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地域文化
3.城市的社会文化
近代山东在物质层面上的变化，必然影响传统山东社会的文化形态，推动山东在教育、科技以及社会等层面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从而促进新型城市文化的产生。
新政改革。清末十年，是近代山东城市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清末新政时期，在山东任巡抚的袁世凯、张人骏、周馥、胡廷干、杨士骧、吴廷斌、袁树勋、孙宝琦等人，尽管有的任职较短，但都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以及外交等方面努力与外国侵略势力做理性竞争，维护国权，增进国力，在促使旧制度向新制度转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山东城市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在清末推行新政过程中，山东第一个具有改革思想的巡抚是袁世凯。他于1901年9月在济南创办了一所山东大学堂，这是清末新政时期全国成立最早的一所大学。另一件事情是创办了山东省商务总局，并倡导各地商人成立商会。袁世凯倡办的这几件事情，直接推动了全省教育和经济改革事业的开展。袁世凯提出而没有亲自完成的计划，经过后任巡抚的努力也都实现了。巡抚张人骏在济南创办了武备学堂；继任者周馥开办了师范馆，开办了医学堂。在周馥的号召倡导下，山东71个州县的传统书院，1903年就全部改成了小学或中学。清末济南共创办中等以上学校14所，有山东省城官立自费师范学堂、山东省城法政学堂、山东省城农林学堂、山左公学、八旗奉直学堂、山东女子师范学堂、山东工业学堂等。这一时期，济南创建了山东图书馆、博物馆等。博物馆最大的是广智院，为教会创办。济南还建立了西式医院，这些医院最初是由基督教会设立。随着济南各方面的发展，城市人口亦不断增加。据1909年调查，济南市共有人口245，978人，到1911年增加到275，300人，两年增加了29，300多人。山东的巡警制度，亦为袁世凯任巡抚时建立。1905年，巡抚制度向全省推广，至1906年，已有98州县陆续开办，共有警兵6000余名。
新式教育。辛亥革命以后，中央政府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倡导以培养公民道德为主的教育宗旨，废止尊孔读经和奖励出身,取消体罚和贵族学校,禁用清朝学部颁行的教科书,规定编撰颁行灌输民主共和观念和科学教育的教材,推广女子教育和社会教育,倡行男女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鼓励私人办学,促使全国近代教育体制迅速形成并日趋成熟起来。至20年代初，济南的近代学校教育体制已基本臻于完善。“有政府、私人、传教士或教会机构开办的各类学校。政府兴办的学校种类齐全；私人开办的学校有小学和中学；教会学校则从幼稚园到大学都有”（A.G.Park:Social Glimpses of Tsinan.）。济南的社会教育也逐渐兴起。1914年，全省共有63县成立了通俗讲演会（所）。1915年，为统一经管全省社会教育事宜，济南设立社会教育经理处，直隶省教育厅。这一时期济南私立社会教育机构有武术传习所、通俗教育研究会、通俗教育讲演所、评书词曲社、农民讲习所、易俗社等。除政府和私人开办的社会教育机构外，一些基督教会组织或所设机构，也为济南的社会教育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广智院和基督教男、女青年会。
德国占领胶澳期间，德国海军当局要把青岛建设成为“模范殖民地”，“特别重视为中国人开设学校”。他们在租借地内办有公立小学26所，名曰“蒙养学堂”，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学制五年，所学功课，中西混杂，第一年读《三字经》、《孝经》，第二年读《论语》，第三年读《大学》、《中庸》，第四、五年读《孟子》。此外还有地理、历史、博物、修身、算学等课程，亦分年而设，惟德语设在四、五两年。除了德国殖民者当局开办的公立学校外，德国殖民者也致力发展青岛的医疗卫生事业。在城市建立方面，德国人重视规划，因而使整个青岛的城市建立有条不紊，和谐统一。但也无庸讳言，德国人的这种规划也贯穿了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20年代末30年代初，青岛的教育及各类社会事业发展迅速。中国收回青岛后，短短五年时间，先后设立各类中高等学校9所，另有新设教会中学2所，青岛医院附设医学校1所，合计为日占时期八年新设学校的四倍。30年代初，医疗卫生事业中公立市立医院下设六个分院，三个诊疗所；私人及教会团体设立的医院达四十余处，具有相当规模的即有二十余家。
民国前期，烟台的学校教育呈现出与济南、青岛等城市明显不同的特点。有几所学校颇具实用性、先进性。其一是华洋丝业联合会创设的蚕丝学校。开办以来，为烟台及胶东各县柞蚕业的发展，为山东丝业的生产和改良，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二是毓璜幼稚园附设的师范训练班，先后为全国各地培训了数十名高水平的幼教教师；其三是启暗学校，该校在全国是第一所开设最早的聋哑人教育学校，开近代中国聋哑人教育之先河，数十年间培养了数百名聋哑儿童，使他们能自食其力。后又在全国各地发展了十余所聋哑学校，为近代中国聋哑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人文研究。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德、英、日殖民主义者的入侵，统治者强化实行“中体西用”、“西学为用”的政策，使山东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产生了剧烈的碰撞与融合，山东文化经历了艰难缓慢地近代化过程。
20世纪初，一部分接受了近代西方文化教育和影响的山东出国留学生，开始高扬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旗帜，突破儒家传统道德蕃篱，投身于反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践斗争。山东学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生力军。以傅斯年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积极地参与了现代中国新文化的创造。最初，他们以“欧化为是”，全面引进西方文化，全盘式反对传统。然而，在新文化的创建中他们很快发现，仅靠西方文化的移植不能代替中国文化的重建，文化重建必须还有本土的精神资源。因此，他们既吸纳西学，又不放弃国学；既批判儒家思想中的腐朽内容，又不赞成“全盘西化”，主张以西方社会教育思想研究中国社会，兴办新式教育；主张以中西结合的方法研究齐鲁文化；主张以西方哲学返本开新建立新儒学体系。成为以西学治国学的积极实践者。
在山东学者的努力下，近代山东人文学术研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山东学人在向儒家伦理道德展开挑战与批判的同时，投身于文化革命洪流，从事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成为当时激进主义风潮中的新青年代表。山东文学在《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诗、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蒲学、敦煌学等教学与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就。山东史学研究完成从古代传统方法向近代化的转变，同时又开启了向现代化的过渡。如经学和诸子学的研究、齐鲁史学的研究、山东文化遗产的抢救与新整理、山东方志的编纂等。其中，扭转重视儒学研究的传统，致力研究诸子学，特别是墨学，使经学诸子学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在考古学方面，对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打破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为中华古文明本土起源说提供了确凿证据。
近代以来，山东汇集了一批国内一流学者，人文学科教学与研究人才荟萃。何思源、傅斯年、牟宗三、梁漱溟、钱穆等学贯中西的新学者形成了新儒学学派，被称其为“新儒家”。老舍、杨振声、闻一多、游国恩、王统照、沈从文、张怡荪、萧涤非、台静农、黄孝纾、赵太侔、梁实秋、洪深、田仲济、关德栋以及外文教师赵少侯、孙大雨等，为山东的文教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宋书升、孙乃昆、柯劭忞、吴金鼎、张默生、栾调甫、焦振之、傅斯年、顾颉刚、梁思永、王献唐、丁山、杨向奎、童书业、张维华、路大荒以及外籍学者明义士（加拿大）、河濑丰四郎、增田贡原（日本）等著名学者，在山东史学、考古学和遗产保护等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山东近现代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基本建立起来，如哲学、政治学、法学、军事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教育学、语言学、文字学、文学、艺术学等。此期间山东还成立了不少的专门研究机构，如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济南泺源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等，以及学术团体，如社会科学研究会、山东古迹研究会、女道德社、烟台慈光社、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文化农村服务社、齐鲁书社、励新学会和各学校的读书会等，对近代山东学术研究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推动和帮助作用。
科技进步。近代西方科技的传播，推进了科技与社会生产实践的结合，山东科学技术在进入近代之门的同时，也出现了众多的近现代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他们的科学创造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王锡恩晚年创立绘图日食新算法，受到国际天学和数学界重视，有“当代世界六大算学家之一”的称誉。郭永怀为解决飞机速度突破“声障”，实现超声速飞行，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为国际力学界的普遍认同。如铁路工程学陈西林、劳之常，化工专家孙颖川，生物学家秦耀庭，建筑工程专家吕彦直、张鎛，植物学家刘慎谔、吴素萱，铁路桥梁专家王洵才，西医外科专家于复先，麻纤维专家鄷云鹤，动物学家刘承钊，水利学家张含英，林学家王正，地理、海洋学家刘恩兰，力学专家刘先志，海洋生物学家朱树屏，公共卫生学专家王福溢等，他们在各自相关的学科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为国家、为民族的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5.城市的文化艺术
伴随着山东商业化和近代都市化进程的迅速加快，山东的新闻、出版以及各项文化艺术亦获得了新的发展。
新闻与出版。济南开埠后，创办报刊也成为一种新的风气。在新闻方面，周馥于1903年创办了济南最早的一份报纸《济南日报》，作为山东地方政府的官报。1905年至1911年，先后又有《官话日报》、《山东官报》、《白话报》、《山东国闻报》、《齐鲁公报》、《法政杂志》、《益闻新报》、《济南捷报》等报纸杂志创刊。有关资料显示，济南民元以来，为适应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各种报刊几度蜂起，共计曾刊出日报30余种，期刊10余种，杂志2份，合计各类报刊杂志近50家。由于中央和地方政治局势的变动或经济相互竞争特别是民众阅读能力等原因，1924年还有报纸19种。清末至1914年前后，济南的各种书店一直维持在9家左右，较稳定的有商务印书馆分馆、山东官书局、艺德堂等数家。20年代中期，各类书店已达19家之多。出版印刷业这一时期亦颇发达，先后总计达30家。其中规模较大，设备、技术先进者，首推张宗昌督鲁后创办的官纸印刷局。
日德占领时期，青岛“无所谓新闻事业”。20年代末30年代初，先后发行了《胶澳月报》、《青岛公民报》、《青岛时报》、《贫民自治报》等20余种各类报纸，出版有《观象月报》、《海岸半月刊》、《天文报告》、《教育半月刊》、《铁路月刊》、《农村生活周刊》、《乡村建设月刊》、《警务旬刊》等20余种刊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青岛的文化事业迅速发展。
文明戏与革命文艺。“五四”运动以后，欧洲戏剧传入中国，现代话剧兴起。20年代初，济南已有“文明戏”演出。受新文化运动思潮影响，1929年正式成立山东实验剧院，演出的话剧有《阔人的孝道》、《湖上的悲剧》、《一只马蜂》、《父归》等，主要演员有崔嵬、魏鹤龄、田烈、陶金等。1929年6月，设在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公演新剧《子见南子》，引起孔氏家庭的不满，酿成震惊中外的事件。1933年，济南进德会内设鲁声话剧社，演出《阿Q正传》、《天明了》、《民族魂》、《屠夫》等剧。山东省政府在泰安设立的山东省立民众剧场，演出了田汉创作的话剧。
30年代，许多演剧社用文学艺术作品团结人民，鼓舞人民，积极投身民族解放运动洪流。青岛大学于1932年成立的话剧组织“海鸥剧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青岛分盟小组为加强抗日宣传而建立的外围组织。演出过影响甚大的街头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在此期间，济南晔晔剧社演出日文译本《婴儿杀害》、《父归》和俄国契诃夫的《蠢货》，并赴上海演出。齐鲁大学剧社用话剧形式演出了《打渔杀家》。韩复蕖主鲁期间，成立的山东省立剧院，排演了历史剧《鸦片战争》《岳飞》等。抗日战争胜利后，济南市新民话剧团改名为山东话剧团，演出剧目有《夜光杯》、《第二代》、《春蕾》、《清宫怨》、《水仙花》等。此外，济南还有山东青年剧社、昆仑剧团、青年剧社、正气剧团等，有的剧团演出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丑态的《群猴》、《升官图》等。此外，烟台、潍县、泰安、济宁等地也有业余话剧组织，经常演出。
市井文化与传统文化。在城市文化的发展中，还有许多建在社区、街区的活动场所，成为官吏、市井文人和百姓的文化消遣和文化创作之地。如清末，烟台就建有会仙茶园、庆丰茶园、德桂茶园、群仙茶园、瀛州茶园等，在这里经常上演京剧。从民初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济南、青岛、烟台及省内一些中等城市亦先后修建设备较为完好的剧场。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马连良等分别在此演出过。晚清至民国时期，群体的书法篆刻活动，多半依附于各种画社、书画社等团体进行。民国时期，全省有很多经营文物、文具、书画的店铺，经营者大都是书画家、篆刻家或爱好者。如著名画家俞剑华在济南开办的翰墨缘，此外，济南还有文郁斋南纸店、历下画社、萃宝斋等等。至30年代初,“潍县经济地位之重要，胶济沿线，首屈一指”。潍县此时期先后开业两家大戏院、一家电影院，文化界人士还自发成立了“海岱文社”、“同志画社”等文化机构。社会习尚方面，特别是1920年以后，衣食住各项，普遍较为讲求，明显优于胶济路沿线各县。
曲艺与曲艺演出。山东曲艺品种多样，源远流长。至晚清后，山东逐渐成为中国曲艺创作和演出的重镇，济南则成为江北曲艺三大中心之一的城市。20年代，济南的曲艺演出的场所越来越广，有新市场、劝业场、大观园、西市场等处的书场、茶园、茶社、剧场以及布棚、席棚等；演出的曲艺形式越来越多，由单纯的犁铧大鼓到西河大鼓、木板大鼓、京韵大鼓、乐亭大鼓、梅花大鼓、河南坠子、北路琴书、南路琴书、单弦、山东落子、京落子、评书、评词，再到相声、双簧、山东快书、洋片、杂耍和魔术等。30年代，青岛的劈柴院成为最大的贫民娱乐场所，演出影响较大的曲艺艺人有后来被称为“相声泰斗”的马三立，“戏法大王”王鼎臣，山东快书艺人高元钧等。烟台、潍坊、泰安、济宁等城市的曲艺演出亦十分红火。
电影与电影拍摄。1904年电影传到山东，是年秋，济南小广寒电影院开始了电影放映。青岛市最早的电影院“水兵总会”也是外国人开办的，1907年开始了商业性电影放映。1931年，青岛山东大戏院（今中国电影院）建成，这是中国人在青岛开办的第一家电影院。1932年，济南大观园商场内大观园电影院建成开业，这是济南第一家有声电影院。在此前后，威海、潍县、周村、博山、济宁等地也相继出现了一些专业电影院和兼营电影放映的茶社、戏院等。20年代和30年代，一些电影制片单位来山东拍摄了风景片、纪录片和故事片。1921年拍摄有《济南名胜》、《泰山名胜》、《曲阜名胜》，这是最早在山东拍摄的影片。1935年，山东大学外文系主任、现代著名剧作家洪深的电影剧本《劫后桃花》被拍成同名电影。1938年，荷兰记录电影艺术家约里斯·伊文思，在枣庄拍摄了反映枣庄军民抵抗日本侵略行径的纪录片，被编入长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又名《1938年的中国》）中。影片在美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放映时，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八）沂蒙文化
沂蒙文化是指长期生活和活动在沂蒙山区(地理意义上的)及其辐射地带的人们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积淀，是民族文化因沂蒙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而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
１.沂蒙历史文化
沂蒙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四五十万年以前，这块土地上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更新世中期，“沂源猿人”就已出现，这是山东境内乃至中国整个东部地区首次发现的猿人化石。“沂源猿人”作为沂蒙人和山东人的祖先，他们及沂蒙山区的其他古人类的创造活动就是沂蒙文化的源头，也是齐鲁文化的源头。在新石器晚期，沂蒙地区还出现了青铜器的使用，这使沂蒙地区率先进入青铜器时代。进入阶级社会后，经过长期的经济交流、人员交往，到春秋时期，沂蒙地区完全融入了中华民族一统发展的主流。秦汉以降，沂蒙地区作为连接南北的重要区域，行政建制的设置一直没有中断，这使得沂蒙地区的历史演变顺序完整、脉络清晰，为沂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依托。
沂蒙文化发展史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东夷文化。在莒县陵阳河遗址中发现的陶尊上刻有图饰文字，属汉字的雏形。这一发现说明，沂蒙人是最早创造和使用文字的古老种族之一，把中国有文字的历史从商代又推前了2000年左右。经过历史长期的交互杂换，中原文化和东夷文化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为王羲之兰亭集序华夏文化中的瑰宝，最终在秦统一中国后，成为华夏族共同文化的主体。在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过程中，其包容性强的特点充分显现，进一步发展了沂蒙文化。鲁文化的敦厚重礼，齐文化的开放进取，楚文化的豪放典丽，都对沂蒙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许多历史文化名人，如春秋时期的曾子、子路，战国时期的荀况，东汉珠算发明家刘洪，西汉经学家匡衡，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诸葛亮，东晋书圣王羲之，南北朝文艺批评家刘勰，唐代书法家颜真卿、颜杲卿等，有的出生于此，有的在这里生活过，都留下了难以湮灭的印迹。纵观沂蒙历史文化，儒家文化在临沂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始终占主导地位。沂蒙地区毗邻孔孟之乡，据考证，孔子72高徒中有7人就在临沂。但沂蒙历史文化又有其鲜明的特点。以王祥为代表的孝文化，以诸葛亮为代表的忠文化和智慧文化，以王羲之、颜真卿为代表的书法文化，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兵文化等，这些文化精髓在沂蒙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厚的印记，至今仍闪耀着夺目的光芒。沂蒙文化有着灿烂的篇章，更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自古代至近代，就有赤眉起义、红祅军起义等著名的农民起义以及反教会侵略的斗争等。
２.沂蒙革命文化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沂蒙山区是山东最早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地区之一。早在建党初期，党的创始人之一王尽美就在沂蒙山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20世纪30年代，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的著名的苍山暴动、日照暴动、龙须崮暴动、沂水暴动等，都显示了共产党人和沂蒙人民的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英勇献身精神。刘之言、郭云舫、刘晓浦、刘一梦、孙善帅等革命先烈的英名，永铭沂蒙大地。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军事的重要根据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陈毅、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长期在这里战斗和工作过，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华东局、山东省战工会(省政府的前身)、八路军第115师、八路军第一纵队、山东纵队、山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等都曾先后驻扎在这里，沂蒙山区成为山东省的政治、军事中心。抗日战争时期，沂蒙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同生死、共患难，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共作战4万多次，毙、伤、俘日伪顽25万多人，缴获各种枪械20余万支、火炮500门及大宗军用物资，粉碎了日伪军无数次“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千百次进攻，用生命和鲜血创造出惊天地、泣鬼神、无私无畏的英雄业绩。
沂蒙红嫂解放战争时期，当时全区420万人就有20多万人参军参战，120万人拥军支前。仅在举世闻名的孟良崮战役中，就有60万民工支前参战。据不完全统计，在解放战场上，全区共出动担架29万副，各种车辆11万辆，支前民工达200万人次。战争年代，“沂蒙红嫂”、“沂蒙母亲”、“南岩民兵”、“兴旺庄民兵”、“金高大队”、“左太传爆炸队”等英雄群体和徐敏山、张秀海、金维三等一大批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模范人物为沂蒙文化注入了生命的张力。陈毅元帅曾感慨地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沂蒙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我陈毅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人民。”
3.沂蒙革命文化成果
在沂蒙革命文化发展的历程中，有一支与人民武装大军同行的文化大军，他们以新文化武器，教育人民，武装部队，改造社会，摧毁旧文化，创造传播革命思想，团结人民，鼓舞斗志的革命战争文化，成为推进民族解放的重要力量。
报刊出版。抗战时期至解放战争，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创办了《大众日报》、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机关报《战士》，中共山东省委主办了《群众》，中共鲁南区党委、鲁西区党委、鲁中区党委分别创立了《鲁南时报》、《鲁西日报》和《鲁中大众》，山东军区政治部主办了《山东画报》，山东省文化界救亡协会总会主办了《山东文化》和《儿童之友》，鲁中军区创立了《前卫报》，省战工会主办了《山东民主导报》以及山东青联主办了《中国青年》等。1944年7月，山东新华书店在莒南建立。山东新华书店是山东各大解放区中影响较大的出版机构，出版书籍上千种。这些创办法于沂蒙大地的报纸刊物，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群众教育、揭发敌人暴行、激励广大军民投入革命战争洪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小说。峻青的《马石山上》，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洪林的《瞎老妈》、《李秀兰》、《莫忘本》，陶钝的《传家宝》、《麦黄杏》，那沙的《一个空白村的变化》。报告文学、通讯特写。于冠西的《南北岱崮保卫战》、《炮兵连》、《桃花坪通讯》、《让纺车更快的转动起来》、《临沂四千拒降伪军的歼灭》，康矛召的《我们的司令员罗荣桓同志》、《草桥之阅兵》、《陆房突围的回忆》，刘知侠的《武安战斗的新胜利》、《钱包身》、《铁道队》（全国解放后被整理为著名长篇《铁道游击队》），白刃的《坚持沂蒙山区》，鲁萍的《东上战役攻势简记》、丁九的《沂蒙人民和八路军》，文菲的《鲁南子弟兵》。中长篇作品。刘亮的《快速纵队的覆灭》，丁九、冠洁的《访周毓英将军》，徐光的《三三零高地争夺战》，韩希梁的《神兵迂回孟良崮》，穆之的《刘伯承将军谈战局——刘伯承将军访问记》，李普的《陈毅将军印象记》，韩希的《飞兵在沂蒙山上》、《六十八天》。诗歌集：王希坚的《翻身民歌》、燕遇明的《杨清法》、白玉的《忍痛丢开家》、冯毅之的《炮火与怒火》、戈振缨的《初航集》等。
戏剧艺术。抗大一分校文工团、战士剧社、姊妹剧团都曾活跃在沂蒙山革命根据地。抗大一分校文工团，于1939年年关挺进山东，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如《垛庄战斗》、《我们是一家》等。成立于1930年的战士剧社，1939年3月随一一五师师部进入山东后的六年时间里，部队打到哪里，他们就演到哪里，足迹遍布鲁南、鲁中抗日革命根据地。排演了《陆房突围》、《反恶霸孙鹤龄》、《圣战的恩惠》、《铁牛与病鸭》、《婆婆的觉悟》等一大批优秀的剧目。成立于1941年的姊妹剧团，随山东分局机关、部队一直活动在沂蒙山区，既教群众唱歌，又编写了歌曲、杂耍、快板、活报、舞蹈、独幕话剧等节目，并和当地妇联配合起来组成妇救会、识字班，教授文化。抗战中，各艺术团体，创作演出了《过关》、《喜酒》、《抗属真光荣》、《双喜临门》、《前线》等一系列的优秀剧目。
歌曲等艺术作品。民歌有沙洪、久鸣的《跟着共产党走》，王杰、莫晓鸥的《解放区是一座铁长城》，左平的《儿童团歌》和《野火燃烧在沂蒙山》，基层工农传唱的《秧歌调》，流行全国的《沂蒙山小调》，燕遇明的《送郎参军》，以及《跟着共产党走》、《毛泽东颂歌》、《中国进行曲》、《英雄万岁》、《解放区是一座铁长城》等革命歌曲；摄影作品有苏静的《一一五师挺进抗日前线》、郝世保的《刘少奇同山东分局、山东军区部分领导人罗荣桓、黎玉、肖华在朱樊》、杨玲的《沂蒙妇女给八路军洗军衣》、康矛召的《陈老总在临沂》、邹建东的《革命的母亲》等。这些文化作品的创作与传播，不仅再现了根据地人民全新的革命生活，也辐射影响了更广泛的地区，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4.沂蒙精神
成长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沂蒙革命文化，历经战争和新中国建设时期的洗礼，逐渐锻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新的精神形态——沂蒙精神。沂蒙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宝贵财富，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沂蒙人民以其“立场坚定，爱党爱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把厚重的沂蒙文化升华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成为沂蒙大地的脊梁。
（九）对外交往文化
山东半岛东临大海，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山东半岛与朝鲜、日本两国居民之间的交往就不绝于史书记载，最早的山东半岛与日本、朝鲜之间的交往，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山东各界人士与海外的交往更是持续不断，无论是在国家统一繁荣的年代，还是在战乱和分裂的年代，山东人民始终没有停止和周边国家人民进行友好交往，同时山东人民也以传统的朴实和热情来接待踏上齐鲁大地的外国友人。当周边邻国遭遇外来入侵之时，山东人民也及时伸出援助之手，给予积极的支援与帮助。山东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体现了齐鲁文化亲和、敦厚、友善与尚义的风范，促进了双边经济与文化的和谐发展。
1.箕子呕心沥血建古朝鲜国
箕子，（生卒不详），名须臾（亦称胥余），因其封国在箕（今龙口一带），故称箕子。箕子是商王朝的贵族，商朝末代之帝辛（史称商纣）的叔叔，曾官居父师，长期辅佐朝政。周初，箕子向周武王提出“洪范九畴”，即九条治理国家的大法，成为影响后世深远的五行学说、王道学说、天人感应学说的基础。它使箕子成为我国哲学史上第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后世研究者把箕子称为“中国文化第一子”。因箕子不愿臣仕周朝，他率众五千人前往古朝鲜地区，建立了箕氏朝鲜。箕子率领箕地民众移居朝鲜后，与当地居民一起对古朝鲜进行治理和开发，习耕作、信礼仪、定法治，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据载，箕子是中国历史上走出域外的第一人。今朝鲜平壤还保留其遗迹箕子陵。
2.徐福东渡海外传播文化
历史上著名的徐福集团东渡，产生了源远的文化影响。公元前210年秋，今山东蓬莱、龙口一带，数百艘船只满载数千童男童女、工匠、弓箭手、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口，浩荡扬帆东渡。徐福东渡把秦代文明传入日本，促进了日本社会由原始部落时期绳纹时代向弥生时代的飞跃。日本考古学家们根据大量的出土文物和遗址断定，促使发生这一巨大飞跃的原因是以徐福集团为代表的“秦汉归化人”对先进文化的传播，徐福东渡开创了中、日、韩友好交往之源。徐福也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开创者，是世界航海的先驱。徐福东渡比郑和下西洋早了1600年，比西方航海家哥伦布早了1700年，是一次采用和平方式传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壮举，为世界文明和航海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3.终军弱冠请缨捍卫使命
终军（？—前112年），汉代济南郡人。西汉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元鼎年间（前116-111年），为维护汉朝统一的国家，汉武帝派终军与安国少季魏臣军为使节，赴南越劝南越王及太后入朝，取消独立称号。终军一行到南越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终于说服了越王赵兴，“请举国内属”。然而，由于对南越贵族势力的叛乱，年仅20岁的终军最后惨遭越相吕嘉杀害。终军是中国历史上出使外国，因公殉职的年轻外交家之一，被后人称为“终童”。在今日的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高高竖立着一块石碑，这就是“终军碑”。
4.义净不远万里西行求经
义净，出生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的齐州（治所今济南市），本姓张，名文明，义净是他的法名。他为追求佛教真谛，不远万里，西行求经，长达二十余年。回国后，十数年如一日，译经不止，硕果累累。义净是中国佛教界最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佛教经典最多的高僧，共翻译梵文经书56部230卷。除了翻译之外，他独立撰写了5部9卷佛教书籍。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二月，79岁高龄的义净圆寂。他与法显、鉴真和玄奘同为中国古代史上，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四位佛教高僧。
5.圆仁入唐十载耕耘著述
圆仁（794—869），出生于日本国都贺都（今枥木县）。日本高僧圆仁所撰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其在中国活动的亲历记，与《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游记》，并称为“东方三大旅行记”，在世界文化史上享有盛誉。
6.丘处机西行中亚弘拨道义
丘处机（1148—1225），栖霞人，是活动在金、元之际的全真道教著名首领，是在中外交往史上有较大影响的山东人。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丘处机在收到成吉思汗的邀请后，抱着“万里西行，为民请命”的宗旨，不顾七十余岁高龄，毅然率弟子踏上西行面谒成吉思汗的漫漫征途。丘处机反对战争主张和平，让人民安居乐业。他的思想理论为后来蒙古在中原建立政权后，发展经济，安定社会秩序起了一定指导作用。
7.马可波罗万里东行
著名的欧洲旅游家马可波罗（1254—1324，意大利人）和鄂多立克（1286—1331，意大利人）均在山东境内活动过，两人均以所见所闻分别记述在《马可波罗游记》和《鄂多立克档游记》著作中，对运河沿岸的临清、济宁等城市留下了极为美好的记忆。鄂多立克的助手贝纳德在临清任教并终其一生，其墓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被发现。反映出元代欧洲人的足迹已在山东大地上出现。
8.黄福为官安南不辱使命
黄福（1363—1440），字如锡，号后了翁，昌邑人，是明朝初年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洪武年间，面对安南（今越南北部）宰相黎季（后为太上皇）在国内横征暴敛，乱杀无辜，激起了强烈民愤，为平息安南国内矛盾，改善中国与安南的关系，永乐五年（1407年），明政府改安南为交趾，成立交趾布政使司。明成祖任命当时的工部尚书黄福以尚书衔兼掌布、按二司事，全权处理交趾的行政事务。从永乐五年到永乐二十二年，黄福在极为特殊的环境中和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主张用文治的办法稳定局势，造福人民，以自己卓越的工作成绩发展了与交趾人民的友谊，在古代中越关系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9.中菲友谊源远流长
苏禄王国位于今菲律宾南部的苏禄群岛。早在宋元时期，中国人与苏禄就已有往来。永乐十九年（1421年），苏禄东王巴都葛巴哈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率领三百四十余人到北京朝贡，这是历史上中国与苏禄第一次官方交往。苏禄东王返国行走到德州时不幸病逝。苏禄东王墓在德州城北建成后，成祖还亲自撰写了墓碑，这块墓碑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
10.戚继光平定倭乱保卫海防
针对倭乱日趋严重，明政府于嘉靖三十二年6月擢升原登州指挥佥事戚继光（1528—1588）为山东备倭都指挥佥事。戚继光上任后，加强吏治，严肃军纪，秉公执法。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在他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山东沿海的海防成为当时沿海各省份最牢固的防线。戚继光调往浙江后，率戚家军与倭寇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役，终于荡平了浙、闽二省的倭寇，东南沿海抗倭斗争以胜利而告终。戚继光为保卫人民家园、平定倭乱做出了卓越贡献。
11.邢玠运筹帷幄抗日援朝
邢玠（1540—1612），字搢伯，号崑田，山东益都（今山东青州）人，明末著名军事家。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二月，明政府任命邢玠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兼理粮道经略御倭，全面负责援朝战争。邢玠领导的长达四年的援朝战争取得了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以朝鲜先驱借路”，进而吞并中国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朝贡体系”的狂妄野心，使困扰明朝开国以来200多年的倭寇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捍卫了朝鲜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了本国的国防安全。为中朝两国的友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2.引进西学推进科技
明清之际，以利马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为打开在中国的传教市场，将基督教与儒学相结合，将传播宗教与传播科学知识相结合，促进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欧洲科技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在山东比较有影响的是西洋火炮在登州的设置和使用。
明清之际，部分山东人为西学在国内的传播，做出了贡献。最早受西学影响并对西学有所研究的是莱州人毕拱臣，他以点校和出版西人科学著作而知名，如为李之藻与利马窦的数理学著作《圜容较义》润笔修改。明末清初的山东籍人士薛凤祚，协同波兰传教士穆尼阁翻译了西方历算方面著述《天步真原》，详尽介绍了书中数学中的对数、开方、立方等数学知识，是明清之际最早将这些数学原理引进中国的著作。薛凤祚是最早将西方先进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介绍到中国的学者。另外，清朝诗坛领袖、桓台人王士禛和著名经学大师、济阳人张尔岐也热心倡导西学。如王士禛在他的《池北偶谈》、《居易录》等著述中即大量收录了关于西洋历法、西洋风俗、文化及器物等内容。明清之际西学在山东的传播，从而加快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文化相融合的进程。
13.东学西渐传播儒学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几千年来，孔子的思想不仅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国人，对历代社会、政治与文化产生着巨大影响，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对周边国家甚至西方各主要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汉代至清代，孔子思想就传入朝鲜、越南、日本等东南亚国家，并深深的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思想体系。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及新航路开辟后，欧洲一批传教士相继东来，他们除了在中国传教，并把一些当时先进的科学知识带到中国外，还把中国传统文化——孔子及儒学思想带回欧洲，并在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如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产生较大影响。如最早把孔子思想传到欧洲的有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他将代表作《天主实义》译成汉文时，即用儒家思想加以解释；法国金尼阁是首先把“五经”译成拉丁文的教士，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伏尔泰大量收集研读了孔子学说。19世纪初，美国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开始把孔子思想介绍到美国。在孔子思想传播过程中，在东学西渐中，中国知识分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的时代精神。地域性是构成山东精神的民族性、时代性、人民性和先进性的基础。
2.新时期山东精神的民族性
民族精神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是一个民族实现共同理想、目标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是对内凝聚民族力量、对外展示民族形象的核力。山东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山东历史文化积淀丰厚，革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山东人民勤劳质朴、热情豪爽、吃苦耐劳。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山东人民创造形成了具有地方风格、地方气派、地方特点和丰富思想内涵的山东精神。山东人的顾全大局以及博大胸怀使得山东精神的民族性不断升华。建国之初，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新疆的稳定、繁荣与发展，为了建设兵团官兵永驻，八千名山东姑娘应征入伍，踏上西去征途，投身荒漠，建设边疆。自1995年5月第一批援藏干部入藏、1997年2月第一批援疆干部入疆始，山东连续有5批252名援藏干部、5批235名援疆干部远赴艰苦边疆，为加快西藏、新疆经济发展，巩固国防，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山东人以自己的精神风貌，为中华民族精神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3.新时期山东精神的时代性
精神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文化的积淀，它的产生和形成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新时期山东精神是改革开放实践的必然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形成和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山东精神提供了雄厚的社会基础，为山东精神的生成和壮大注入了新时代的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新时期山东精神的形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山东人民以其伟大的实践和辉煌的成就向国内外展现了崭新的山东形象。“改革创新，开放包容，忠诚守信，务实拼搏，敢为人先”的新时期山东精神就是这种崭新形象的集中体现，就是全省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所具有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就是新时期山东人民所具有的精神境界、文化理念、思想追求、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
魅力山东山东精神作为一种先进精神文化，其精髓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因而它是与时俱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山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最早的地区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山东就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战争时期的革命文化，激励着山东人民为夺取新中国解放浴血奋战。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特别是面对充满希望与挑战的21世纪，山东精神中始终彰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光辉，体现着坚持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宽阔的胸襟，始终坚持构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其中，这些成为新时期山东精神的思想支柱、智慧源泉和精神动力，重塑着山东人的精神家园。
4.新时期山东精神的人民性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是精神家园的创造者和时代精神的践行者。山东精神的培育和发展，融入了山东人民智慧与汗水，体现了山东人民伟大的创造力和宽广的视野。
在铸就山东精神的历史进程中，涌现了大批的代表性人物和先进集体，提炼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众多的精神内涵。他们有郝建秀、时传祥、王杰、焦裕禄、孔繁森、曾呈奎、张海迪、韩素云、徐洪刚、王乐义、李登海、刘加坤、许振超、徐本禹、孟祥斌……，他们有“诚信、创新、和谐”的济南精神，“诚实、博大、和谐、卓越”的青岛精神；“立场坚定、爱党爱军、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以国为重的主人意识，以苦为荣的奉献精神，求实创新的科学态度”为主要内容的胜利精神，以及新时期不断总结提炼的“从创业走向创新，从胜利走向胜利”新胜利精神；从济南交警到山东工行，从信用东营到诚信山东，从平安山东到和谐山东，是人民群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人文精神，而各级党组织又把提炼精神的过程作为不断认识实践发展规律，增强凝聚力向心力，推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不断培育出具有鲜明特色的时代精神，不断丰富着、提升着新时期山东精神。
5.新时期山东精神的先进性
新时期的山东精神是山东人民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的本质是先进性。新时期山东精神的先进性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山东优秀精神文化传统在今天的必然发展。
新时期山东精神是先进思想的充分体现。时代是发展的，只有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才是先进的思想。新时期山东精神是山东人民践行先进的思想，进行物质和精神创造的最新成果，它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体现了人民的要求，体现了发展的要求。先进性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内涵和特点。但先进思想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先进思想一定是符合产生它的时代的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符合孕育它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符合需要它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先进性还体现在不断摒弃束缚新思想的传统观念，对山东人来讲，如“重义轻利”、“重农轻商”、“要面子”等，使新时期山东精神在不断扬弃中，充分体现出昂扬向上的人文精神，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旋律和朝气蓬勃的文化形态的功能。
蓬勃山东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转型，构建新时期山东精神，要在继承和发扬齐鲁儿女忠厚正直、豁达淳朴、崇礼尚义、勇敢坚韧、勤劳智慧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推进山东精神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不断激励全体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大而强、富而美”的社会主义新山东进行新的创造。dzone （ 来源：十一官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