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仲勋特爱孩子的缘故，所以他特别重视从严教子。我们的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红布鞋，就是在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
本文摘自《老人报》2011年12月14日A28版，作者：齐心，原题：我与习仲勋风雨相伴的55年
编者按：齐心是习仲勋的夫人，河北高阳人，1926年出生。1939年，齐心随姐姐来到山西屯留“抗大”，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此后到延安学习。1943年，她在绥德师范做学生工作时，与习仲勋相识，次年结婚。2000年，齐心写下回忆录《我与习仲勋风雨相伴的55年》，文章被收入中国文史出版社的《大往事》一书中。现节选如下。
如果把人生比作长河的话，相伴55年，可算是共同度过大半辈子了。
1943年4月，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当时，我是带队人之一。而正是在我经西北局到绥德地委转党的关系时，知道了习仲勋的名字。那是在绥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观”大院里，崭新的红绿标语贴满了墙上，上面写着“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领导工作”等。我由此而知，仲勋同志就是刚刚到任不久的绥德地委书记。
和仲勋的相遇是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时，看到迎面而来的仲勋，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了我，亲切地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搞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也笼罩在绥师的上空。习仲勋对此非常重视，把我和姚学融、白树吉等学生代表叫到地委谈话。在仲勋工作的窑洞里，他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提醒我们，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并循循善诱地对我们说：“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位也会被怀疑。”这次谈话，仲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便是见不到面时，他也经常给我写信，仲勋对我的信任，无疑是对我的一种鞭策和鼓励。
这年冬天，他正式向我谈到了婚姻大事，写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并请李华生、宋养初和我谈话，帮助我打消心中的顾虑。仲勋还告诉我，“抗大”总校教育长何长工同志曾写信向他介绍我，说他认识我的姐姐，而且见过我的父亲，说我是到延安后才长大的。仲勋让我写了一个“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相当简单。在当时，我对仲勋的历史却不了解，他只在信中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是陕甘苏区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在绥德结婚。
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我们举行了婚礼。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来了不少，都向我们表示庆贺。那天，时任绥德地区保安处长，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布鲁同志还给我和仲勋拍了两张相片留念。
婚后，仲勋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在艰难的岁月里，作为革命的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的过多关照。这一年的夏天，我在绥师刚毕业，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
1947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组织上为了能让我和仲勋见个面，让我随同以西北局副书记马明芳为首的慰问团去安塞参加祝捷大会，同去的还有马明芳的夫人马淑良。当仲勋惊讶地见到我时，他非常生气，当着众人严厉地批评我说：“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我为之一怔，但马上意识到自己实在不应该来这里，影响太不好了。随后，他还对我说：“如果战争持续十年，我宁可十年不见你。”此时，我不仅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批评，而且暗暗为他伟丈夫的气概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