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历史文化

（二）重仁义、尚伦理的鲁文化

鲁文化主要是指先秦时期鲁国的文化。鲁国从公元前11世纪年至公元前256年，历时近八百年。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汶泗流域平原，土地肥沃、湖河纵横，是较典型的内陆河谷型环境，适于农耕。鲁国立国之君周公是周之同姓宗亲，为武王之弟，受封后得到大量宝器、典籍，而且享有奏天子礼乐的特权。加之周公自幼在制礼作乐的环境中长成，是宗法和礼乐制度培育出的王公贵族，自然就把周的礼仪、典章、制度较完整地搬到了鲁国。
经济上，鲁国实行了以农为本的政策，不注重商业，主张自给自足，提倡俭朴，主张到贫瘠的地方去培养善心，使鲁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农业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鲁国谨守“周礼”，以本族的贵族和大宗为尊；文化上，注重祖宗的成法和经验，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文化政策改造鲁地的风气，形成了以周文化为主，以“尚古”、“从周”为宗旨，以谨守周礼，“述而不作”，因循守旧为尚，以“周礼尽在鲁”为一种最高的追求，特色鲜明的文化系统。

1.尊尊亲亲

鲁国的统治者以周人为主，在他们中间，互相联络的纽带便是周族的宗法感情。尊尊是尊敬身份、地位尊贵的人；亲亲是亲爱与自己血缘亲近的人。按照传统的解释，亲亲，父母为首；尊尊，以君为首。在氏族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里，讲究亲亲，便能起到和睦宗族的作用，在这个前提下，人人都能尊尊，尊重国君，尊崇国中官吏，尊崇贵族，社会的安定便不难取得。鲁国立国伊始便遵从周公“尊尊尚恩”的方针，在用人政策上，十分讲究血缘宗法关系上的亲疏贵贱，优先任用亲者、贵者，建立起一整套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统治系统，在官员任用上保存了“世卿世禄”制，侯、卿、大夫、士，层层封立，公族几乎控制了鲁国全部的政权官位，从而形成了姬姓贵族时代掌权，异性之人遭到排斥的局面。这与齐国任人唯贤、崇尚功业、重用有实绩的人明显不同，是两条完全不同的用人路线，并由此导致完全不同的后果。强调“尊尊亲亲”在早期虽能保持政权的稳定，但随着“礼崩乐坏”春秋战国时代的到来，它又成为“祸起萧墙”、国力日削的根源。曹刿在国难当头之际，毛遂自荐，帮助鲁庄公出谋画策，夺取了齐鲁长勺之战的重大胜利。建功立业在先，已经显示出曹刿忠君爱国的德与才，可是，曹刿在鲁国却始终未得到重用，这和管仲形成了鲜明对照。

2.祭天祀祖

祭祀来源于原始时期的宗教信仰，这些原始信仰包括对自然、图腾以及祖先的崇拜，但祭祀又与原始的宗教信仰不同。殷商时期，祭祀已与战争同等重要，丧失“师祀”与丧失“天命”无异。周朝代殷以后，祭祀与战争更是“国之大事”。祭祀的目的是为了祈求福祐、答报神恩或者驱邪避恶，但有时并不追究神明的存在与否，只是关注祭祀这种形式，维系现世秩序才是祭祀的终极目的。鲁与周王室在祭祀对象上基本一致，都要祭祀天地、社稷、祖宗，日月星辰、名山大川，这些祭祀对象都有“功烈”于民，具有某种“善”的品质。

3.崇德重民

“德”是一定时代衡量人们行为规范的标准。在周礼中，“德”占有了重要位置，在鲁人心目中同样具有重要地位。西周春秋时期，崇德是社会的共识。由于崇德，鲁国出现了不少的以坚持周礼为前提的道德典范。从实质上说，重德的目的在于使国治邦安，而邦国的安定又仰赖于人民的稳定，因而“保民’、“宁民”便被常常提起。虽然鲁国也讲以刑“威民”，但更看重以德“训民”和在位“恤民”。国无患，民无难，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则太平。即使遇有凶险，只要建立德行，以德待民，就能得到人民的救援，凶险亦可安全度过。鲁国不少人大倡“重民”之论，这与西周特别是春秋以来“重民轻神”、“重民轻天”的思想是一致的，他们已初步了解到迷信鬼神无用，唯有得到“民”的支持，才能很好地生存和发展。

4.崇礼明礼

周代的礼乐制度，包罗了礼、法、道德规范、典章制度等等，内容十分广泛。礼在周代所谓“制度在礼，文为在礼”即指此而言。周礼中的礼仪都是本着忠、孝、信、义等准则推衍而来的，目的是为了“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邹鲁之地民众民风纯朴，为人厚道，讲究情义，由于聚族而居，彼此熟悉，大家生活在同一个差序格局下的礼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主要是基于对规矩、情义和习惯的依赖。这一社会背景为儒家尚仁崇礼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文化土壤。鲁国对周代礼乐的完整保存与实施，是因鲁人对于礼乐功能有明确的认识，认识到礼有“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酮”的功能，“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无礼必亡”，故而对周礼怀有极大热忱，知礼、习礼、好礼、学礼蔚然成风。礼乐大师孔子一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要求弟子们“立于礼”，做一个“文之以礼乐”的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一切均以礼为准绳，由礼为之“制中”，即“礼乎礼”。鲁秉周礼，把周礼作为一种政治统治工具，对维护鲁国的安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在西周时期乃至春秋前期表现得比较明显，有“周礼尽在鲁矣”的美誉，即使当周朝礼乐出现了崩坏局面时，鲁国仍以知礼而闻名于世。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周礼对鲁国政治起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但固守周礼也造就了鲁人的保守意识，这对鲁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深刻影响，如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等都由此派生而来，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鲁国政治、经济的发展。

（三）博大丰富的儒家学说

至圣先师孔子齐鲁文化学派林立，包括道家文化、兵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以及阴阳、纵横、方术、刑、名、农、医等，其中，最为璀璨夺目、最核心的是儒家文化，中心则是儒学。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诞生于鲁国，并创设儒学，与鲁国特有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和文化氛围息息相关，是多种因素共同催生的结晶。

1.邹鲁农耕文明的孕育
邹鲁地区位于泰山与沂山之间的平原地带，属于典型的内陆农耕文明。孔子曾说：“智者乐山，仁者乐水”，不论是土生土长的夷殷文化，还是外来的周代文化，都体现了内陆型文明的特点。邹鲁之地民众民风纯朴，为人厚道，讲究情义，由于聚族而居，彼此熟悉，大家生活在同一个差序格局下的礼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主要是基于对规矩、情义和习惯的依赖。这一社会背景为儒家尚仁崇礼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文化土壤。

2.鲁国历史文化基因的转化
鲁国分封后，其居民除了周人外，还有许多土著殷人和夷人。尽管东夷文化同周文化实现了融合，但其作为优势文化被保存下来，特别是其“俗仁”、“好让不争”、“天性柔顺”的风气得以被传承下来。这些“俗仁”精神无疑是孔子仁道观念和好礼思想的文化种子。

3.鲁国特殊文化系统的催生
鲁国系姬周系，始自黄帝，鲁以继周为宗旨，自称正宗，享受特重的文化特权，形成了重文传统，大力推行周礼文化，对原始土著民族文化“变其俗，革其礼”，使周代礼乐文化在鲁国极为繁盛。

4.社会发展的呼唤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值春秋后期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当时包括鲁国在内的中华大地出现了诸侯争霸、“礼坏乐崩”、王权衰落、君臣易位等混乱局面。孔子有感于“天下无道”的“大乱”景况，从维护和恢复社会秩序出发，一方面要求减轻人民的负担，反对横征暴敛，主张“敬德保民”，“为政以德”，另一方面提出了德政仁治等治世救国方案，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等匡世正俗的伦常规范，主张“克己复礼”，力图恢复西周之“礼治秩序”。

5.思想巨人的创造
春秋战国时期，正值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许多具有先知先觉的思想巨匠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几乎同时诞生。邹鲁之地涌现出了孔子和墨子这样两位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分别创立了儒家学派和墨家学派。孔子能够创设儒学，与他的天赋、兴趣和好学分不开，他身上的鲁国文化基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孔子生活在一个好礼、知礼、讲礼的国度，在鲁国要参与政治就必须掌握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现实的政治祈求，加之孔子的天赋、兴趣和好学，使其掌握了大量礼乐知识，创设了“儒学”，并逐步发展为秉承文王仁德和周公礼制，以“仁”与“礼”为核心，具有丰富思想内涵和精神特质、特色鲜明的儒家伦理思想体系。

一是以民为本。齐鲁文化具有明显的重人重民的人文主义特征，以人为本是其灵魂和核心。无论是儒、法两家重人道、轻天道，还是道、墨两家重天道、轻人道，人都处于思考的中心位置。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孟子的“民贵君轻”，管子的“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始于爱民”，荀子的“安以静兵息民,慈爱百姓”，墨子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等，无不体现了人文主义特征。

二是“仁者爱人”。“仁”是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最基本的概括就是“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仁”在家庭中就是孝悌之爱。把孝悌之爱推广到血缘关系以外的社会成员中，即是“泛爱众而亲仁。”把仁用于处理人际关系，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用于治理政事，就是“为政以德”，是以“爱人”为内容的仁在政治上的运用。反映在教学上，即“有教无类”。“爱人”是做人的根本原则，也是处理人际关系最有效最完美的方法。

三是礼义教化。“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礼治和德治是任何社会管理和政治统治不可或缺的手段。周公最早提出“德治”的理念，孔子提出了“仁”的思想，并引仁入礼，把“礼”作为德和仁具体化的制度或者行为方式，要求礼一定要符合仁的精神，做到守礼不违仁。由于孔子以仁释礼，使礼具有了仁的内容，仁具有了礼的形式，即内容与形式成为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孔子主张“德政”，孟子主张“仁政”，墨家主张“非攻”、“兼爱”和“尚贤”，管子学派主张“重法不忘义，兴霸不绌王道”，把礼义廉耻提高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兵家学派把战争作正义与非正义，把战争手段作有德与非德，把战争基础作得人心与失人心，把战争后果作利民与害民之分，都体现了人道主义情怀。

四是“中庸”之道。“中庸”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论基础上的一种伦理道德观，也是一种辨证的思想方法，由孔子首创，经过后来的儒家、特别是《中庸》一书的发挥而完善。孔子将“中”的思想发挥运用到伦理道德理论中，提出了儒家的“中庸”说，基本原则是适度，内外协调，保持平衡，无过不及，恰到好处，任何极端的主张和做法都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到了极端，事物就要走向反面。而只有中道才是常道，才能持久。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若能坚持中常之道，才可能做到可持续的发展与进步。

五是“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要求为臣、为子、为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指仁、义、礼、智、信，是人的内在德性，是人的价值、尊严之所在，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孟子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的主张，认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君臣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但君臣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由等级地位来衡量的。坚持“三纲”“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稳定和人际关系和谐。

六是天人合一。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把人事归依于“天道”，把人的伦常情感贯注于“天道”，使“天”变成理性和道德的化身，实际是把“天”还原为人，强调天人之间的统一性与合理性。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把自然人格化，使人的精神与自然相融合，从而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儒家一贯重视人与天地自然界的和谐共济问题，并不断探究天地自然界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即天的运行是自然而然的，大自然中的百物，其生长也是自然而然的。天、地、人是统一的、和谐的整体，应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

（四）齐鲁文化的演进
战国以后，伴随着大国争雄，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百家争鸣”的新时代。随着齐、鲁文化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及列国纷争形势的造就，齐、鲁作为文化“重心”的地位进一步显现，学术繁荣、名人辈出，齐鲁地域文化由“齐鲁之学”成为“天下之学”，最终由地域文化上升为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并深刻的影响了整个中国文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进程。

1.诸子大半出齐鲁
战国诸子学术的繁荣，是先秦思想学术文化臻于极盛的重要标志，而其发生、发展的中心区域即在齐鲁之地。诸子各家及其代表人物多半出于齐鲁或受齐鲁之重大影响。《汉书·艺文志》列“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孔子、孟子与墨子都是邹、鲁之人；儒家另一位大师荀子虽为赵人，但年十五即游学于齐之稷下，学术成就于齐国；道、法两家之代表人物老子、韩非子虽不是出自齐鲁两国，但道、法思想的产生却源出齐太公对商代伊尹思想的继承，而先秦道家的重要一派——“黄老之学”的形成与发展则主要是在齐国稷下完成的。庄子是宋国人，但其故里在今山东东明县（东明县古属宋地）。后世法家多出秦晋，但法家与齐国的关系却源远流长，与兵家同渊源于殷周之际的兵家始祖姜太公。
齐鲁是汉代经学最发达的地区，西汉的五经八师中，伏生等六人都是齐鲁大儒；东汉时设置的五经博士，齐鲁儒生占了八名。在《汉书·儒林传》中单独立目的有二十七人，齐鲁籍的有十二人。至东汉末年，齐鲁地区又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大经学家，一位是今文经学大师何休，另一位是古文经学大师郑玄。东晋南朝时期流寓江南的著名士族如琅琊王氏、兰陵萧氏、高平郗氏、琅琊颜氏和泰山羊氏都来自齐鲁之乡。齐鲁名士和先进的齐鲁文化南下，为江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直至北宋，尚有“为学慕齐鲁”的称誉。魏晋之后，虽然齐鲁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已逐渐失去其独立性，但它的基本精神依然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2. “百家争鸣”在稷下学宫
战国学术文化之重心区域在于齐鲁，与齐国稷下学宫的设置有直接的关系。田齐统治者在齐国都城临淄一带，“立稷下学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人数曾多至数千人。当时各国的学者，都从四面八方汇聚到稷下学宫，稷下诸子自由争鸣，百家理论展现稷下讲坛。被称为稷下先生著作总汇的《管子》，真实地记载了当时各家学派的理论成果。

３.儒、墨“显学”俱出于鲁
战国诸子之中，儒墨两家并称“显学”，儒家重教育，墨家重实务，两家弟子众多，支派林立，影响巨大。儒家之中大师如孟子、荀子，俱为中国文化巨人，另有七十二弟子，也都个个为圣贤。墨家学派尽管在秦汉之后，淡出主流显学地位，但也涌现出如公输般等中国文化史上的名人。

４.先秦兵学最盛于齐
兵学发达，是先秦文化的一大特色，其辉煌成就多为齐人所创。中国古代兵学号称有十大兵书，先秦时代就有《六韬》、《司马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六种，前四种皆为齐人所著。先秦兵书出于齐者还不止以上数部，《管子》、《荀子》、《鲁连子》等书中都载有重要的兵学内容；齐人中的军事家，除享誉世界的孙武外，像姜太公、管仲、司马穰苴、孙膑、田单，田忌、齐威王都照耀中国军事史。众多军事家与兵学典籍多出于齐，反映出齐国悠久的兵学传统和深厚的兵学根基，从军事文化的层面展现了齐鲁文化在先秦各地域文化中的地位。

5.儒学“天下独尊”
儒家文化植根于传统单一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立足于宗法社会和血缘亲情之上，具有浓厚的等级名分观念、礼治主义、亲情主义、等序之爱、泛孝主义等特质，这些使得它不光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也迎合了维护封建专制集权和等差秩序的统治需要，有助于把分散的个体小农整合到专制统治秩序之中，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尽管儒家学派众多，观点各异，际遇不同，但大多都是围绕如何夺取权力和保住王位，而提出政治主张、策略、政策和方法，既为构建完整的主流文化体系提供理论准备和合理性论证，又为维护封建大一统秩序作意识形态辨护。

儒学的丰富内涵和济世安邦的价值取向，使之具有了极其深厚的社会基础，更易为封建王朝所接受，为儒学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较长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春秋、战国和秦汉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而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两支不同特色的文化逐渐交流融合，逐渐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仅在鲁国，孔子门下就有72贤人、3000多个弟子来学习传播儒学。随着齐鲁文化的相互交融，儒学首先传播到齐国。从战国初期，一直到秦始皇，齐国均在临淄设立学术基地，最著名当属稷下学宫，邀请各派名家授业传道。正是有了这个条件，儒学得以在齐国广泛传播。在著名的儒家学者里面，齐人是鲁国之外最多的。孔子之后两个最大的儒学大师孟子和荀子，都和齐国关系密切。孟子相当一段时间在齐国，荀子长期在稷下学宫传播儒文化，在其书中第一次将齐鲁并称，说明当时齐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已经大大推进。同时，齐国的管仲学派也积极推动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融合发展。到了战国时期，儒学获得了极大地发展，实际上已经占据了鲁国、齐国两个国家，实现了儒学的齐鲁化，儒学由“一国之学术”成为“天下之学术”。

齐鲁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秦统一中国后，法家思想虽然成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但渊源于阴阳五行学说的“方士文化”在秦朝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至西汉初年，属于齐文化系统的黄老之学又风靡一时，当时统治集团中好黄老之学者甚众，在全国推行无为政治，不过六七十年间，便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文景之治”。汉代形成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也和齐鲁文化有深远的渊源关系。西汉学者刘向在《说苑·政理篇》曾说过，齐国“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鲁国“亲亲者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此王者之迹也。”“故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齐鲁霸王之道，不仅被汉代统治者所接受，逐渐合成为“汉家制度”，而且对此后历代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秦汉时期，大儒董仲舒吸收了新的思想，既推崇孔子，阐扬仁学，又采齐学之阴阳五行，大讲天人感应，并兼采墨、法等尚同、法治思想，将儒家改铸成新学说，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地位的工具。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纳入封建大一统文化的核心圈之中，成为影响深远的主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