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地域文化（中）

交通能力大大提高。1903年，山东省第一条公路在青岛通车；1904年胶济铁路的通车。至民国前期，铁路交通日臻完善，津浦路黄河大桥个竣，津浦路全线通车。1920年山东省设立了“全省路政总局，规划汽车道路事宜”。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通车后，济南成为青岛、烟台口岸洋华进口和土产出口的集散中心，山东省各城市的交通、市政、商业、工业和文化教育等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城市功能大大提高。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清末，在发展经济方面，济南设立了山东农桑总会，设在济南东郊的山东农事实验场，是当时全国少数几个办得最好的农场之一；主要手工业如漂染业、织布业、铜锡业、翻砂业、砖瓦业和首饰业等都有新的发展；新建立的工业企业，如济南电灯公司、泺源造纸厂、津浦铁路机车工厂、兴顺福机器榨油厂等存在下来并发展成了济南的主干企业。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时代旗帜，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热情高涨不减，在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刺激下，“有志之士，悉注全力于工商事业，竞争剧烈，颇极一时之盛”。他们创造条件，不失时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据统计，1912—1927年的十六间，济南历年创设资本额在5000元以上的工业企业66家，资本总额为16，439，000元，比民国以前工业发展有了巨大发展。

青岛的发展历经曲折。青岛是近代山东沿海的第二个新兴城市。民国前期的青岛与其他城市不同，在德国势力垮台后及1922年中国正式收回前，处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达八年之久。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民族工业而言，青岛在这一时期落后于济南，至20年代末30年代初始则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是民族工业有了较快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28—1930年，青岛先后开设大小民族工业企业47家，资本额总计270余万元。其次是日用品工业逐步发展起来，如棉织、制针、皮革、颜料、漂染、纽扣、肥皂、卷烟等工业相继兴起。截至1932年，各类大小工业企业已达120余家，资本总额1700余万元（其中包括官办四方机厂200余万），尽管与外资工业企业相比，仍显得很薄弱，但与1927年以前的情形相比，已有了较大的发展。
民国前期烟台的工业，相对于其狭小的地界和贸易的衰落，也有较大进步和发展，不少行业步入了国内先进行列，有的甚至处于领先地位，充分展示了一个开放港口的小城特色。工业的进步与发展，主要表现为棉织业、面粉业、火柴业、罐头食品业、钟表业、酿酒业、烛皂业、精盐业、电业等一批近代化工业行业的兴起和发展，以及一些传统手工业如发网、花边、丝织、榨油、砖瓦等行业的技术革新与改造。1915年，烟台宝时钟厂的创立，成为我国钟表工业之始。1913年，烟台创建了山东第一家罐头食品企业——利丰公司，直到20年代，真正的水果、海产品罐头，烟台在山东仍独占鳌头。这一时期，烟台除清末创设的张裕酿酒公司不断进步并日益昌盛外，又兴起了传统酿酒业、啤酒制造业，并获得了迅速发展和巨大成功，以至烟台成为华北乃至中国的酿酒重镇，所产白兰地1915年在马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金牌奖。

2.城市的商业文化

城市的变迁，还突出的表现在商业的变化，从中反映出不同特色的商业文化。山东传统的商业，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曾很活跃，特别是运河沿岸的济宁、临清、和山东中部的周村、潍县等地的商业辐射，直接间接地连接南到江苏、浙江和广东，北到东北、内蒙和新疆，范围很广泛。
市井商业风尚浓郁。19世纪中叶以前，位于山东西北部的临清在乾隆初时，砖城内即有10街，2市，许多街巷都以集中的工商业命名，如锅市街，席厂街，草市街，羊市街，牛市街，油篓巷，白布巷，腊马巷，银锭巷，以及当铺胡同，酒店胡同，糖房胡同等，各街巷商号鳞次栉比。城内有粮店九十余家，典当百余家，旅馆数百家。临清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大工商业城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济宁，因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形成城里和城外不同的特点：城里是政治、军事中心，城外是经济中心，这种情况从街道的名称可见一斑。济宁城里的街道除柴禾市以外，大都是用官府衙门、庙宇和士绅家族的姓氏命名的，如总府后街、总府口街、察院街、衙门口街、关帝庙街、天香阁街、城隍庙街、汤家胡同，郭家街、马家街、熊家街等等，而城外四关的街道，许多则是以集中的工商业命名的，如棉花市街、枣店街、姜店街、果子巷、瓷器胡同、驴市口街、杀猪街、烧酒胡同、打铜巷、豆腐市街、小竹竿巷、小油篓巷、蓖子市街和馓子胡同等等。

山东运河与中日勘和贸易。自元代京杭运河开通，日本的商人、文人、学者便通过运河，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自唐朝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非常活跃。到明代，日本在中国进行商贸活动，须经政府发给许可证明“勘和金牌”，故称勘和贸易。明政府与日本进行勘和贸易，主要是满足其“四方宾服”的政治需要，同时也希望通过双方交往抑制倭寇侵扰。而日本则主要是通过朝贡贸易获得经济利益。正德年间日朝贡使团的正使了庵桂梧所撰《壬申入明记》、嘉靖年间朝贡使团的正使策彦周良所撰《初渡记》、《再渡记》，均记录了在中国和山东运河的所见所闻，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山东运河与中朝贡使贸易。元代以后，中朝友好往来与山东运河发生了联系。元代许多高丽文人到中国学习、生活，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当中不少人沿运河游历中国名山大川。延祐二年（1315）至正元年（1341）间，作为高丽忠宣王的伺从、高丽后期的明臣和诗人李齐贤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明代中朝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比元朝更为兴盛，朝贡几乎从未执行过明政府三年一贡的规定，有时一年一贡，有时一年多次朝贡。期间，朝鲜官员崔溥写下了在中国的历险与经历的《漂海录》。书中记述了在山东运河航行10余天的情况，记载了山东运河沿岸的城镇驿站、社会状况、文化风情、风景名胜和和运河工程等。有意思的是，崔溥在书中还对中国南北方文化的差异，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生产方式、交通状况、房屋建筑、教育状况、衣着服饰、民情风俗等方面做了评述。
济宁北齐崇觉寺铁塔山东运河与西方商旅和传教。蒙古军队远足西进，兵锋波及欧洲大陆，由此，西方社会开始关注中国，欧洲商人和传教士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其中影响较大且游历过山东运河的是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和传教士利玛窦。自至元十二年（1275）至至元二十九年（1292）的17年间，马可波罗在元朝担任枢密副使、淮东道宣慰使、扬州总督等职，在去南方各地巡视时，路过山东运河沿岸的临清、东平、济宁等城市，留下美好印象。回国后写出《马可波罗游记》，赞美了这些城市的经济状况和风土人情。最早进入山东运河沿线活动的传教士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利玛窦由南京去北京，意请皇帝支持他们在中国传教。途中至山东运河段时，在济宁、临清生活了数月，感受到了当地善良友好的民风，，领略了所到城镇的富庶，也经历了官吏所表现出来的强权。回国后写下了《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述了在山东运河的亲身感受。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运河区域传播西方宗教和价值观念，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客观上促进了山东运河区域与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五）水浒文化

发生在南宋时期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境内的农民战争，引发和演变成了一种超越地域范围的水浒文化，刚烈、忠义、勇猛、彪悍的水浒文化延续了近千年。

1.水浒故事

水浒文化源于历史真实的水浒故事。政和四年（1114年）以后、宣和二年（1120年）以前六年的时间里，宋江等108将在梁山泊的起义造反，使梁山泊的威名名扬天下，使水浒故事打上了深深的文化印记。

水浒文化古代的梁山和梁山泊是连在一体的。梁山位于今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境内，原名寿良山，又称良山，汉朝时是皇家猎场。后因西汉文帝次子梁孝王曾在此游猎，死后葬于山麓，汉景帝为其建墓立碑，并将良山更名为梁山。《山东通志·古迹》载：“梁孝王墓在（寿张）县东南梁山。”梁山主峰在梁山县城南侧，北面有龟山、凤凰山、小安山、金山（东平湖湖心岛）和银山等。它北起聊城（即《水浒传》的东昌府），东到泰山，西至河北大名，南至菏泽、巨野（即《水浒传》的济州），方圆百余里。在北宋末年，梁山泊属京东西路，在东平府寿张县、济州郓城县、济州巨野县、东平府中都县（今汶上）和东平府须城县（今东平）界内，是水浒英雄聚义造反的地方。

梁山泊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它是古代大野泽遗迹。两千多年前，我国地理著名《禹贡》中载有：“徐州大野既潴，东原底平。”东原就是今天的东平。《元和志》说：“大野泽在巨野县东五里，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由此可知，现在的东平、汶上、巨野、郓城、梁山和济宁一带的平原洼地，都是古代大野泽的范围。后来由于气候的变化和河渠的开掘以及黄河下游不断的决口改道，逐渐形成了梁山泊。梁山泊凭山势之险，成为好汉们对抗官军的理想之地。在这里，他们反对贪官污吏，动富济贫，替天行道。然而，最后宋江被招降，然后去征讨方腊，最终演绎了一场悲壮农民战争文化。
那么，为什么宋元时期的水浒故事长期盛行下去呢？这与那个时代的社会变化密切相关。从南宋到元代前期漫长的时期，水浒英雄们在“官逼民反”的社会背景下揭竿而起，但在根子上，他们的忠君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宋朝末期，民族危亡，反抗民族压迫的忠君爱国思想给水浒故事的发展以决定性影响。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北方的土地沦为的金人统治，南宋朝廷处于金人的威胁之下，最后被强悍的蒙古所灭。人民在连年的战乱中，始终处于兵火与种族的煎熬和欺凌之苦，这时的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主导问题。社会民族矛盾的尖锐冲突，以及人民对安定生活的企盼，便使水浒故事赋予了民族思想的内容，承载了替天行道为民祈福的精神寄托。以龚开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对水浒故事的整理，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愿望，亦表达了社会各阶层崇尚英雄、除恶灭敌、向往幸福的理想意愿。

2.《水浒传》文化

山东东平人罗贯中将长期流传各地的水浒故事凝结在一起，在元末明初写出长篇小说《水浒传》。《水浒传》以其独特的审美文化影响着后世。
崇尚阳刚、勇力与武风。水浒文化中，阳刚气质、勇力美学及尚武之风彪炳史册，名扬天下。水浒英雄大都体格魁伟，虎虎有生气。如武松“身长八尺,一貌堂堂，浑身有千万斤气力”；鲁智深“生的面圆而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貉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等等。英雄们强健的体魄，蕴蓄着驱虎豹、征强敌的力量。为此，《水浒传》中极尽推崇赞美之辞。武松景阳冈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扬柳，梁山108将个个显示着非凡的阳刚神力。就连女性也不让须眉，孙二娘黑店耍威风，扈三娘武艺高强，阵前争胜，《水浒传》中的众多女姓亦彰显着野性与力量之美。更有征辽的胜利，成为梁山武勇精神的大检阅。
浓郁的文化风情。《水浒传》作为一幅反映北宋末年中国社会的历史画卷，它不仅涉及梁山英雄与封建恶势力不屈不挠的斗争，也以深刻和写实的手法广泛再现了当时普通民众的世俗生活。有对大都市各色居民活动的生动描述，也有对小镇商人的生活细微刻画，就连市民的日常家居、游玩娱乐、饮食享受等都有精到的展示，如遍布于大街小巷、酒楼店铺、勾栏瓦舍的“说话”（即说故事），美貌聪慧、色艺双全的惓妓，林林总总的夜市风情，以及相扑、刺字与文身等，摹写得具体真实，活灵活现。《水浒传》不但展示了宋朝市井生活的广阔场景，塑造了一大批各色各样的市井人物，而且也充分表达了他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望。

豪放的饮食风尚。在《水浒传》中，还有一个十分强烈的表现，即英雄们的饮酒、食肉、品茗。他们出入于茶楼酒肆，率性饮酒，快意食肉，不拘程式，快活消遥。《水浒传》全书写了64家酒肆，既有东京一类城市酒楼，有州府一级的比较豪华的酒店，又有阳谷县一类的村镇酒家，也有乡村、荒岭、道路上的小酒馆；梁山英雄吃酒时用的器具大号的有担、桶、翁；中号的有碗、角、旋、瓢、壶、葫芦；小号的有瓶、杯、盏、盅。《水浒传》“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以酒宴示敬、志贺，以酒宴显英雄胆力，以酒宴展英雄抱负，从饮食方式上反映了梁山英雄的生活理念，体现出地域特色的文化风尚。“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仅是他们基本的饮食方式，同时也寄托了英雄们向往的理想圣园。
在朝代更迭、异族统治下，面对沉重的民族苦难，水浒故事的流传、演说、演唱、整理与写定成书，歌颂了中华民族勇敢抗暴的精神、强悍鸷猛的武力和叱咤风云的气概，传播了炽热的爱国情感和对大同世界的向往。

3.水浒文化的意蕴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重视伦理道德的教化。可以说，儒家伦理精神对水浒故事的浸润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水浒英雄面对北宋末年政治腐败，在官逼民反的压力下，走向造反的道路，虽身居水泊被统治阶级视为“盗”、“贼”，但他们依然替天行道。“道”主要是儒家伦理意识，是社会民众奉行的社会道德准则，是忠、孝、节、义的行为规范。水浒文化蕴育了丰富的内涵，体现了孝、忠、义其“道”的伦理精神，颂扬了仗义疏财的崇高美德，表现了儒家文化人格及其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意识。

孝、忠、义其伦理精神。“孝”在水浒故事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是水浒故事忠义观念的基石，也是《水浒传》极力宣扬的一种伦理情结。《孝经》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被说成是人世间天经地义的行为。作为灵魂人物的宋江，从孝道出发下山迎取老父；李逵为尽孝道下山背母；好汉们到梁山泊后，都把家属带上梁山，以尽人伦之道。水浒故事中的“孝”不仅包括对父母的亲情，也包含着对下层百姓互助互怜的感情，追求的终极目的乃是光耀祖宗，青史留名。梁山好汉孝的观念和行为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家庭的至亲至爱。

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结果，义是忠孝的体现。在水浒故事中，忠的观念一直是好汉们追求并希望达到的一种伦理境界。然而，宋江倡导的忠义，包含着爱国主义的情怀，但也有愚忠的一面。水浒故事所表现的忠的观念，打着时代的烙印，也刻着时代的局限。

仗义疏财的崇高美德。仗义疏财是评价水浒英雄的道德标准。好汉们陆续上梁山之前，他们人人都有“仗义疏财”的豪举：慷慨好施，扶危济困，舍身为人，维护着被压迫者的利益。同时，好汉们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竭力同心，共聚大义”，“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死生相托”。水浒英雄大多不惜钱财，乐善好施。由于宋江肯于助人，因而获有“及时雨”的美名。

三教合一的文化意识。宗教作为一种古老而又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对古代中国漫长的历史，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梁山泊的大同理想天地，其构成来源即相当复杂，既有儒家“大同世界”和庄子“至德之世”的影子，又有道教“太平”的社会理想和佛教平等意识的渗入。在儒、释、道三教主宰的思想文化领域，宗教文化思想对文学的熏染和渗透，文学也自觉不自觉地承载着宗教文化的意绪。水浒故事的流传经过宋元明漫长的时代，体现了比较鲜明的宗教态度，反映了比较浓厚的宗教文化意识。《水浒传》构想的梁山泊和谐、平等的理想社会，不是哪一家思想的结晶，而是儒、释、道三教宗教政治伦理化的一个共同的理想载体。

4.水浒文化的影响

水浒文化研究在国内外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水浒学”。水浒故事对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水浒精神与农民战争。水浒英雄们勇于冲破黑暗社会政治，反对贪官污吏，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精神对后世农民敢于起来抗争，起到宣传和激励作用。水浒故事影响农民造反，最早始于明代中期，到明末农民战争达到高峰。从清初至民国，其影响也没有中断。在历次农民战争中，他们从中汲取军事斗争的经验，借鉴造反的纲领和口号，更甚者不少农民义军的首领还借用水浒英雄的人名或绰号，来表达他们的精神诉求。有人形容，任何一个善于鼓动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都无法超过水浒文化对农民造反的影响。

水浒文化与中外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一起，共同构成了几百年间的“章回小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同时，它又是一个具有巨大辐射力和渗透力的文化实体，后世从《水浒传》中又生发出小说、戏曲、弹词、诗、词、文、序、跋、绘画、雕刻、电影、电视剧等众多形式的的作品。水浒文化不仅有丰富的表现形式，还深深影响和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态和价值观念。《水浒传》这部杰出的民族文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并得到高度评价。

（六）海洋文化

山东海疆外受黄渤海的天然滋润，内承齐鲁大地的人文孕育，形成了鲜明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从远古时期有人类居住以来就开始构筑，并随着人们对海洋认知能力的提高和沿海地区的开发而持续充实，以至在历史文明长河中显示出强大生命力。

1.自然区域与文化传承

山东半岛三面环海，海岸线绵延曲折，自日照、青岛、威海、烟台、潍坊、东营至滨州，由东向西，全长3121公里，约占全国大陆海岸线总长的六分之一。这条海岸线构成了山东陆地与海洋的交汇边界，再加上海岸线以外的边海和其中299个大小不同的岛屿，便构成了山东海疆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人们开发利用着海陆两处的各种资源，深受海滨独特生态环境的影响。

神话传说。在千里辽阔的山东海疆，海上仙话的出现，把海疆文化引入启蒙阶段。山东先民最早构思出海上仙山，给它起名为蓬莱山。“蓬莱”一词是美好的象征，它既代表一座海上仙山，又成为众多神山仙洲的总称，同时还涵纳着一种超脱尘俗的仙境。围绕着这种仙境，人们构筑起一整套充满神仙意味的蓬莱仙话。在山东海洋文化体系中，蓬莱神山与蓬莱仙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神山展示出尘外仙境，仙人则成为世俗崇拜和模仿的偶像。安期生便是蓬莱仙话中的一个光辉人物。

最早活动在山东沿海的居民，还不具有认识海洋和征服海洋的能力，他们敬畏海洋，崇拜海洋。为此，先民们虚构出海神形象，建造了众多的海神庙宇，并且使用最隆重的仪式来祭祠海神，希望海神能够赐福人类，消解灾害。围绕着海神崇拜和海神祭祀，山东海疆产生了一种特有的海神文化，这种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古代山东沿海一直崇拜东海之神，其中龙神与萧神就在山东海神信仰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帝王巡狩。历史上曾经有两位声名显赫的君主东巡山东沿海，并在山东海疆留下坚实的足迹，一位是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一位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还有经久

相传的徐福渡海。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即开始巡游国境和海疆。虽然掩涵着求仙长生的意味，但那种探索海洋，了解海洋，既而征服海洋的豪迈精神也随之而释放。汉武帝在位期间曾9次东巡海疆，其中最少有8次是在山东沿海巡狩。汉武帝多次亲临山东，深深影响着沿海居民，并且带动一方水土的文化倾向。汉代山东海疆弥漫着方术奇说，这与汉武帝的个人喜好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徐福率领庞大的秦朝船队航海东渡，在东邻日本深深打烙上徐福的文化印迹。
海疆风尚。在历史的演进中，居住海疆区域的先民不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风尚，并一代一代传扬下来。秦汉后，封建王朝在全国实行郡县制管理，山东沿海居民都按郡县编制而划分归属，久而久之，一种以政区为标志的海疆居住文化，便在山东沿海的不同地段显示出来。西汉时期著名的海曲县（治所在今日照大古城）的居民表现出一种粗犷豪放的海滨特色；青州海滨居民长期生活在一种读诗书、知礼乐、勤劳作、重乡谊的文化氛围之内；登莱地区的牟平民风最趋直朴，人们以传统道德观念为依托，生活节俭，交往友善，极具君子风度；文登县文教之风传习最久；昌邑的特点是风俗礼教遵循邹鲁，但不拘泥于繁文缛节，虽缺乏冒险，然能平和处事，相安无虞；今滨州、利津、沾化、无棣、阳信地区，过去属于黄河入海区，由于自然条件差，创业艰难，所以利津人保持了更为朴素的生活作风，滨州朴实无华，沾化人则敦厚本分，甘贫乐简，无棣居民同样恪守着“陋舍唯吾乐，贫寒风益纯”的海疆风尚。

民俗风情。山东海洋民俗风情颇具特色。每逢上元灯节，又称元宵节，山东沿海各地都会开展各种各样的节令活动，形成万众沸腾的欢快场面。清明节后踏青时间放风筝、荡秋千，可谓风情万种。还有十分流行的庙会活动（俗称山会），既有农家乐趣，亦有娱乐滑稽戏，处处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意味。更有文人雅士观赏文石，寻觅、收藏、馈增、寄怀，鲜明地透露着海疆雅士文人对大自然静谧之物的书卷情趣和人文情感。

2.海洋的经济文化

山东沿海居民世世代代靠海生活，他们在生产实践中，创造出丰厚的海洋物质文明，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渔业文化。当人类还处于自然觅食的发展阶段时，渔业就已经产生，它的历史远远早于农业。山东沿海居民在渔业经济方面起步甚早。山东沿海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多次出土石网坠和海鱼骨骼，就足以证明这种海洋渔业的久远历程。西周初年，齐国创始人吕尚“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最早把海上产业当作治国资本。乾隆七年《威海卫志》卷4《食货》、民国《牟平县志》卷5《渔业》、乾隆七年《威海卫志》卷9《艺文》、《威海赋》、《利津文征》卷5、光绪十二年《日照县志》卷3《食货》等对山东海洋渔业经济都作了丰富的记载。

盐业文化。追溯盐业开发的历史，最早的启端大约出现在山东沿海。齐国强盛之时，曾把盐业纳入国民生计的产业范围。吕尚初封齐地，就“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自汉代以后，山东盐业始终在国民生计中占有重要地位。汉代在全国设盐官36处，仅山东就有11处。山东盐业文化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制盐技术的不断革新。几千年来，沿海灶民一直在努力提高生产能力，不断改进煮盐、煎盐、晒盐技艺，使海盐生产趋向完善，由此，也丰富了盐业文化。明人王悦的《威海赋》、清人刘学渤的《北海赋》、晚清王崧翰《胶东赋》、利津道光进士张铨的《永门竹枝词》等诗中的咏盐诗词，从中能够品味当时的那种盐场风韵。

商业文化。从姜太公开始，齐国就把商业当作发展经济的主导方针，这个方针伴随着齐国兴亡，一走就是八百余年。齐桓公时，任用管仲为相，利手各种手段来开发海洋，赚取最大利润。受齐国商业政策和经商风气的影响，直到西汉前期，山东始终是商人势力最为活跃的地方，《盐铁论·力耕篇》就说：“宛、周、齐、鲁，商遍天下。”然而，随着汉武帝将盐铁之利收归国有，以及后来对商人势力的百般压抑，以及元朝后，特别是明清开始，国家全面禁海，山东海疆地带的经济在商业方面陷入迟缓发展。直至清代时，登州很多居民开始学习经商。一些人率然出海，闯关东，下江南，在异乡外地开拓商业领域。由此可知，山东的海洋商业文化脉系时断时续，有过辉煌，也长期处于低谷徘徊，比同地的渔盐文化，则凸现出海洋商业文化的贫弱。

3.海洋的山岛文化
山东海域有星罗棋布的大小山峰、海上岛屿和众多的名胜古迹，展示山东海洋文化的自然美的同时，寄托了人们对自然更多的崇敬和人文情怀。
海山文化。位于海滨的山峰往往借助其海山交汇的风貌而知名天下，这些海上名山包含了更广泛的文化内涵。大珠山与小珠山都在今胶南市境内。濒临黄海，是古代密州的海上名山，旧时胶州八景有“双珠嵌云”之说。大珠山还是齐国长城的海上始点，当时齐国以此为南界，修筑起一道防御工事，也为大珠山增添了古老的军事色彩。槎山又名铁槎山，座落于今荣成市南部，峰崖嵯峨，奇险雄峻，古人誉为“大东胜境”。槎山从金代开始闻名。海上七真人中的王处一、郝大通受业于王重阳之后，都曾修炼于查山（即槎山）。成山是山东半岛最东端的一条山脉，又称“天尽头”。成山在齐国时期就已经成名。齐人祭神，设有八祠，其中五祠设于海滨名山，成山所设为“日主祠”。成山一带多有秦皇遗迹，其中著名者为秦宫、望海台和始皇石桥。芝罘山位于烟台市北部海面上，也叫芝罘岛，其山岛就像一个巨大的蘑菇突入海中，其地理形态十分美观。秦始皇曾三次登上芝罘山，在秦时遗物中，芝罘刻石最为著名。崂山，古称劳山，亦作牢山、鳌山。汉光武时，北海高人逄萌在此“养志修道”，“人皆化其德”；东汉末年，一代鸿儒郑玄“尝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青山幽谷之间，至今留有康成书院遗迹。而后高僧法显游历海外，于此登岸著书；全真道长丘处机传教海疆，沿山镌下摩崖诗刻。崂山有“海上第一名山”的誉称。
道家名山。从宗教传播来看，山东沿海属于道教势力的重点发展区域，其文化遗存最为丰厚，几乎海边山谷皆有道家遗踪，而且很多名山皆因仙迹道观而传誉四方，如横亘于牟平、文登两市的昆嵛山，莱州市云峰山、大基山和寒同山，龙口的莱山与卢山等。山东海疆的道家名山是本土文化的典型缩影，其中蕴藏着宗教人文的浓烈气息。

海岛文化。在环绕山东半岛的海洋中，由于岛屿孤悬海中，因而其文化积存产生出不同于陆岸海山的独特风韵。伴随着历代先民开发海岛的深层推移，山东海岛日益呈现出勃勃生机，其中渔港田陌、兵塞墩垒飘散着海上烟火，而神庙古祠、遗冢荒台又封存着历史传说。目前山东沿海共有全国统一编号的岛屿299个，其中有常住居民的岛屿30余个。这些岛屿做为大陆与海洋之间的钮扣，接纳过很多居民和航海者，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海岛文化。
20世纪初威海刘公岛等客的黄包车刘公岛位于威海湾口，距威海陆岸约2海里，全岛面积3.15平方公里。对于威海人而言，刘公岛是他们独有的一所海上花园。从军事及航运角度上看，刘公岛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光绪七年（1881年）威海正式成为北洋水师的屯泊基地，其军港设施就在刘公岛。光绪十三年（1887年）又在岛上建起了北洋海军提督署和大批营房，并调派护军两营驻于刘公岛。两年后，陆续筹建了铁码头、麻井船坞、炮台和水师学堂。从此，刘公岛成为清朝北洋海军的核心基地。1895年甲午海战的失败，刘公岛陷入了悲壮与耻辱的交织中。1930年，国民政府收回威海卫，刘公岛才又回到中国人统治之中。如今的刘公岛保存下了北洋水师提督衙门和丁汝昌的府邸，成为甲午战争的历史见证。

山东海疆分布着许多名胜古迹，这些人文古迹向世人展示了包孕丰厚的名胜文化。琅琊台是一处古遗址，位于今胶南市琅琊镇境内的琅琊山上，经秦朝遗迹而蜚声海内。蓬莱阁是一座古建筑，座落于蓬莱县海边丹崖上，特有的神话传说、仙境情趣、蜃楼幻景、人文游览以及历代传诵的颂词诗赋，使得蓬莱阁散发着浓厚的文化色彩。

4.海洋文化的风格

自古以来，山东海疆就浸润在一种浓郁的学术氛围之中，显示出海洋文化的开放、融合、纳新和隽永的特质。
经学的传播。山东是儒学的发祥地。自孔子创儒学，以六艺教授子弟，鲁国就开始了经籍学术的延传，史称“传经”。齐鲁经学从当时的学术中心扩散到海疆地区，在沿海地带形成了非常浓烈的传经风气。终西汉一代，《易》学大师王同、梁丘贺、费直、王璜，《书》学大师欧阳生、兒宽、殷崇，古文《尚书》大师庸生、张霸，《诗》学大师王扶，《礼》学大师徐良，《春秋》学大师王中、公孙文、东门云、左咸、房凤等人，以及精通五经的王吉，都是海疆学子。东汉末年，终于砥砺出一位博通五经、继往开来的巨擘宗师，这就是以“通学”著称的郑玄。郑玄以其博通全学的综合学问来遍注群经，“至于经传洽孰，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最终达到了两汉经学的最高境界。

学校与书院。汉代经学在山东海疆的传播主要以私家教授为主，从唐朝起，官方开始大力扶植地方学校，山东海疆学校逐渐建立起来。黄县学校是山东海疆最早的地方学校，始建于唐朝开元元年（713年）。除了官办学宫之外，山东海疆的基础教育还主要依赖于众多的书院。书院之制始于五代，盛于宋，山东海疆则从元代起才开始大规模设置书院。从明朝开始，海疆地区的书院多了起来，著名的“东莱书院”、即墨的“东厓书院”，以及昌邑的诂经书院，沾化的南湖书院，蓬莱的瀛洲书院，文登的文山书院，莱阳的泮东书院，黄县的河滨书院，崂山的康成书院等。清朝时，山东海疆地区建置的书院已是星罗棋布，都在当地显赫一时，培养出众多学子。

海洋文学。素有海派诗风的山东海洋诗歌就是一条以大海为视点，以海疆风物为题材的诗派洪流。北魏时，“好为诗赋”的郑道昭出任光州（今莱州）刺史，写下了著名的《观海童诗》，这首诗至今仍然嵌刻在云峰山山崖之上。金元之际，由全真七子组成的道家门派，诗风格调，极具海洋色彩。明代的山东诗人杨巍在海丰，魏伦在利津，刘钦在寿光，范复粹在黄县，孙镇在莱州，王振宗在胶州，胡承烈在日照，都以咏海佳作而名扬乡土。清初，诸城诗人丁耀亢吟唱出一系列海上佳篇，把山东的海上风貌描绘得精彩纷呈，莱阳诗人宋琬、新城诗人王士禛、王士禄兄弟也都用诗的形式来拥抱大海。康乾之间，山东诗人奔赴海疆而观海咏诗，形成一代风气，留下了篇篇佳作，山东海疆诗歌最终积累出丰厚的内容。

海疆道教。山东海洋地区很早就出现了方术之学，齐国方士更是凭借海洋的神秘向世人大肆宣扬蓬莱仙境，鼓吹长生成仙之术。这种神仙方术对中国道教的生成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道教发展过程中，山东海洋始终作为道教传播和修炼的风水宝地，涵育出许多道家精英。金元时期的全真教以“海上七真人”为主体，在道教各流派中掀起一股海疆旋风，至今在道教体系中仍然保留着巨大影响。

兵家文化。从自身安全出发，山东海疆曾经进行过大规模的海防建设，构筑了严密的海防体系。这种海防建设不但体现出军事功能，还从各种角度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海防认识和防御理念，并由此形成了海洋地区特有的兵家文化。

（七）城市文化

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不仅是区域经济社会的中心，而且也是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人文社会的中心。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屈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外来殖民文化的入侵，使山东社会在物质层面上发生了与传统中国社会完全不同的历史变革，这些变革推动了山东社会由传统农业、手工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由此，催生了近代城市的产生，催生了以都市为存在形式的新型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城市的发展变迁史，是经济的历史，政治的历史，也是文化的历史。

1.近代城市的发展
山东历史上的城市，大都为行政中心。近代以前，山东共设置了107个州县，也就是建立了大小不等的107个城。其中惟一不是行政中心的是周村。周村是由一个村镇发展起来的，但它的经济地位却远远超过了一般县城。这样，近代以前山东共有108个城市。有代表性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两条交通线上：一是大运河沿岸的济宁、临清、东昌（今聊城市）和德州；二是沿鲁中山地北麓东西陆路大道上的济南、周村、博山和潍县。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有所改变，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运河沿岸的城市衰落了，而山东半岛沿岸兴起了烟台和青岛两个崭新的海港城市。

商业贸易体系建立。19世纪下半叶，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不断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侵占山东领土并大肆掠夺；通过商品输出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刺激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外来势力的影响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是商品输出，山东经济纳入了与国际贸易扩展相联系的商业体系中。1861年，烟台成为山东第一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至19世纪下半叶，是山东惟一的对外贸易中心，在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以前，烟台是山东境内居住外国人最多的城市。1901年，英国当局宣布威海为自由贸易港，至此各国商人，图无税之利，争相载货前来，带动了商埠区的不断扩展。“不数年间，商贾云集，人口激增”，很快成胶东半岛东端一重要商埠。1904年济南确定为开放城市，设立华洋贸易商埠，允许中外商人居住贸易，成为济南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由此，济南、周村、博山、潍县、济南宁等城市，均成为地区性贸易中心，并通过烟台、上海、天津、湛江等通商口岸，与国内外市场联系起来。

现代工矿企业产生。19世纪晚期，现代工矿企业的产生使山东经济再一次发生重要变化。山东巡抚丁宝桢、张曜提倡创建新式企业，在他们及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的倡导下，山东开办了官办、商办的几个企业，其中山东机器局、枣庄中兴煤矿和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办得较有成绩，而其余的几个都失败了。山东机器局是由山东巡抚丁宝桢于1875年奏请设立的，属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之一。当时开办的几个矿业企业虽然大多都失败了，但提倡、创办和支持新式企业的人们，在重义轻利的孔孟之乡的山东，起了探险路、开风气的作用。

2.城市的商业文化

在山东运河沿岸城市中，明清两代次于临清和济宁的城市是东昌和德州。东昌（今聊城市）历史悠久，春秋时期为齐国聊摄地，秦置聊城县，东昌的商业比临清、济宁起步要晚。一是地理位置局限，二是东昌人对工商业不感兴趣。清初，山西和陕西的商人到东昌陆续增多，历经70余载，耗银5万余两，在聊城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山陕会馆，由此可见山陕商人在此经商的状况。山东运河沿岸的另一个城市德州，位于山东省西北部与河北省交界处。进入清代，德州的商业有所发展，像药店、烟店、当铺、杂货店等逐渐增多起来，但是远逊于运河沿岸其它城市。直到清末民初津浦铁路通车后，德州作为一个重要车站，其商业也没有繁荣起来。

传统手工业活跃。19世纪下半叶，山东经济的变化，一些适合国内市场需要的传统手工业，在国内市场扩大的刺激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中最突出的是周村的丝绸业和潍县的各种手工业，以及济宁的酱菜业和博山的玻璃业等。周村在明代叫周村店，有“居民三百家”，从清初到清代中叶的一百多年中，亦发展成了山东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城市。19世纪末期，不仅鲁中、鲁南一带的丝绸以周村为集散地，就是省城济南集中的茧丝，也运往周村销售。除了集市贸易外，周村的银市街、大街、丝市街、绸市街上，兴起了各种各样的丝店、丝局和绸布庄、绸布店进行这频繁的丝绸交易。潍县的手工业除土布业、铜首饰业、刺绣业等外，最有特点的是仿古铜器和嵌银漆器两种工艺美术产品。极盛时的仿古铜作坊达20余家，其产品有卣戈、剑、佛教、吉庆钱等300余种，销往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和日本、欧洲诸国。嵌银漆器《西湖十景》屏曾获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最优等奖。济宁最富盛名的酱菜作坊是玉堂酱园，是有“七行”、“八作”和一酒房的大产业。玉堂酱园不仅生产的酱菜有名，还生产各种露酒，如万国春、丰年乐、合家欢、醉重阳、满庭芳、玉芙蓉、冰雪露等，有几种酒还在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和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得了奖。博山是山东陶瓷和玻璃手工业生产基地，其陶瓷和玻璃制品广为欧洲人赞誉。这些器皿的制作几乎完全是家庭手工业，但也有较大的手工工场。据记载，19世纪60年代末，博山的玻璃工厂和琢磨艺术玻璃的作坊，就有工人500余名。

商业结构不断变化。胶济铁路通车和济南开埠后，其商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19世纪下半叶，以沿海港口城市为中心的国际国内贸易体系的建立，使更多的洋货输入山东，内陆各城市的店铺中充满了各种洋货，改变了传统的商品结构。1867年的济南，店铺商品中有俄国货，也有英国货，洋货充斥市面，清一色的土货现象不复存在了。新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必然推进商业不断产生新的行业。民国前期，济南经营粮食、棉花的商人队伍迅速扩大，逐渐形成花行、牛栈、粮栈、炭业、洋货业以及保险业、木材业等商业新行业。随着济南工商业的发展，近代以来先后有一些南方各省商人来到济南，建立了闽会馆、河南会馆、安徽乡词、江苏会馆、江南会馆、湖广会馆等，显示了商业文化的规模。

青岛市的商业，在民国前期也有较大发展，与其它城市相比，又有其自身特点。一是外商控制操纵交易市场。民国前期至20世纪20年代末，青岛市内先后设的证券、纱布、土产、钱钞四大交易市场，隶属青岛取引所信托会社，然而，该会一直被日本人操控着，直到1930年中国民族资本设立了青岛物产证券交易所后，这种局面才基本改变。二是外商称霸金融业。民国前期，青岛先后有二十余家银行，但主要由日、德等国外商垄断。三是华商量多资少，在生活类商业领域有较大市场，如经营家具类、卫生类、纸张印刷类、化学电器类等。各业之中，饮食类最为发达，全市近1300余家；其次为日用类，计540家；再次为服装类，约有540家。此三项从业人员即占全市商业员工7／10。
民国前期，烟台、潍坊、济宁等城市商业也有新的进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城市规模的扩大，至1933年，烟台市有大小商号3500余家，其中“洋商约百余家”，较1918年增加500余家。潍县自清代以来即为山东腹地工商经济重镇，1932年，全县大小商号已达3000余家，交易总值不下4000万元，比1919年前增加了2倍多。1926年的济宁城厢各商号已增至250余家，比1918年增加了5倍，经营销售、运转销出兴旺。主要货物有羊皮、黄狼尾、茶叶、红枣、药材、洋线、绸缎、烧油、纸张、洋油、玻璃以及各类杂货等，此时期的济宁已成为鲁西南地区商品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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