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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并非“小朝廷” 大半个中国仍属弘光政权统治

[日期:2013-01-05]   来源:齐鲁宋氏文化网-齐鲁宋氏-宋氏协会-临沂宋氏文化协会主办  作者:齐鲁宋氏文化网-齐鲁宋氏-宋氏协会-临沂宋氏文化协会主办   阅读:36[字体: ]
         南明并非“小朝廷” 大半个中国仍属弘光政权统治
 
提示:本文重点:南明仍统治黄河以南,明代疆域,对孔子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对宋朝改革的历史意义,对奴隶及封建社会的划分异议等,可参考。
甲乙一瞬
中国史学义理古史分期明末的高度当时事,当时语“甲”为甲申年,“乙”为乙酉年。两个年份紧挨着,在干支中分列第二十一、二十二位。干支历时,六十年一轮回,每六十年总有那么一次“甲乙一瞬”,本无甚特别。然而有一回,连续发生塌天大事,宇内骚然,时人遂每以“甲乙”连而并称,作为那特殊历史时刻的标识。
其时去今,将近四百年。不知不觉,甲乙二字,命运各异——前者仍大大有名,国人但曾念过中学,无有不晓;后者却已知者寥寥。
那甲申年,换作公历便是1644年。
皇帝煤山自尽。未足两月,李自成仓皇西去,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则由吴三桂导引,入了北京。

如今,以上情节一经提起,每个人都想到四个字:明朝灭亡。历来的史家、教科书或辞书,一致作此表述。大家不妨找一本《现代汉语词典》,翻到第1853页,其附录“我国历代纪元表”凿然写着:
明(1368-1644)
该词典的权威性不必置疑,它里面每个知识,均来自既有之定论。所谓明代在1644年或甲申年终结,也是一种定论。
然而,定论不代表正确。曾是定论而遭推翻和丢弃的例子,多到不胜数,地心说和日心说便在其中。眼下,1644明亡之说是否如此我们不急于断言,而先看事实。
甲申三月十九日清晨,崇祯自缢,同日,北京全城彻底告破。明朝经过四十三天无君状况,五月初三,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宣布监国,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年号弘光。以史可法(稍后改马士英)为首的新政府,随之受命、履任。
以上百字,若有一字不合于史,幸为指出。如无可疑,它的内容则很明白:明朝这套系统并未因崇祯殉国而死机、崩溃,不久便在南京重启、恢复运行。
顺带说明:崇祯之死,固如木坏山颓,但类似局面在明朝却并非第一次经历。正统十四年,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于土木堡被蒙古人活捉,掳往大漠,其弟朱祁钰由于谦等人拥戴代其为君,也即景泰皇帝。较之“土木之变”,甲申事态虽更严重,问题实质却并无不同。古时视君犹父,喜欢说天下安危尽系君身之类过头话,其实,既没那么夸张,也没那么脆弱。帝制表面热衷伦理的煽情和歇斯底里,骨子里则不乏理智的考虑和设计,备有应对危机的各种程序,一旦有事,适时启动。朱祁镇被捉后如此,朱由检自尽后也不例外。
故尔,崇祯的死根本不曾让明朝的钟摆停摆。它运转自如,立刻产生一位新的皇帝。朱由崧的践阼,其手续及过程,与先前十几位朱明皇帝略无轩轾。从道理上说,如果认崇祯是明朝的合法皇帝,便无任何理由否定弘光皇帝的同样地位。然而,我们诸多史著却执意在崇祯后面画上句号,将朱由崧的存在抹去。
 
大家可以留意所有涉及弘光朝的今人著述,不拘专著与论文,对它一律不复称“明”,而添一字写为“南明”,意犹未尽者,往往则额外缀以“小朝廷”的字样。
不称“明”而称“南明”,意在划一条线,将弘光朝从明代正统历史排斥出去。不过,既然弘光京师事实上从北京移到南京援晋室迁建康而称“东晋”、宋室迁临安而称“南宋”的例子,称“南明”也未尝不可。关键在那个“小”字,它表示了轻蔑,暗含弱小、不足道之类意思。问题是,弘光政权真的是“小朝廷”么?对此我们若用地图来回答,想必是可靠的。
甲申五月初三,与朱由崧在南京监国同一天,多尔衮占领北京。这固然是不小的成果,而其分量却被后人依自身经验过度夸大了。在现代人看来,攻克柏林当然意味着纳粹德国土崩瓦解;“文革”间,红卫兵也曾写诗,抒发有朝一日占领华盛顿、以宣告资本主义被彻底埋葬的想象。然而在冷兵器时代,国都陷落远不构成这种震撼和意义。晋室丢掉洛阳,仍可在建康继续存活,存活时间甚至比西晋多一倍而有余。失去汴梁后,南宋也延其一百五十二年国祚,较北宋仅少了十五年而已。所以,若以为满清得了北京,便等于得了中国,那是现代人的理解。
真实情形如何?真实情形是,从满清占领北京起,直到这一年年末,它所据有的中国之地,不过河北、山东两省而已。之后,亦即乙酉年一月中旬,满清经潼关之役击溃李自成,也仅仅是再将晋、陕收入囊中。时,如果朵甘思、乌思藏两个宣慰司不计在内,只看中国本部,明朝疆域计有十五省份,自北而南为北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今湖北、湖南)、江西、南直隶(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和云南。此十五省,除冀、鲁、晋、陕及河南北部落满清之手,大半个中国仍处弘光朝怀抱。它在整个黄河以南的统治,从河南南部、苏皖北部起,直到赣、浙、闽、粤、桂、滇、黔,都还保持完整有效性;而四川与湖广之大部,因陷动乱,已成瓯脱,统治有效性大打折扣,但建制犹存、官吏俱各在任,至少名义上仍属明地。
将此情形标于地图,不知是否仍有人觉得弘光政权是什么“小朝廷”。
小朝廷”云云,盖出于满清的矮化。从它来说,既以入主中国为目的,则必然将“入关”作为分水岭,对之前明朝权力及历史给予承认,之后的则通通抹煞、打为“伪朝”、“伪政权”。它最终是通过修《明史》,做到了这一点。这部由清朝官方编定的史书,将明朝祚命强行截止于崇祯之死,将朱由检定为明代末代皇帝——由此,“明亡于甲申”遂为“定论”。也就是说,明朝终点位于甲申年的说法,完全来自满清。
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这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清廷寿终正寝已经一个世纪,至今史家史著却仍效其腔调。剔除满清视角、还原事实,明朝画上句号的确切时间,应为乙酉年五月十四日(公历1645年6月7日),地点南京。是日,明京营总戎、忻城伯赵之龙及礼部尚书钱谦益、魏国公徐允爵、大学士王铎等迎降于清军统帅多铎。
诸记曰:“忻城缒出,见于营,议进城事。”(《江南闻见录》)“礼部尚书钱谦益、总督京营戎政忻城伯赵之龙奉书女直,以南京降。”(《金陵野钞》)“之龙、谦益奉舆图册籍,冒雨淋漓,褰裳跪道旁。”(《小腆纪年附考》)
此为明亡时刻的确切性,在于投降的方式和过程相当正规。之前满清占领北京,大批明朝官员归附,均属个人行为,而南京之事则无疑发生在官方层面——降前经过磋商、有正式投降书、献出政权象征的地图和档案,满清一方也举行了正式受降和入城仪式。
以后事实也证明,虽然浙、闽、粤、滇等地仍有明朝残余力量,却都陷于流亡状态,真正沦为“小朝廷”。所以,作为稳固、有效的国家权力,明王朝的确自乙酉年五月起不复存在。
至此我们可以了断:所谓的明朝亡于1644甲申年,是一个伪说。
本文摘自《中华读书报》2012年06月13日13版,作者:李洁非。
 
                中国史学
甲乙一瞬”问题,是有关中国史学的一个挺好的例子。
论到史学的发达和对史学的重视,世上再无别国能跟中国比。从二三千年前开始,史籍编修从未中断。皇皇《二十五史》,上自三皇五帝下迄宣统,完整无缺。这成就有多惊人,只须看看其他文明之古老悠久与我们相埒的国家,即可了然。比如印度,他们对自己中古时代的了解,居然不得不仰仗中国人玄奘所写的《大唐西域记》。
所以梁启超曾经盛称:“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中国历史研究法》)
然而,就在同一本书,却又说:虽然史学如此发达,中国恰恰还品尝着“历史饥饿”。“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孔子,而二千年无不播其毒。”“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
看来,中国史学源远流长、洋洋大观、巍峨壮丽,是不错的;只有一条,弱于客观的性质,用通常话讲:真实度成问题。谈到这个短处,鲁迅态度激烈得多,一言蔽之为“瞒和骗”。他在《狂人日记》里对中国史籍的抨击,尽人皆知:“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平心以论,中国史学的贡献和伟岸,还是第一位的。从古到今,品质高卓、学识淹博、披心沥血的良史,在中国层出不穷。不过,对于本原事物的不尊重以至玩忽,确实是一种习惯。这多源自三点:一、以道听途说和想象代替实证;二、为着道德伦理上的理由涂抹事实;三、故意造假。中国的三代以上的历史,基本只能作第一种情形看。孔子《春秋》既开了第二种先河,也是典范。而刚才所讲“甲乙一瞬”,明摆着是第三种,另如明成祖朱棣篡位后重修《太祖实录》,也是“故意造假”的名作。
除了故意造假,古史在客观性上的瑕疵,一般是可谅解的。古今文化精神不同,这既不能强求,也要充分接受。因为那显然并不是像今天这样一个科学如此成熟的年代,许多方法和意识无从苛责。例如司马迁,置诸纪元前整个世界,无疑当属最好的史学家,但他用于《史记》的方法,从科学眼光看,也不能免于文艺化的疑诮。然而,不苛责古人的同时,我们究竟不可忽视传统的种种影响。换言之,客观意识的淡漠,很容易变作我们史学上的一种习惯,乃至根深蒂固。正为此,刚接触到科学精神历史观后不久的梁启超,才痛感史学发达的中国其实面临着“历史饥饿”:“当知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距他这番痛陈,又历将近一百年,而情况如何呢?
义理
中国史学一直不能摆脱一样东西,我们姑名之“义理”。这便是梁启超所说“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
这个思路,是我们史学的鼻祖孔子开辟的。他老先生作《春秋》,终极目标不在历史事实本身,而在“使乱臣贼子惧”。因而,写的虽是史书,讲的却是伦理政治。为此,他还发明了独特的叙事方法,在表述某事时,通过字眼的斟酌,赋予事情严格的伦理内涵,此即所谓“春秋笔法”。后来好些史家膜拜这种“书法”,用于自己的写作,津津有味。因为不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而是嵌义于字,《春秋》这史书,一般人要么看不明白,要么容易误读;为使它通俗化,一些学者不得不专门为它作“传”,将所述何事、所言何意,另予陈明和诠译,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左丘明《左传》,其他还有《谷梁传》、《公羊传》。
最终这竟造成了《春秋》身份的可疑——论到中国史学的渊源,大家都认《春秋》乃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可是,汉代的今文派儒师却坚称,“《春秋》乃经而非史”。它到底是“经”还是“史”呢?真的没法分清楚。因为,它的确把两种不同东西搅在一起——既是某一门派的强烈思想主张,又是本应努力剔除主观、对事实原本道来的史撰。难怪梁启超抱怨:“孔叟既有尔许微言大义,何妨别著一书,而必淆乱历史上事实以惑后人”,你老先生有什么话,分开说好不好,何苦这样浑水摸鱼?
但是,不能只揪着孔夫子不放,屎盆子扣在他一人头上。孔家店的打倒,眼看就要百年,“明道”、“经世”一套古调不弹久矣,史学之书法、路数亦不复是什么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然而,“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有变乎?恐怕没有。纵有所变,大约只是一套义理换成另外一套。所以,我们虽可怪罪《春秋》是始作俑者,却没法把对义理的痴情、迷恋都归于孔子。根子还是在于思维方式,还是在于觉得“事实”之上可以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而不情愿唯真唯实、尊重客观,老是割舍不下那么一点价值好恶,以为它比天大,比事实还要宝贵。1978年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历来推重其政治意义,其实,其他事情例如中国史学的症结,何尝不在此。
 
古史分期
直面历史的实际,而非先验、先入为主的义理,是很迫切的需要。其迫切性,借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就可以了解。
中国传统史学,一来是王朝史,二来因为目的在于供统治者镜鉴而主要是一部治乱史。它没有社会演进的概念,不知道通过历史追寻、探索文明的发展和规律。本来,这正是揖别旧史学后,现代史学应予开拓和有所建树的领域。然而迄今为止,对中国四千年左右(从夏代算起)的历史,我们究竟拥有怎样的认识呢?
不知如今中学历史讲些什么,依照当年我自己在课堂上所被告知的,从春秋到1840年这两千多年,中国都属于“封建社会”。实则自嬴政这位“始皇帝”起,中国就废止了封建制,汉代初年略有反复,不久也彻底取消实封,以后历代封王建国都仅为虚封,亦即受封之王有爵号有封地,但并非政治经济上的独立国。1973年8月5日,有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云:“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说得很明白,秦以后中国已无封建制,“百代”所行,都是嬴政始创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君权制)。那为什么教科书无视这一点,仍将中国冠以“封建社会”“封建时代”?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建立了一个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大阶段的社会发展史模型。本来,这番总结依据的主要是欧洲史,那里直到近代资本主义之前,确实处于完整的封建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曾系统研究过中国的历史,不了解帝制中国形态,这本来没什么,可由于那模型被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义理,不许旁生枝节,封建形态明明已经荡然的帝制中国,便只好担了“封建社会”的虚名。毛泽东主席
其实,以中国历史实际,不单“封建社会”是穿凿,连“奴隶社会”的存在,也不能从史料上落实。顾名思义,“奴隶社会”即应以奴隶制为社会基本关系,但至今不论文字上还是器物上,我们都不能完全地证明,中国曾经有一个奴隶制阶段。否则,其始于何时、崩于何时,历史上会有确切的标志和概念,可是并无任何历史学家对我们能够以此相告。郭沫若曾将一些论文编在一起,取名《奴隶制时代》,但里面论述多不令人信服。我们见到的常常是一些字形字义的诠释,某字像是奴隶情形的表现,某字有受人奴役的含义等。他唯一肯定的结论是:“殷代是奴隶制”,但即使在殷代,连他自己都说:“‘当作牲畜来买卖’的例子虽然还找不到,但‘当作牲畜来屠杀’的例子是多到不可胜数了。”我们知道,奴隶是奴隶主的财富,是奴隶主的生产工具,奴隶主拥有奴隶绝不是为了用来杀掉的,如果连买卖奴隶的迹象都找不到,却以“当作牲畜来屠杀”为奴隶制存在的证据,那么中国及世界上的奴隶制不知要延续到何年何月了——希特勒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不也是“当作牲畜来屠杀”的吗?
上述分期法用于中国,十分误事,它妨碍我们对自己历史取得切实认识。大大小小十几个朝代,都扔在“封建社会”一只筐子里,史家目光所在,俱为义理所规定的“封建共性”,而各代的差异、所发生或面临的独特现实,以及朝代间问题、主题之嬗替、移易和变异,均无从给予专深的注意与研究。至今,中国历史究竟走过哪些阶段以及如何走过,比如:何时算是我们的上古、何时算是我们的中古、何时算是我们的近古,概念全无,而只有一个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封建时代”。如此,中国历史循何而来,怎样走过每一步,无人说得出。
尤其那些制度和文化有变化,社会经济、社会生活出现新因素、新形态的重要朝代,我们的工作非得以抱愧来形容。比如宋代,很长时间里,它对于我们似乎只意味着宋江、秦桧、软弱、屈辱、存天理灭人欲之类字眼。实际上,它是一个真正孕育了变革和转型的大朝代,是预示着近古曙光在东方出现的朝代。它的意义,堪比欧洲文艺复兴;它的文化和学术,为汉代以来最丰厚、最重要,而对中国思想价值的影响,亦不逊于宗教改革对西方思想价值的影响。我自己是由研读明史,而曲折领略了宋代的意义。那些研读,屡屡把明代的根指向宋代,无论社会、文化和精神思想;明人承自于宋而为之感念的情怀,随处可见。如余怀那本写于清初,名曰“狭邪”实为文明悼亡之作的《板桥杂记》,“聊记见闻,用编汗简,效东京梦华之录,标崖公蚬斗之名。岂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哉!”这东京梦华之录,便是孟元老南渡之后,为繁华汴梁献上的追忆。然而,这样的情怀,我们今人不必说感同身受,只怕连稍稍明白也难;那是因为,明人所了解所懂得的宋代的意义,在我们这儿是几乎断线、失传了。而在义理的执着中,中国历史被隐匿和消遁的意义,当然远远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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