖区阴平（今山东枣庄峄城）时，徐州牧陶谦的部将张闿（读凯kai）眼红曹嵩的财宝，便将曹嵩一家劫持到华县和费县边界（在今山东临沂西部）杀害，并劫掠财宝后逃走。曹操随即引兵攻击陶谦，先攻破广威（今江苏沛县东），又沿泗水直抵彭城（徐州驻地），陶谦兵败退守东海郡（今山东郯城）。由于陶谦得到青州刺史田楷的救援，曹操进攻受阻，转而攻取傅阳（又名偪阳，在今山东枣庄东南）、华、费、开阳（今山东临沂市区）以及虑（具体地址不详）、睢陵（今江苏泗洪）、夏丘（今安徽泗县）等地，先后攻破十余城。由于先前有京都洛阳遭董卓之乱的大量民众逃往徐州一带避难，所以徐州一带难民极多。曹操为报父仇几乎杀红了眼，大军所过之地鸡犬不留。史书上说“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尸体投入泗水河，使河水受阻）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保，指乡村），无复行迹（看不到行人）。” 曹操为报父仇，竟然杀害了徐州及其周边地区的男女老幼数十万人，尸体抛入泗水而阻断了河流，有五个县成为无人区。
二是瘟疫横行。东汉时期，由西汉后期“南匈奴”归附中原后，带来的“草原鼠疫病”，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不断扩散传染。后来导致西汉帝国灭亡的黄巾军大起义，导火线之一就是山东地区（古时泛指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现在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瘟疫泛滥，而激发的农民起义。直到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总结出了医学经典《伤寒杂病论》，并大力组织救治，施舍医药，才使大规模瘟疫得到遏制。从此张仲景被尊称为“医圣”。
三是灾荒频发。在东汉晚期，还出现了极其反常的大规模自然灾害。如东汉桓帝到灵帝的几十年里，北方大规模的蝗灾出现过5次，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几乎波及到整个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这么大范围的蝗灾，在日后的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唐朝开元年间及元朝末年的几次可以相比，堪称是“百年不遇”。史书记载：遮天盖日的飞蝗所过之处，所有草木、庄稼，被啃食殆尽，遍地几无绿色。与此同时，东汉最后的50年里，黄河有4次发生决口，长江流域的荆州与江东，先后发生了5次水灾。同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居住的草原地区，也连续多年发生大规模旱灾，北方少数民族为了躲灾，纷纷南下到中原地区请求内附，中国的人口迁移和南北流动，在这一时期开始渐成高峰。
而这时候，中国的自然天气，也进入了“反常”阶段，中原各地纷纷闹灾，比如豫州的旱灾，按照正史记载，先后饿死了300多万人。
另外，地震频发。东汉张衡之所以发明了“地动仪”，其中东汉中后期的地震频发，也是促使他研发“地动仪”的动力。据史书记载，东汉中后期地震发生的频繁程度，历史罕见。尤其东汉和帝、桓帝、灵帝、献帝时期，都曾爆发过大规模地震。而且震后又接连发生了水、旱、蝗灾。 连年战争与瘟疫泛滥，又加上地震、灾荒横行，从而造成东汉末期全国人口的急剧下降。
到公元221年，决定三国鼎足而立的关键战役“赤壁之战”后， 中国人口的下降程度，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如《三国志》中刘备的军师庞统，曾发出“荆州荒残，人物殆尽”的慨叹。
虽然各类史书列出的这一时期的人口数字出入较大，但人口大幅度下降的史实，无人否认，且令人震惊。如唐朝杜佑所著《通典》记录：东汉自黄巾之乱始，历经董卓之乱和军阀混战，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汉献帝建安初期，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人户所存，十无一二”。 按照杜佑《通典》里的说法，蜀国在公元223年刘禅登基时，人口只有90万；到公元263年蜀国灭亡时，四十年间人口仅增长到94万。而这一年平定蜀国的魏国，将魏蜀两国人口“通计”在内，即中国北方加上蜀地四川，一共人口是537万。而《晋书·地理志》里记载，吴国在蜀国灭亡时（公元263年）的人口共有230万。这样加起来约767万。当时有的统计没有计入军队和官吏人口，如果通算起来，三国的总人口，大约800万左右（也有文献资料说大约820万）。只相当于汉朝鼎盛时期总人口的13%左右。这与西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记载的，也大致相同。
而据近年出版的《历史不忍细看》一书考证：三国“赤壁之战”后，中国中原人口只剩下了140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简直就是“百不存一”了。当然，长期战乱导致的大量人口逃逸与隐匿于山林荒野，以及远走他乡的情况，也确实存在。加之中原以外许多偏远之地，乘中原战乱之机，实际脱离中原朝廷管辖而独立的情况，也不在少数。上述因素，也是当时人口统计难以把握准确的重要原因。
从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中国人口数量下降之大，人民非正常死亡之惨重，确实空前绝后，令人震撼。据说解放初期，一代伟人毛泽东在研读三国历史的时候，也震惊于三国人口惨遭骤减的惊人局面，发出了“原子弹不如刘关张大刀长矛”的感慨。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由于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促成了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在三国鼎立的形势确立以前，即各地军阀大混战时期，移民多为逃避战乱的流民，他们由战乱最烈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来，大部分向南迁至长江流域。移民中也有不少学者与士大夫阶层，后来多为吴、蜀二国招揽朝中，并委以重任；其中最著名的如诸葛亮、诸葛瑾、周瑜、鲁肃、张昭等。而原籍临淮（今安徽定远）的鲁肃（公元172至217年，字子敬，东吴著名军事家、外交家），曾号召部属说：“淮泗间，非遗种（不是繁衍生息）之地。吾闻江东沃野千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遂率领本族老幼及其子弟兵数百人投奔东吴，是为典型代表。另有一部分，则向北迁至长城沿线及辽东地区，其中移民中最著名的有管宁等人。
三国鼎立时期，为壮大己方实力，各国均招抚流民，并采取发展屯垦，给予一定优惠，尽量从境外招揽、甚至劫掠人口，以填充无人区，并扩充兵源赋税。如曹魏政权，把大批匈奴、乌桓人迁至内地；当曹操灭掉袁绍后，从户册上发现冀州（今河北一带）有30万人口，竟让他大喜过望。刘备在赤壁之战后，之所以不顾孙权有可能抄断他后路的危险，一心西进益州（今四川），与自己同属汉室后裔的刘璋争夺地盘，其中主要原因就是自己占有的荆州人口凋零，缺乏争霸的本钱。而孙吴政权，在大力向南扩张，除同化南方的“原住民”山越民族外，甚至还多次组织军队到苏北、淮南一带抢掠人口；甚至派兵到东南沿海和台湾，“得夷州（即台湾列岛）数千人还”。
除了争夺人口外，三国还不遗余力地实行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蜀、魏、吴三国都不约而同地出台了有关奖励生育和强制婚配的政策，甚至规定女子超过14岁和守寡妇女，如不嫁人，将面临罚捐和坐牢的惩罚。
汉末、三国时期，边疆少数民族人口的大量内附和迁入，在融合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民族矛盾，从而为随后的两晋南北朝发生的“五胡乱华”，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